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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上册政治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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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上册政治论文篇二

  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

  摘要:

  把科学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独创,正如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然而,如同其它学科一样,关于政治学的研究,似乎也永无止境。从“半部论语治天下”①伊始,经典的政治学著作便层出不穷,应用者更是不可计数,可我们仍然看不到“永恒的丰碑”,这确乎成了政治学的宿命论。政治家及其研究者们最终能够突破这一“界限”吗?显然,单就政治学本身而言,还无法破解这一命题。

  一、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星球上

  今天的政治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们于它总是雾里看花般那么困惑难耐。

  人类的政治家们大都是实践家,经常将各种主义的政治学运用于现实,譬如列宁吹响十月革命的号角,把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应用于俄国社会的改造;毛泽东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②。除此之外,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挽救了当年濒临崩溃的美国社会;现代中国的逐步崛起,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③,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整个苏联;普金强权政治的回归,使俄罗斯重新回到了世界大国之列。

  人地球是一个政治星球,所有的一切似乎均与政治有关,哪怕是一只美洲豹的“意外死亡”,都可能引发政治争端,类似的矛盾无不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人类用政治格式化了地球,用矛盾论解析了世间万物,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自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无论身处七大洲还是四大洋,头顶的天空中政治的云彩无处不在,如幻如影般紧跟着我们,想甩都没法甩掉。

  二、科学的发展从没离开过政治

  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浩渺的宇宙也正在被政治化。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现在已然不是核技术,太空科技的发展逐渐崭露头脚。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无不把战略目光投向太空,包括印度也都制定了航天发展计划④,不甘心落后于人口同样众多的中国。航天科技竞争的背后,何尝不是政治家们在角逐与较量?

  这就是无论哪一位政治家上台,都会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所在。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武器,它有时能起到政治宣言也无法达到的作用。美国作为二战中最大的“赢家”,从法西斯德国掠走了一大批科学家,这也成为它若干年后迅速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过去我们依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震憾了当时“世界的两极”。

  我们假设一下,离开了当前的政治因素,现代科学还能向前发展吗?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国家的学术是自由的,不存在诸如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试问他们已经研究出来的一些普世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严禁向其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呢?难道仅仅是所谓的经济利益问题吗?

  三、思维的巨变源自科学止于政治

  科学不是没有边界的,只是这一边界往往与政治相关,如果法西斯德国先于美利坚合众国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的格局很可能将是另一番景象了——尽管我们可以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是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仍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幸好这个假设它不会成立,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科学家没有“越界”。

  其实,无论世界哪个国家,有了政治的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自然迅速。美国人老不放心伊朗和朝鲜,表面的根结是怀疑其拥有核武器,对自身和所谓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斗争,导致了大国对敌对小国的“无比担忧”。为什么?害怕吗?当然不是,一两颗甚至十几颗原子弹,对于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而言,是很难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威胁的。道理极其简单,在你的核弹还没发射或者远离美国本土的时候,可能早被其部署在全球乃至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发现并击毁⑤。奥萨马·本·拉登时下遭美军突袭身亡便是另外的例证——似乎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美国人办不到的。

  而我们一切思维的巨变,可能来自于科学发现,但最终却会运用于政治。回想人类社会史的划分,无

  不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也诞生了与之相适的思维模式: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石制工具,这需要协作才能完成狩猎等活动,思维定格为原始共和;奴隶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青铜器物,这需要突显出地位的不对等关系,思维定格为王权至上;封建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这需要着力于农耕文明兴起,思维定格为土地私有;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现代机器(以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这需要建立工厂集约化生产,思维定格为民主共和;社会主义时期,人类开始认知剩余价值所在,这需要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思维定格为人民民主。

  政治家们曾试图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科学只是把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给找出来,并不能发明和创造出别的新规律出来。所以我们的科学思维一旦变换,最终会停留在政治层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四、科学家需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而笔者更倾向于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的思维总和,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且仍在不断地生长与漫延,直至伴随人类一起消失殆尽。

  事实上,不少的科技工作者并不懂得哲学,不知道为什么事物是对立统一的,更不会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拓展研究思路,甚至十分轻易地就丢弃了“错误思想”。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使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把大量宝贵的时间都耗费在一个圆点上,始终转不过那道“弯”。他们明白物理学中的“抛物线”理论,可就是不愿作“类抛物线”或者“反抛物线”式的思考。

  假如科技工作者涉猎广泛,能在所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分类法带有太大的人为因素,本身并不科学甚至背离了科学,应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予以纠正)间游刃有余,那么他们的科学探索必然会取得难以想像的成就。政治家们的头脑大都不是固化的,它们会随着外在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善于打破常规思维去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

  钱学森老先生临终遗言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⑥当然,他的原意是指科学界。那么,为什么中国就培养不出诸如爱因斯坦与霍金这样杰出的人才呢?鲁迅早年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土壤。现在呢?自然不再是土壤的问题,答案还得从本文中来寻找。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科技工作者缺乏政治头脑和哲学思维,将科学研究逼进了狭隘的“实验+论文”这条死胡同。

  唯有此点思维与当下一些政治家极其相似,让学术之风同化于政治腐败之风,大搞效益科研与世俗政治,使我们的头脑渐趋僵直和庸俗,最终摧毁创新的意志与信心。

  五、政治家能用科学方法培养吗

  英国牛津大学2010年10月宣布,将耗资1亿英镑(约10.4亿元人民币)打造“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它将成为全欧洲首家旨在培育“明日世界领袖”的学院,向哈佛大学挑战。

  乍一看,这确实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世界政治领导人,从学科选择的开始便趋向实用性,即使未来领袖们能自如地应对新流感、全球暖化等新兴危机。然而,笔者只能承认这是“天才的想像”。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一计划实现,那我们的世界就从此太平了。

  想一想,按照同一种思维模式,培养出同一标准的领袖,他们又照同一方法解决同一问题,那还有什么矛盾可言呢?所谓的新兴危机,不 会是“1+2=?”的问题吧?即便我们不回看人类历史,单独看看现今世界,有哪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同出一门?

  政治家们的思维不是培养出来的(无论使用的方法是否科学),而是在具体政治 实践中打磨而成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全才,包括领袖。诸如处理疯牛病危机等问题,不需要政治家拿出详细的意见,他只须了解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然后积极调动 社会各方面资源,再难的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六、我们怎样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各自拥有的意识形态。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地球上发生的很多政治事件,人们各自认知和所能接受的真相大相径庭。仍以奥萨马·本·拉登之死为例,且不说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单就其12岁的女儿证实⑦,她的父亲先是被美军海豹突击队活捉而后遭其枪杀的。

  节选这则消息的目的,是想说明美军这一做法并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对已经被制服的对手。回想当年抓捕萨达姆,活捉后进行了庭审,并以“反人类罪”处以绞刑。在美国政治家的眼里,此二人都是“-”,无非萨氏有国家恐怖之嫌。

  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意欲忽略各自的政治属性。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政治信仰(或者说政治偏见),于人于事常以客观公正态度自居。

  意大利科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捍卫和 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众所周知,16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布鲁诺之死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争议,它关系到神权政治地位是否巩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政治家还是科学家,他们都是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手。“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二者有相通的理论基础,需要我们不单纯以其一的思维模式来认知。当我们以更加开放、更具包容和更有前瞻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时,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的作用便已然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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