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周边关系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探讨中国周边关系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从鸦片战争爆发到21世纪，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一直紧张。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探讨中国周边关系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探讨中国周边关系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
《浅析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走向区域整合的新阶段》
[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跨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周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日益拓宽加深。然而，随着区域次区域合作渐成主流，多方战略角逐态势日益突出，竞争可能向恶性方向发展，从而有损于地区和平、发展、稳定、和谐的共同利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势将走向整合的新阶段。
[关键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区域合作;区域整合
中国的周边按区域划分，主要由东亚、中亚和南亚三个区域组成。经过3O年改革开放，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在近20年的全面改善和发展之后，正在步人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越过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建设和谐世界的设想将获得更加坚实有力的战略依托，整个亚洲板块在全球力量分布中的上升态势将变得更加突出。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开始于1989年中苏(俄)关系正常化。在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大力开展睦邻外交，把与周边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作为首要目标，使传统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分别签署或发表了面向2l世纪的双边战略关系框架文件，如中印(尼)《关于未来双边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2000年5月22日)、中越《关于新世纪全面合作的联合声明》(2000年12月25日);与蒙古、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巴基斯坦、韩国、哈萨克斯坦等邻国分别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友好合作关系。《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中哈21世纪合作战略》、《中吉2004—2014年合作纲要》、《中塔关于发展两国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为发展“跨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制定了战略规划，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通过和平谈判与平等协商，先后与巴基斯坦、俄罗斯(前苏联)、老挝、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等邻国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妥善地处理边界问题，缔结了相关协定。中国与印度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于2005年4月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实现基本平衡。这些重大举措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跨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扫除了历史性障碍。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趁着与周边国家“跨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在大力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与和推进周边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2001年6月l5日，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在沪举行，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将1997年创立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升级为一个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地跨欧亚大陆的新型区域性国际组织。同时，中国通过加强“10+1”(东盟+中国)机制，促进“10+3”(东盟+中日韩)机制和中日韩合作机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了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程。中国于2003年作为次区域外的大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由东盟十国、中、日、韩、澳、新、印(即10+3+3)参加的首次“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把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带人新阶段。
2007年4月，中国首次作为观察员国出席南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第十四届首脑会议，宣布中方愿与南盟探讨建立扶贫合作机制，建立中国一南盟减灾救灾合作定期会晤制度，交流减灾经验和信息，加强和南盟国家的人力资源培训合作、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南盟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经贸、能源等领域合作。
