探讨人生观的思修论文(2)
探讨人生观的思修论文篇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的社会性，强调其对家庭、国家的责任，重视用道德力量约束人;关注人的现世、重视人的生命、强调人的名节，它对中国人格的塑造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人生观;现实;生命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42-02
社会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生的导航，指引着人的发展方向，塑造着国民人格，所以不可不认真对待。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价值观至今对国民仍有影响，反思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对我们认识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一定意义。
一、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看法
(一)人性观
中国传统社会对人性的认识有四种：即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性有善恶论。战国初期人世硕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善”和“恶”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而要保持和发扬这种先天的本性，还需要养：后天养之善性，则是善性不断增长;养之恶性，则是恶性不断增长。战国中期的告子、告不害则认为，人性无善恶，善与恶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对我国传统社会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的性善说和法家的性恶说。对我国传统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性善说。战国中期的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也认识到人心与生俱来的善端要形成为道德观念还需要后天的培养，就是他说的存心、养性(存心就是存养这些善端，养性就是培养这种善端，使其不断发挥完善)。后来，又有“性三品”之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
对我国传统社会影响较大的另一个人性学说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人性恶论。韩非子的人性恶论师承荀子。战国中期的荀子认为，人人都有欲望追求，这是性中自有，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韩非子师承荀子人性恶思想并把它发展到极致。认为，人性是恶的，人性自私且不可改变;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利;一切人包括亲人之间的交往都是一种利益算计关系。
(二)强调人的社会性、道德义务
中国传统文化不讲人的独立性、自由性、个体性，而强调人的人伦性、社会性：不重视人的权利，只强调人的社会道德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社会性，强调人伦关系，这种人伦关系主要指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五伦，其中最主要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三伦。君臣是一种政治关系，要求君慈臣忠，后来发展为“君为臣纲”，越来越单方强调臣对君要尽忠。父子、夫妻都属于家庭关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血缘关系、家族责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关注的内容，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现世、重视生命的表现。
每个人都作为人之子(女)、人之父(母)、人之夫(妻)、人之兄(弟)等角色而存在。男性之长是家庭的家长，执掌家庭一切大权，对子女有绝对的权力，对外则要对帝王尽忠，承担家族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子女要孝顺父母，不孝要受法律制裁;妻子要遵从丈夫，否则可能被扫地出门。更为重要的是，男性(包括其妻子)对家族要承担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重任，男子无后是最被人耻笑的，作为妻子如果不能完成这个责任很可能要被清除出去。
二、人生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把生命、功名作为人生最主要的价值，加以追求。
(一)生命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重现世，强调生命价值观。首先，表现为珍爱生命、追求长寿。福、寿、禄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三个价值目标，“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对人最为美好的祝福。百姓中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信念，有在艰难困苦中顽强生存的生命力。道家炼丹妄图求长生不老，帝王被称万岁希望自己永驻于世。其次，表现为重视传宗接代，追求多子多福。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族观念、强调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家族实际上就是个人生命的放大，传宗接代就是个人生命的延续，多子多孙意味着生命的强大。中国传统文化讲多子多福，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子绝孙则是对人最为恶毒的咒骂。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中国人注重功名，希望流芳百世，名垂青史，重视立功、立言，讲求功成名就，这实际上是生命价值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立名、立功、立言是生命延续的表现。
(二)伦理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把政治与伦理结合起来，强调“以德治国”，注重教化，促进了伦理价值观的形成。
重名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德治国”，讲求政治伦理，所以非常强调人的道德品质、道德形象，并依此把人分为圣人、君子与小人。小人意味着对人格的否定，圣人不是谁都做得，君子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是志士仁人追求的理想人格。所谓君子，从内在上说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外在上看能够坚守道德原则、以德行立世。名节、气节是对这种德行操守的一种褒扬，所以志士仁人一方面追求“内圣”，即内在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则高度重视自己外在的名节形象。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于谦说：“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重名声。在强调“以德治国”的传统社会，道德人格是最基本的人格，道德评价是对人格最根本的评价。“忠”、“孝”、“节义”之类的道德评价是对人格的肯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知廉耻”之类的道德评价则是对人格的基本否定，“不要脸”则是对人最为羞辱性的谩骂。在稳定性超强的熟人社会，一个人一旦遭到道德上的否定，就很难在世上立足了，所以有“吐沫星子杀死人”之说。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们格外重视自己的名声。“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流芳百世，是中国人的追求。
(三)政治价值观
中国传统价值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认为人的最大价值体现在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法家崇尚“势”即权力，都把掌握政治权力视为最大的价值所在。
1. 重功名利禄
传统中国人重名，罕言利、羞于谈利，但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不重视利，而是把它与政治追求结合起来。一来，这与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关。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靠从商获利，机会不多，而且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即使有了钱，也不被尊重，谈不上名望。二来，这由传统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的礼制制度决定。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认为人的最大价值体现在治国、平天下;法家崇尚“势”即权力，把掌握政治权力视为最大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礼制社会根据人的政治地位把人分为几等，并把一个人的物质待遇与其政治等级、权力大小结合起来：政治等级越高，享受到的各种规格待遇就越高，即所谓高官厚禄。所以，把利禄与功名(即政治地位)结合起来，追逐权力、追求功名利禄就成了传统中国多数人的价值诉求。
2. 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从政价值观的高境界，仁人志士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一些从政者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些从政者则视“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的社会性，强调其对家庭、国家的责任，重视用道德力量约束人;关注人的现世、重视人的生命、强调人的名节。生命的长度表现为寿、多子多孙、香火不断，甚至功名留世;生命的厚度表现在功德大小。所谓功德在传统文化中往往表现在政治上的贡献。政治上的功德本义在治国、平天下，但对一般俗者而言说，往往表现为追求富贵利禄。有了政治地位自然就有了利禄，有了富贵。长寿、子孙满堂、利禄及随之而来的富贵都拥有了，对中国人来说人生就美满了，这种美满常用一个“福”字来表达。《尚书?洪范》把美满人生归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汉朝桓谭《新论》又把人生五福概括为：“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福、禄、寿 “三星高照”是传统中国人最美好的祝福。
关注现实，重视生命，锻炼了中国人对人生苦难的耐受性;关注现实，注重名节，使中国人有很大的牺牲奉献精神。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又使中国人缺乏对现实的超越，缺乏坚定的精神信仰和人生坚守，易于随着统治者思路的改变而随波逐流，随着社会约束的减少而放纵私欲，无所顾忌，从而也影响了社会软实力的提高，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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