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有关中东局势的论文(2)
形势与政策有关中东局势的论文篇二
《有关当前中东变局的两点思考》
【内容提要】最近在中东地区发生的变局，由于还没能夺取政权并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因此，就其目前的性质而言，还是称为民众社会运动比较客观，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当然，民众社会运动也可以逐渐演化为革命，关键要看政局的未来走向。虽然不可否认，中东变局存在着不少外部推力，但根本性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的结构性冲突，即政治上威权政权的僵化结构、社会上人口增长的能力结构和经济上对外关系的依附结构。
【关键词】中东 变局 思考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一月以来，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变。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民众大规模抗议浪潮中仓皇出逃，24年的强人统治骤然告终;2月11日，在中东核心国家埃及，已经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在民众、军人和美国的三方合力逼迫下，结束18天的最后顽抗而黯然辞职下台。
当前中东变局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中东变局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两个当前亟须我们作出判断的问题。但是，由于中东变局仍然处于进一步演化之中，其未来走向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与研判，因此本文就上述两个问题的思考只能是初步的和探索性的。
一、中东变局的性质就目前而言是一场民众社会运动
中东变局发生后，西方一些政界人士、智库专家和媒体纷纷给其打上“革命”的标签。在本•阿里总统逃离突尼斯后，西方舆论将突尼斯的民众运动称为“茉莉花革命”;当穆巴拉克总统在民众不懈要求下最终宣布下台时，西方又有人赋之于“莲花革命”。此外，由于社交网络在这次中东变局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东变局又被称为“脸谱革命”或“推特革命”。那么，这场中东变局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如若不是，中东变局目前的性质又是什么呢?
从理论上讲，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革命指的是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狭义上的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革命的定义主要有四种视角：一是道德视角，即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二是权力转移视角，即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美国政治家杰克•A.戈德斯通认为，革命就是“不同集团，其中包括前政府，都力争使自己成为中央权力”。 三是大众心理的视角，即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分析产生革命的原因时指出：“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四是历史进程的视角，即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现代社会科学家们往往把革命和巨大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认为任何革命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夺取政权的事件，而是一个变革社会的过程。应该说，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革命的含义，对我们理解社会意义上的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含义有不少启发和借鉴。但是，这些定义都存在不少局限性。例如，将革命视为权力转移，也就是某些阶级或集团将国家或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到本阶级或本集团手中的观点指出了革命的中心问题，但是没有把制度外的政治革命的权力转移与高度体制性的、属于常规政治(routine politics)的政府权力转移区别开来。又如，把革命看成是一种变革社会的过程是颇有道理的，但是，只从动态上阐释革命，而不论及本质是不全面的。
要全面地科学地理解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含义，我们还是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上来。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理论主要有三个基本观点：第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第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因此，我们要理解革命，不能仅看表象，还要看本质。从表象上看，中东出现的集体性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不满心理，提出了要求变革政权，实现民主的政治主张，也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权力转移，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即使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定义范畴，中东变局目前的权力并没有从原来的统治集团转移到民众手中。在埃及、突尼斯，目前的政权仍然掌握在原来统治集团成员手中。即便今后取得了政权，是否能推动巨大的社会变革，也还值得进一步观察。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东巨变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但还谈不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更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严重冲突。因此，就目前进程而言，中东变局不管西方势力给它带上何种“革命”的桂冠，其性质离革命还相去甚远。
既然不是革命，中东变局的性质是什么呢?根据西方社会学的定义，集体性的政治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二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三是革命(revolution),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按照这一社会学的定义，中东变局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类似革命。例如，有大规模的人群参与，通过社交网络和反对派政治领导人的组织，也表现出相当高度的组织化，但是，就目前而言，还没能夺取政权并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因此，中东变局的性质就目前而言，还是称为民众社会运动比较客观，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当然，民众社会运动也可以逐渐演化为革命，关键要看政局的未来走向。事实上，大多数革命一般都肇始于社会运动，只有当统治者对某些社会运动应对有失误时，那些社会运动才会走向极端，有可能导致革命性的结局。当然，也有一些初始目标是革命性的社会运动，由于政府有效处置而逐渐衰减为社会运动，甚至最终被纳入体制轨道。应该说，中东变局正处在民众社会运动向革命演进的过程中，但最终如何要视各方力量博弈结果而定。以埃及为例，如果今后通过选举，产生的是一位类似穆巴拉克的政治强人继续执政，进行一些表面化的民主改革，那么由民众社会运动向革命的演进进程就中止了。如果埃及日后民选上台的是世俗民主力量，那么可能会进行民主化的政治革命。而伊斯兰势力掌权的话，除了政治革命外，还将进行彻底改造社会的社会革命。