总体看，经过20世纪最后10年和2l世纪头几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从全方位构建战略关系框架、开创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阶段，进入扎实推进务实合作、深化区域次区域整合、加强利益共同体建设的新阶段。
二、周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日益拓宽加深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之所以需要转入扎实推进务实合作、深化区域次区域整合、加强利益共同体建设的新阶段，是由于经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周边区域次区域合作已经全面展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从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次区域)方向看，多个合作机制交织发展。从20世纪9O年代至今，东亚地区已经逐步形成50多个区域次区域对话合作机制。其中，中国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和机制主要有五个：一是“10+1”机制。该机制启动于1991年7月，中国时为东盟的磋商伙伴;确立于1996年7月，中国时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经过发展，该机制逐步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合作平台，包括领导人会议、9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个工作层对话合作机制。经济合作从一般经贸往来到自贸区建设、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推进，安全合作则从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扩展。二是“10+3”机制。该机制始于1997年1月，形成于1998年，并从2000年开始转入具体领域的合作。在2007年11月举行的第十一次峰会上，东盟与中日韩签署《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和《2007—2017年合作工作计划》，明确了未来lO年在政治安全、经济金融、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的任务，以此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三是中、日、韩对话合作机制。该机制是在“10+3”机制带动下逐步发展起来的。2003年10月，三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10+3”会议期间，正式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确定了14个具体领域的合作意向，明确了三方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方向和目标。2007年1月，三方达成了保持现有“10+3”框架下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建立三国外交高官定期磋商制度，启动三方投资协议谈判，探讨建立三方质检磋商合作机制等8点共识，同意继续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并将印、澳、新纳入其中。四是东亚峰会。2005年12月的首届东亚峰会把会议的性质明确界定为“开放、包容、透明的外向型论坛”，把政治安全问题作为峰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主张东盟在东亚峰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等。2006年的第二届东亚峰会重点讨论了能源、朝核等具体问题，“论坛”色彩进一步增强。2007年11月的第三届东亚峰会，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新加坡宣言》，加强在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五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fAPEG)。这个合作框架覆盖整个东亚地区，从1993年召开首次首脑会议起，在后来的15年间不断为各国领导人加强对话交流和形成共识提供了重要平台。2007年9月，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讨论了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多哈回合谈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重要议题，通过并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公布了亚太经合组织合作计划和倡议。
从中亚方向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基础进一步夯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的带动下，经过“上海五国”机制5年(1997～2001)和上海合作组织5年(2002～2006)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以欧亚经济论坛为纽带，合作机制日趋完善、沟通渠道更加畅达、彼此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新局面。从上海合作组织的进展看，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安全合作不断深化。2007年8月，各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行动计划》，并举行了代号为“和平使命一2007”的联合军演，联合反恐演习已呈机制化趋势。同时，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人文合作、教育合作也迈出了重要步伐，先后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与实业家委员会合作协议》。随着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伙伴也不断增加，印度、伊朗、巴基斯坦、蒙古等成为观察员国。此外，2005年启动的欧亚经济论坛，作为一个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加强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新的机制，将每两年在西安举办一届，以便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之间及与其他相关国家形成更密切的经济互动关系，开展更务实的合作。2007年11月举行的论坛第二届会议发表了《西安共识》，各方将共同致力于在本地区能源、旅游、教育、金融以及地方政府合作等方面展开全面、广泛、持续的合作。
