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修人生价值政治论文

　　人活着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而且还因人而异或因时而异而有不同的内容，有自己的人生价值。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整理的思修人生价值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思修人生价值政治论文篇一

　　人生“细节”的证明价值

　　摘要：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人传记的撰写和出版非常兴盛。史料是传记基本元素，文人传记作品中的细节性史料值得特别注意。它们能鲜活呈现历史场景，有画龙点睛的表达功能，还能揭示公共场合难以出现的“私人形象”。细节性史料往往有特别的证明价值。

　　关键词：文人传记　细节史料　功能　价值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人传记的出版空前兴盛，包括新旧两类文本：前者为新时期后撰写;后者为建国前作品。旧本不少传主如胡适、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等在新中国曾长期受到冷遇，重新出版不仅因为依然有启示意义，也给新时期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本文所说文人传记范围较宽。除长篇传记(展示了传主一生或阶段性经历)：如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大型传记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如李辉《文坛悲歌》、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季羡林《留德十年》、蓝翎《龙卷风》、贾植芳《狱里狱外》和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还包括记载了传主人生片断的回忆性散文：如青岛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思想者说命运》《思想者说感动》和《思想者说往事》一套三本，内收的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吴祖光《怀念老舍先生》、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梅志《记吕荧与胡风》、刘梦溪《晚年的吴宓与陈寅恪》、贾植芳《萧军印象》和柯灵《邀寄张爱玲》等，就是回忆性散文。又如刘海粟《傅雷二三事》、楼适夷《痛悼傅雷》、丁玲《“牛棚”小品》、杨绛《干校六记》和巴金《随想录》中诸多人物回忆，也是如此。包括李辉专题采访《是是非非说周扬》中，里面很多内容亦有传记成分。相对长篇传记，回忆散文可谓一种亚传记或“片段传记”。它们往往展示了传主有特别意味的人生片断，所以同样值得重视。

　　不管完整展示还是片断呈现，史料都是传记基本元素。文人传记作品中，一些细节性史料值得特别注意。它们不仅有画龙点睛的表达功能，而且有意味深长的证明价值：如显示传主的思想情感，折射传主灵魂深处的东西，甚至成为一种个体生命复杂性的写照。

　　细节通常指细微处描写。如人物的一种表隋、一个动作或几句话。《儒林外史》有个人们常谈到的经典细节：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严监生因家人点了两根灯草，就伸出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个细节就是个动作。这里谈论的文人传记细节，除这种通常意义的细节，还包括一些细微“小事”。细节是相对情节和场面而言的细微片段，对文人传记中传主的风雨人生来说，这些“小事”完全可以说是人生“细节”。胡适《四十自述?自序》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认为“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所谓“琐碎生活”就包括很多人生“细节”。当然传己细节是非虚构的，如胡适所说是“赤裸裸的叙述”。

　　文人传记中细节性史料的功能与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鲜活呈现历史场景

　　史料通常具有“硬件”性质，即是一种切实存在。但并非就是一堆枯燥材料和抽象论述，往往表现为鲜活情形。文人传记呈现的是一个个血肉之躯的文学活动和风雨人生，因此鲜活性史料很多。而这种鲜活性史料恰恰多在人生“细节”方面。人物传记都是历史追忆，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关于传主人生“细节”的描写通常都具体形象，从而鲜活或比较鲜活地呈现出特定历史场景。而这种“历史再现”，能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活的历史”。

　　胡风冤案形成原因已有很多史料说明，其中涉及复杂微妙的宗派问题和人事关系。而具体历史情形就得于细节性史料的鲜活呈现。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个著名的“三十万言书”可以视为胡风的特殊自传)中就有不少这类亲身经历的细节。如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主要就是为了说明自己遭受打击的真相，包括安排到《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做编辑时，编的作品发不了，写的文章难以刊用等，这些就包含着人事关系。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中，胡风对周扬的排斥异己表现了更多激愤，由此特别举了件事：周扬一再警告他“你说的话就是九十九处都说对了，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说错了一处，那就全部推翻，全部都错了”。这一细节就鲜活呈现了一种令人心悸、发人深思的历史场景。周扬如此咄咄逼人，虽然也显示了其性格的强硬甚至霸道，但更加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思想立场”和思维方式。也难怪胡风回击周扬时也是上纲上线：“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这类鲜活细节，无疑有力呈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及人际关系的紧张。