二、中东变局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内部结构性冲突
正如前文所言，这次中东变局的实质是民众为改善生活而发动的政治抗议运动，并将运动指向革命性地明确表达为推翻现有的中东威权政治体制，促使其向现代民主制度转型。其实，就突尼斯、埃及等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而言，总体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例如，突尼斯一直被认为是中东阿拉伯国家中最稳定、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其全球竞争力排在马格里布地区之首，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4.5%。2009年，突尼斯现价GDP为540亿第纳尔，同比名义增长6.1%，人均GDP约有4000美元。2009年，埃及经济增长5.1%，并在2010年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甚至被列入“金砖五国”之外的“新钻十一国”的行列。既然如此，引起当前中东变局的原因何在呢?虽然不可否认存在着不少外部推力，但我认为，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内部的结构性冲突。
首先是威权政权的僵化结构。中东地区独立初期的“弱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决定了威权主义政权结构有着一定的存在合理性，特别是美国为了阻止反美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掌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积极支持中东的威权主义政权。事实上，近年来中东许多威权主义政权国家也积极发挥国家宏观指导功能，并推进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总体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曾表示，埃及是近年来经济进步最大的国家之一，并且其经济改革模式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但是，威权主义政权毕竟应该是中东地区阶段性的政治体制，毕竟只是中东地区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过渡政治形态，因为威权主义政权的运行存在许多自生性弊端，如长期压抑人们的民主要求，强行控制和干预经济生活，特别是权力的集中化所产生的政治腐败，最终会动摇政权的合法基础。埃及、突尼斯等国任人唯亲，官员的贪污和腐败严重，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近年来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突出，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据开罗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明分析，埃及全国人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富人集团，他们占人口总数的20%，但却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这些人或从政，或经商，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第二层次是中产阶级，他们占人口的20%，占有27%的社会财富。第三层次是穷人，他们占人口的60%，由于收入低下，拥有的财富占18%。在穷人阶层中，政府下层公务员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他们中具有大学学历的月收入为130埃镑，其他公务员的月收入在80埃镑到120埃镑之间。据统计，一个埃及家庭平均每月的生活支出是400埃镑。在一个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中，随着社会分化的不断增加，通过使用强力和系统的压制手段让一个已被激活的平民群体钝化的压制成本也会增长。因此，必须逐渐采取主动的改革，以开放接纳新的利益诉求，给予心理或者经济报偿，否则，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势必会丧失民众的支持，并被逐渐强大起来的公民社会所摧毁。
其次是人口增长中的能力结构。中东地区的人口一直保持着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长率。在一些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人口增速要到2025年才可能放缓，而另一些国家甚至要到2050年才可能面临真正的人口爆炸。最为重要的是，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年轻人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大幅上升，形成突出的“青年暴增”现象。据统计，25岁以下的青年人口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埃及为52.3%，突尼斯为42.1%，阿尔及利亚为47.5%，摩洛哥为47.7%，利比亚为47.4%，约旦为54.3%，沙特阿拉伯为50.8%，也门为65.4%，巴林为43.9%。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按理说是经济发展现实的或潜在的红利，但是，中东国家的人口结构存在严重“知识赤字”和“能力赤字”。例如，埃及约6500万成年人为文盲，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另外，由于教育体制与经济发展脱节，中东国家许多大学毕业生存在“能力赤字”，择业和自我创业的能力有限，导致“毕业即失业”。以埃及为例，自上个世纪90年代埃及推进私有化改革以来，在用人方面较为苛刻，就业市场一直较为严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赴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不得不打道回府，而国内经济对劳动力的容量又有限，使得失业问题更为突出。埃及政府公布的2007―2008财年失业率为8.9%。埃及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埃及2009年第一季度的失业人口为234.6万，失业率达9.4%。2011年动乱发生时，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数字为8.5%，实际的失业人数还要高些。据2001年5月11日《国际商报》报道，埃及官方发表的数字称，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8%。但国际建设与开发银行认为埃及的失业率为11.3%。而非官方估计失业率达17%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失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所占比例很高。根据埃及官方统计，2010年，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比全国平均失业率还高出不少。在突尼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14%，但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失业率其实超过了20%，而对于15―29岁的年轻人而言，失业率可能超过了30%。