从南亚方向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突破。2007年4月，在印度的积极推动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第十四届首脑会议制定了对孟加拉、不丹、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等四国的关税补偿机制，并给予财政、法律、行政等管理援助;宣布将成立南亚大学、粮食银行和南亚发展基金，以推动地区在教育文化、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印度承诺在2007年底前向经济最不发达的南盟成员国开放市场，免除其产品的进口关税并放宽人员签证审批。
三、区域次区域合作亟待协调整合
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覆盖整个亚洲地区的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亚洲论坛等诸多机制共同存在，并行发展，相互交叉，彼此竞争。这种态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继续发展，有利于各国扩大共同利益，增进合作和拓展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继续贯彻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方针，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区域合作，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和谐的地区环境。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客观地看到，如此众多的组织机制之间已经初步形成了相互竞争和牵制的局面。特别是随着区域次区域合作渐成主流，有关多方谋求更多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意识已经明显上升，战略角逐态势日益突出。
美国在亚洲西线，推出“大中亚”计划，力图以此整合中亚和南亚，并继续推动北约向亚太延伸;在亚洲东线，美国于2006年向菲律宾提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第二届东亚峰会未果，在当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越南会议上提出建立由东盟以及亚太21个国家和地区成员共同参与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构想也被搁浅，又设想单独举办美国—东盟峰会，积极谋建“亚洲新秩序”，力图防止美国在东亚主导地位受到更大削弱。日本安倍政府强调“自主外交”，福田政府主张对美和对亚洲并重的“共鸣外交”，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以及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战略意图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外引内联，与中亚五国建立外长对话机制;强化与东盟的合作，双方初步定于2008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纳入东亚峰会;与澳大利亚签订与日美结成一体的安全合作协定;呼吁日、美、澳、印等亚洲所有的“民主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大亚洲”，构建横跨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的“民主和繁荣之弧”。俄罗斯在亚洲西面也强化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的主导，特别是积极推进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合作，以平衡中国在上合组织乃至整个中亚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印度更加积极地推行“东进”战略，在第二届东亚峰会上与东盟国家就争取尽早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与泰国、越南等湄公河流域五国就加强合作、促进交流等问题达成一致，还提议建立更广泛的亚洲自贸区，迫切希望借机加强与东亚各国的联系甚至影响东亚合作进程。东盟在成立4O周年之际签署了《东盟宪章》、《东盟环境可持续性宣言》、《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呼吁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民主，希冀在2015年形成类似欧盟的单一市场，使东盟摆脱松散机制，向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组织转变，全面提升一体化水平，为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条件。此外，随着朝核问题在2007年初步走上解决轨道，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和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有关各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角逐也已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从长远角度看，如果有关各方不努力协调彼此的重大利益关切，不对区域次区域组织机制进行必要的重新定位、调整和适度整合，那么各方和区域次区域组织机制之间的竞争可能向恶性方向发展，损害地区和平、发展、稳定、和谐的共同利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新的阶段也将难以取得重大进展，整个亚洲板块在全球力量分布中的上升态势也将受到制约。
探讨中国周边关系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
《对中国周边环境新变化的战略思考》
摘要：随着中国崛起、亚洲振兴与美国“重返”，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中国、邻国与美国三方之间复杂互动，中国在周边机遇与挑战交织联动，中国应加快制定并实施“周边战略”，通过主动经营赢得战略主动权。
关键字：周边环境;中邻关系;中美关系;周边战略