　　梅志有篇《记吕荧与胡风》，主要通过吕荧与胡风的个人交往来展示吕荧性情。作为热爱自己专业的翻译家、美学家的吕荧，胡风受到公开批判时，曾有次“胆大妄为”的举动：在文联、作协召开的批判胡风的扩大会议上，在一边倒的批判中，唯独吕荧竟然还为胡风辩护，声称胡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革命。话未说完台下一片起哄。某个诗人和理论家还跳上台来拽吕荧，结果吕荧被强力赶下台。这种“不识时务”固然能够说明吕荧的思想和性情，但会议事件后的一些“小事”，同样能够说明吕荧的厚道性情。1961年梅志因母亲病逝被释放出来处理后事和照料孩子，这时吕荧找上门来，谈话一开始，吕荧首先就跟梅志解释多年前那次会议事件。虽然吕荧为胡风作了勇敢辩护，但吕荧的解释没有任何自我表彰的意思，而只是怕梅志产生误会，以为他的发言也是一边倒，因为他当时还是说了胡风不该发表舒芜的错误文章。可见吕荧为人的真诚。胡风倒霉时，人们避之不及。吕荧却常来探望胡风。梅志还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吕荧每次看胡风，总是先掏出好烟让胡风抽，因为他知道当时胡风经济状况不好。这一细节也能说明吕荧的厚道。这类鲜活的细节性史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具体历史场景，也感受到了运动的残酷和保持气节的可贵。

　　鲜活呈现历史场景的细节，往往无声胜有声――比抽象分析和论说更有证明价值。如吴祖光与李辉谈周扬时涉及田汉，吴明确表示“我很讨厌田汉”。因为田汉在吴被打成右派中起了主要作用，运动过后田汉对他不仅没有同情，还摆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吴举了件事：“60年代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第一次看戏，在后台见到田汉，他连理也不想理。”相比“我很讨厌田汉”的议论，后面这个鲜活细节更能说明问题。从田汉这种表现中，我们能察觉文人在政治风浪中形成的微妙人际关系，但也揭示了田汉在运动中形成的思想态度。

　　二、“画龙点睛”的效果

　　细节并非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往往具有说明事情和表现人物的“画龙点睛”功能。如严监生伸出两指头的细节就深刻揭示了其守财奴形象。文人传记的细节描写同样如此。

　　胡适长期在学术与政治问游移，参政议政多，当过种种官。但他始终不弃“学统”和自由主义立场，除其他

　　原因，还与胡适作为真学者和性情中人有关。季羡林访学台湾参观胡适墓后写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追忆昔日和胡适交往时，就特别强调了胡适的书生气质，认为胡适本性是一介书生甚至有点书呆子气，也是善良厚道的性情中人。细微处见真情，为此季老专门谈了胡适几件“小事”，而这些都是很感人的人生“细节”。如有次在北图开评议会，匆匆赶到的胡适首先就声明他还有个重要会议，要提早退席。但会议间有人忽然谈起《水经注》，此话题立刻让胡适忘乎所以，淡到散会还兴犹未尽，“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把那个重要会议都忘到脑后了。这不仅显示了学者性情，而且不是一般学人所能达到的。又如胡适曾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上街游行示威，但每次只要有学生被宪兵或警察逮捕。胡适就一定坐着他那辆小车奔走各大衙门，逼迫当局释放学生。胡适这些并非显赫的“小事”确实显示了胡适的性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四本《名家经典纪怀散文选》。有本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曾经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界成为一种流行语，确实是有原因的。这不仅说明人们以与胡适交往自豪，也说明胡适是一个与人为善、重视情谊的学者。

　　王富仁长篇论文《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该文在《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1至12期连载)，根据不同时期鲁迅研究的基本倾向，归纳了鲁迅形象的历史演变：启蒙者、革命文学家、“民族魂”、现实政治的“工具”、“文化的鲁迅”和“人的鲁迅”。这种学理归纳当然重要。不过了解鲁迅思想，有些细节和小事同样有用，且有“画龙点睛”之功。如曹聚仁说过一件事：“刘半农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朋友们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自己也为之首肯。”这副对联是说鲁迅受过托尔斯泰和尼采学说的影响，而文章又有个性张扬、崇尚自然的魏晋风格。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认为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且“确有异彩”。

　　李辉《摇荡的千秋――关于周扬的随想》中谈到一件事也非常发人深思：夏衍曾回忆，1975年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了家，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结果晚一周出狱。李辉认为：“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细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坐了多年牢，释放时还想着给毛主席的检查，这一细节当然耐人寻味。确实能够反映周扬思想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周扬晚年对毛泽东及其文艺思想的认识有所变化，但他对毛的崇拜始终刻骨铭心，长期的政治风浪和政治经验又强化了这种意识。该文还淡到1930年代初周扬从日本回国时，年轻的他“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们也是谈笑风生。但到延安后开始变得深藏不露，朋友们也再难以与其推心置腹。这些人生“细节”都意味深长，都“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周扬的思想变化及其环境原因。