这样，中东地区巨大的青年人口没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反而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特别是当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对就业有较高期望值的青年大学毕业生，由于“能力赤字”和权贵集团任人唯亲而无法体面就业时，以大学毕业生为核心的青年人就成为民众抗议运动的主力军，正如埃及和突尼斯所发生的那样。因为“失业使当代社会所倡导和强调的自由与权利等动人心弦的价值观和思想变成空洞无物的虚伪的政治口号”，失业会“产生和强化失业者的疏离感和无归属感，使之逐步脱离现存的社会秩序，然后变成现存社会秩序的敌对者”。2010年，有位中东著名企业家曾颇有先见地指出：“中东地区有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中东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就业压力巨大。今后六七年，在中东需要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来吸收这些走向劳务市场的青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中东地区的经济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然而，中东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左右，远远满足不了就业大军的需求。这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发。”
第三是对外关系的依附结构。虽然近年来中东各国都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其经济结构仍然比较单一，很多国家主要依靠油气出口，对外部世界的依附性很强，因此抵御外界风险能力较弱。作为中东较大的经济体埃及，独立后历任总统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曾努力对原有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实施改造。然而，从本质上讲，埃及经济的对外依附性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直至今天，埃及的经济发展依然无法摆脱对于世界市场的依赖。石油天然气、旅游、侨汇和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四大外汇收入来源，它们无一不是紧密依赖世界市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埃及经济受到危机阴影的笼罩，出口受到严重限制，国外投资大幅减少，许多工程项目延误。据埃及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6月埃及的城市通货膨胀率升至20.2%，达到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据报道，世界范围内的日用品价格上涨是导致埃及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从表面看，是国际金融危机对埃及近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然而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埃及经济对外依附性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突尼斯虽然近20年来发展情况较好，但其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改变，主要依靠出口、吸引国外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制造业和加工业仍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没有及时进行技术革新，无法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此外，突尼斯近80%的出口产品销往欧洲，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海外投资亦相应锐减，就业情况更趋恶化，而突尼斯另一个支柱产业――旅游业也深受影响。著名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克莱斯勒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获得足以应付国际体系冲击的国家权力能力，就能决定性地减缓国内结构上的脆弱性，而这种国家权力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经济规模，如中国和印度;二是拥有特殊资源，如石油出口国，可以凭特殊资源介入国际市场;三是发展出一套灵活而成熟的国内机制机构，能够对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变化作出及时有效的调整，如新兴工业化国家。目前看来，中东国家显然不具备国家经济规模，同时也没有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国内机制，唯有极少数海湾石油输出国国家，如阿联酋通过石油介入国际市场并利用石油资本改进国内经济结构。因此，总体来看，中东地区的对外经济结构的依附性非常强固，从而时常受到国际市场变动的冲击，使得国内业已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经济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以要求改善民生的社会运动形式爆发出来，并最终引向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权体系。突尼斯、埃及等中东国家的这场政治变动就是由国际金融危机输入的高通胀点燃爆发的。
三、结 语
自独立以来，中东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权威主义统治形式，这种政治体制的确立既有传统历史根源，又伴随着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是历史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从“要求―绩效”差距来看，中东的威权主义政权正逐渐丧失自身曾经拥有的动力机制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资源。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日趋尖锐的思想文化冲突，日益凸现的社会矛盾冲突以及政府自身全能主义所导致的腐败，都使得民众预期与现实出现极大反差，普遍感到威权主义政权无法拿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整套方法，从而产生要求政治变革的意愿、呼声和行动。虽然这十多年来，中东一些国家的威权主义政府为巩固统治，赢得民众支持，经济改革取得不少进展，但是即便如此，按照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经典论断：“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并不能保证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转型往往会引起结构性冲突和危机，而社会转型中分化产生的利益集团在一定条件下会汇聚成具有反抗性的政治力量，如果不能进行政治改革，有效吸纳这种新的政治力量和有效回应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原有政权的合法基础就会被逐渐消解乃至崩塌。因此，虽然这次中东变局过程中，存在美国等的外部干预，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但是，变革的内在动因还是中东国家内部结构冲突在全球化冲击下的聚合反应。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信息的作用，同步、加大和加速了街头民众抗议行动的作用，但其无法取得高度认同的价值观所起到的“强联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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