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亚洲经济崛起导致世界地缘重心“东移”，中国加速崛起在周边国家引发不同反响，美国着力推进“重返亚太”，全球与地区因素相互叠加，致使中国的周边环境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演变。中国亟需客观冷静与全面地研判周边环境新变化，主动谋划“周边战略”，为“十二五规划”与“重要战略机遇期”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为自身和平发展构筑更加坚实的地缘战略依托，为周边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周边环境的三大新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印度、东盟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使得亚太成为新的世界财富中心，资本、商品、人员、市场等经济要素高度聚集，地区热点广泛分布，引发区内外大国纷纷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围绕中国周边加紧角逐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亚太成为全球“中心舞台”，中国周边的“战略行情”持续看涨，中国周边环境由此呈现出以下三大新变化。
(一)各个地缘方向不同程度经历复杂转型，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增加
中国周边主要包括四大方向，各个方向皆有热点，近期普遍出现了需要高度重视的新情况。
在东北亚，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于2011年12月17日突然去世，朝鲜进入“金正恩时代”，朝鲜政局经历深刻演变，朝鲜与韩国因为“吊唁问题”导致矛盾加深，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加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面临挑战，朝核问题及其“六方会谈”充满变数。
在东南亚，南海问题因为菲律宾与越南等“声索国”极力强化所谓“现状”、美日印澳等“域外大国”趁机介入而持续升温，中国在南海的正当权益与合理主张面临严峻挑战;缅甸政府实施“民主化”转型，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重新参与政治，美国加快调整对缅政策，缅甸成为各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
在南亚，美国加紧实施阿富汗撤军计划，阿富汗以卡尔扎伊政府及其北约盟友为一方，以“塔利班”反政府武装为另一方，双方较量不相上下，呈现“拉锯战”。巴基斯坦因为支持美国“反恐”而一再遭受恐怖袭击，美国一再侵犯巴领土主权导致巴暂停对美“反恐”的支持，美巴矛盾加深，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在“后美国撤军时代”面临新的变数。
在中亚，中亚五国普遍处于政治与社会转型期，一些国家面临领导人新老交替的考验，哈萨克斯坦发生石油工人示威预示该地区现有统治方式面临挑战，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呈现“美退俄进”态势。
综上所述，中国周边不少国家仍然处于转型期，政局不稳趋于普遍化与常态化，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等“地缘枢纽国家”的发展走向尤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周边热点问题不同程度升温并且牵动全局，朝核乃至伊朗核问题难解，海洋权益争端加剧，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复杂，加之美国“重返亚太”与“激活”地区“休眠火山”，致使中国周边的各个方向都不平静，“局部震荡”难以排除，中国在周边的“维稳”与“维权”皆有难度，兼顾二者更为不易。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但摩擦也在增加
一方面，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更加广泛深入紧密，利益共享成为主流。其一，中国与周边互动空前密切，互动领域之广、频率之密、影响之深，均前所未有，不仅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环境诸领域，而且双边官方定期与机制性的互访对话、民间商务与人文交流并行不悖。特别是在经济上，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成为周边多数国家的最大出口国与重要投资来源国，中资企业在周边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在周边的“国际化”加快，中国与邻国的双边本币结算规模不断扩大;其二，中国与周边国家日益形成了“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经济上彼此相互依赖加深，互为主要市场与投资场所，共同参与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政治上以相互协调合作与支持为主，共同发出“亚洲声音”，共同促进“亚洲振兴”。安全上休戚与共，共同应对区域非传统安全挑战，致力于缓解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成为彼此主要共识。文化上彼此具有共同或近似的价值观，共同致力于亚洲古老文明的复兴。
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也存在着摩擦甚至冲突。由于中国加速崛起与区域影响力日益增强，包括中国与邻国的力量对比差距拉大，致使与中国存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的邻国焦虑不安，其加紧相互串联与加大对美国的借重，对中国实施一系列的反制手段。近来中国与某些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边界及海洋领土争端不时升温，大多源于邻国对中国的猜忌增加，担心中国在崛起之后以武力或强硬手段“改变现状”(所谓“现状”即邻国非法侵占中国的领土权益等)，个别邻国加紧寻求外力介入以制衡中国，一些邻国还以“抱团”的方式来应对中国。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仍以“契合点”与利益交汇点为主，以“冲突点”与利益竞争为辅，机遇与有利因素超过挑战与不利因素。其中，“契合点”包括：共同的利益如经济、政治、安全利益等，共同的“事业”即各国大多以本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为“第一要务”、谋求本国及区域安全等，共同的语言即致力于亚洲崛起与文明复兴、大多主张发展模式多样化与反对外来干涉等。“冲突点”包括：尚未解决与历史遗留的领土及海洋争端，市场、资源与能源竞争，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在所谓区域影响力、主导权与“排名”上的竞争;“发展空间”及地缘利益(陆地、海洋)竞争。