　　三、“私人形象”的揭示

　　作为公众人物，读者往往对传主非公众场合的私下表现感兴趣。这种“猎奇”心理并不奇怪。因为公共场合和公共话语中形成的公众形象，显示的多是公共规范甚至有表演性。

　　长期担任全国文艺界领导职务、握有重要话语权力的周扬，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焦点人物。李辉专题采访《是是非非说周扬》中收有作者对夏衍、吴祖光、李之琏、林默涵等十多人的采访，其中唐达成曾如此评价周扬：“我觉得他是一个处在矛盾状态下的人。个人爱好和公开的讲话、指示，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乔木(指胡乔木――引者注)也有这个矛盾。他未尝不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不喜欢戴望舒的诗，但公开表现出来的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个人兴趣要服从一个时期的政策的需要，我看这也是很多文艺界领导的通病。”这个评价就说明了公众形象和私人形象的差异。公开表态与个人爱好不同甚至相悖，在中国当代文人的公共表现尤其政治生活中其实是常见现象。但在看重公共规范的中国，私人生活和私下行为常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其实它们往往具有特殊证明意义。这类私人“小事”不仅能够更全面反映人物，而且能够补正公共形象。

　　《是是非非说周扬》中，被采访者对周扬的感觉不仅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如袁鹰认为周扬““””后的反思“是真实的，诚恳的”，李之琏则认为周扬的忏悔并不真诚，而且有做戏成分。对于整过他的周扬，李之琏感到至少周扬对他“没有一点儿歉意”。关于周扬人品，林默涵认为周扬从不关心人，只是利用人，林默涵夫人则说：“我对周扬的印象一直不好。周扬夫人苏灵扬比较直爽，周扬很虚伪。”这些个人看法显然涉及私人性的复杂人际关系，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它们至少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周扬。

　　郁达夫有篇悼念文章《光慈的晚年》，其中涉及不少私人话语。内中有这样的描述：“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但好景不长，蒋光慈不久就陷入困境：“他告诉我说，近来病得很厉害，几本好销的书，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艰难。他又说，近来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觉得做人真没趣得很。”而“光慈晚年每引以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对于他的许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这些出于私人间推心置腹的话语，没有“思想本质”的评判，更没有冠冕堂皇的思想游戏，却是对蒋光慈状况的真实说明。文章还谈到蒋光慈对家庭生活的态度与其公开宣扬的思想相反。蒋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贤妻良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思想很是传统。这也揭示了蒋光慈某些思想矛盾。身为普罗作家的蒋光慈，其创作与人生始终处于尴尬中，而从郁达夫披露的私人话语中，我们对这些问题就有了更多理解。

　　梅志《记吕荧与胡风》中，梅志以女性的细致人微谈到了吕荧个人生活处理问题，如由于幼年丧母，缺乏母爱，造成他对女性的不理解，有些孤傲甚至苛求，家庭生活以自己为主。如向邻居家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求婚，虽然是种性情表现，但这种冲动也太唐突。这些私人化细节史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完整也更真实的吕荧。

　　当然，细节性史料价值实现有个前提：必须真实。史料真实最为重要。中国史传传统对此就有认识，所谓“信”也。“信”成为有良知的修史者特别看重的原则。《史记》因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才被视为史传典范。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人传记撰写和出版的兴盛，不仅由于文人命运多舛的时代尘埃落定后需要追忆，相当程度也是为了还原被意识形态话语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历史”就是追求真实。但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某些情况甚至就是歪曲历史。曹聚仁《“大众语”运动》就揭示了这种现象。该文回忆了1930年代“大众语”运动兴起原因，说明“大众语”运动起于一次文人聚会：1934年夏天一个下午，作者和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丐尊共七人在上海福州路一家印度咖喱饭店聚会，针对有人提倡“读经运动”和“提倡文言”而讨论反击。经大家商量，决定以抽签方式按顺序写文章，陈子展抽得头签，要第一个发表文章。7人文章后来在《申报自由谈》接连发表。一次小范围文人聚会就这样产生了“蝴蝶效应”，引发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大众语”运动。但正如作者所说，后来不少现代文学史关于此事的记载却令人哭笑不得，或说这运动是陈子展提出而由鲁迅奠定基本观点，或牵到瞿秋白身上，而王瑶《新文学史稿》也把“大众语”运动编入鲁迅领导的方向。历史叙述出现这种牛头不对马嘴，既与意识形态有关，也和不深入研究事实的非科学态度有关。分析文人传记细节性史料，其实也要注意真实问题。有些产生于文人复杂关系的细节，多少存在个人好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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