应该看到，中国的和平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主要是机遇，但也有“挑战”与“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周边国家纷纷抢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与此同时，中国商品、投资与人员“走出去”规模空前，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也对周边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产生复杂影响。尤其是在海洋领域，中国与一些邻国的经济摩擦及安全矛盾值得关注，近来中国渔民接连遭到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打压，中国与邻国的渔业纠纷趋于上升，而中国海军现代化的稳步前进更是引起某些邻国的惶恐。需要正视的是，在中国加速崛起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力量对比正朝着对中国有利方向的发展，中国崛起对周边产生了“冲击波”的效应，致使周边有关国家对华疑惧上升、反制加强、既有争端更趋复杂化。
(三)美国“重返亚太”导致中国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迫于自身实力下降，对外收缩战线与突出重点，加快“了结”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将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任务”从反恐防扩散转向应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崛起，将地缘战略“重心”由“大中东”(西亚、南亚)转向亚太。美国作为中国周边环境的“干预变量”，实质性“战略回归”亚太，运用“巧实力”，发挥军事、外交与海洋“强项”，重组亚太联盟体系与网络，重点利用地区矛盾争端与邻国“忧华”心态，力图维护乃至强化其“领导地位”。
美国“重返亚太”近来动作频频。美国将2011年作为亚太战略“推进年”，“重返”多管齐下、步步为营、咄咄逼人。外交上，奥巴马总统在11月高调展开长达九天的亚太之行并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希拉里国务卿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美国在亚太加紧编织“防范中国”的联盟网，与日本、印度首次举办三边安全对话;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企图解构东亚经济合作，重塑与主导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挤占亚太大市场;安全上，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忽悠“航行自由”，妄想成为南海问题的“裁判”，宣布驻军澳大利亚，针对中国演练“空海一体战”。
美国“重返亚太”目的有三：一是解决眼前国内经济困局，急于到亚太找市场;二是顺应世界重心“东移”大势，弥补前任小布什政府过分专注“大中东”与忽视亚太的战略失误，力图摆脱“大中东”对美国的战略牵制与消耗，将注意力从“大中东”转向亚太，这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补课”的性质;三是应对中国崛起，通过编织防范中国的亚太网络，维护美国的亚太主导权。
美国“重返亚太”手段有二：一是利用中国与邻国的矛盾，极力挑拨离间与分化瓦解，诱使中国陷入与邻国的争端而难以自拔;二是“扬长补短”，“扬长”即发挥军事尤其是海权优势，咬住南海问题不放。“补短”即在亚太经济合作的问题上“急起直追”，重点推动TPP。
美国“重返亚太”前景并不明朗。受制于内外多重困境，美国的“高调重返”可谓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美国的巧实力也将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特别是当前中东北非仍然处于剧变与“阵痛”之中，乱象丛生与险象环生的“大中东”仍将严重牵制美国，其“重返亚太”既力不从心，也难以完全放开手脚。
二、尽快制定中国的“周边战略”，积极主动塑造周边
周边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息息相关，周边在中国对外战略全局之中具有极端重要性，时间与实践越来越证明“周边是首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周边关系到中国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周边的资源能源、战略通道与巨大市场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周边和平稳定关系到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带的和谐安宁，包括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东部海洋经济大发展等，周边既是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依托，也是中国发挥大国影响力的主要区域。鉴于周边的无比重要性与周边环境的复杂新变化，中国宜加快制定“周边战略”，并应包含以下几大要素。
(一)近、中、远相结合，明确分阶段的周边战略目标
当务之急：面对纷繁复杂与格外敏感的2012年，中国的周边外交应着重“维稳”，对周边国家着力增信释疑，大力缓解邻国对中国的疑惧，对热点与争端以“冻结”、“冷处理”为主，稳妥应对美国“重返亚太”，与美国加强沟通，探索中美在亚太的共处之道。
近期目标：在“十二五”期间即2015年前，继续着重“维稳”、同时兼顾“维权”，致力于周边总体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为“十二五规划”营造有利周边环境，一方面继续增强自身实力，一方面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利益“捆绑”，增强中国对邻国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妥善处置遗留争端、适当改进方式方法，初步形成中美在亚太共处与中国、邻国、美国三方良性互动的架构，成为“受尊敬的周边主要大国”。在此期间，应着力破解周边五个困境：一是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即“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二是美国利用中国与邻国的矛盾;三是某些邻国对中国的深度疑惧防范与中邻之间互信的匮乏;四是中美在周边的“零和博弈”;五是中国在周边维护与拓展海权的重重制约。
中期目标：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内即2020年前，着重“维权”、兼顾“维稳”，为国内更高层次的“全面小康”服务，待时机与条件成熟时，着手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争端，成为“负责任与受欢迎的周边主要大国”。
远期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着重“维权”，进一步主动经营与塑造周边，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完全崛起的“牢固依托”。
(二)周边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十个统筹”
一是统筹“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二是统筹维护国家利益与良好地区形象;三是统筹“维稳”与“维权”;四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五是统筹周边外交与中国沿边沿海大开发;六是统筹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妥善应对各大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博弈;七是统筹内部矛盾(中国与邻国之间、邻国相互之间)与外部矛盾(中美之间、邻国与美国之间);八是统筹双边与多边，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相互促进;九是统筹陆权与海权、近海与远洋;十是统筹周边外交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的继承与创新，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如“不干涉内政”、“不结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强化经营周边的部门协调、中央与地方协同。
(三)周边战略的手段是多管齐下、扬长补短、刚柔并济
其中：经济既是“基础”，也是中国的主要优势，对此既要坚持、又要改进，加深中国与邻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使经济成为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稳定器”与“减压阀”;安全既是“保障”，也是前提，稳步推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增强威慑力与可信度，威慑个别邻国与“域外大国”不敢进一步侵犯中国的正当权益，加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在地区安全问题上适度承担“大国责任”，有效化解“中国军事威胁论”;政治与外交是“主渠道”，
调整周边外交的布局与重点，改进与加强对“地缘枢纽国家”的政策，与邻国就治国理政经验等扩大交流;文化是“纽带”，加强人文交流、民间与公共外交，在周边塑造“可爱的中国”、“可靠的中国”、“可信的中国”等良好形象。
(四)周边战略的布局是全面拓展、重点突出、整合“大周边”
应以传统的“分片经略”为基础，推进“大周边”的一体化。一是继续按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与中亚划分的四片经略，各片突出重点、各有侧重;二是将南太平洋与西亚纳入“大周边”视野，这也是适应国际与地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三是将上述“六片”统筹兼顾、通盘考虑、联系起来整体推进;四是针对地区热点与难点，制定相应政策，预防失控、争取主动，包括：朝鲜半岛与朝核问题、东海与南海争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等。
(五)周边战略的模式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多方共赢、“以我为主”
一是“合纵”模式：将美国的外来干预视为实现中国周边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主要措施是联合周边国家尤其是大国(俄罗斯及印度等)，共同抵制美国主导亚太的图谋。其途径是大力改善中邻关系，以灵活方式妥善解决中邻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尽量排除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对中邻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使美国因此而丧失对中邻关系分化离间的机会，使之难以有效利用中邻之间的矛盾。该模式主要难点有二：一是中邻之间的矛盾比较棘手，在短期内难以妥善解决;二是对于中国的“合纵”战略，美国可以“连横”策略加以化解，即利用中邻之间的各种矛盾，对中邻各国加以分化瓦解甚至各个击破，包括利用“中国威胁论”，故“合纵”战略的可行性并不大。
二是“地区一体化”模式：顺应区域一体化潮流，借鉴欧盟经验，倡导区域主义，如参考法德两国的历史性和解以实现中日两国的真正和解，将中国的发展完全融入到本地区发展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去，并以制度化、组织化的周边关系与多边合作来缓解本地区的“安全困境”。该地区一体化应具有自主性，也就是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即在关系到本地区一体化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上，及对本地区成员国给予优惠的制度安排上，完全由区内国家共同作主，美国无权过问。其目的是彻底摆脱美国对中邻关系及地区发展的操纵摆布，这需要一个较漫长的发展过程。而要想在本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完全排除美国因素也不大可行，因为各国在经济上对美国都有较大依赖，而要在军事关系上摆脱“安全困境”并进而实现一体化则更是困难重重，加之美国与中国的许多邻国早已形成了各种双边军事同盟关系，要想突破这种双边同盟、使东亚各国真正形成“安全共同体”也遥不可及。尽管如此，“地区一体化”战略仍不失为发展的大方向。
三是“中美共管”模式：将中美关系视为实现周边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与重要手段，通过联合美国、以中美战略合作来促进中国周边的稳定与推动热点难点问题的缓解，使美国认识到中国不仅不是其威胁，而且还是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关键合作伙伴。该模式将美国的支持视为中国周边战略成功与否的要害，虽然看到了美国的重要性，但却夸大了美国的作用，而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身上更是不可靠、不切实际与危险的，因而并不可取。
四是“多方共赢”模式：正视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广泛与普遍存在，倡导开放的区域多边主义，通过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东盟以及美国这六大力量之间的对话合作，以彼此双赢、六方共赢取代以邻为壑、损人利己、零和博弈，以六方之间多领域、多层次、较均衡的复合型相互依赖来减少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兼顾各方、共同发展、良性互动。该战略具有发展潜力，但能否实现要看其它各方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如美国仍以维持亚太“领导地位”为己任，则难以推行。
五是“综合”模式：抽取前四种模式的合理内核，将其混合集成，其特质在于，以中国内政外交的自强自主为根本，以中邻联合对付美国的分化，同时又尽量争取稳定的中美关系，并以地区一体化与多方共赢作为长远目标。
(作者：陈向阳，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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