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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大学生马克思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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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大学生马克思论文篇二

  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

  摘要: 马克思是何时成为马克思的?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关切到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理解和全面把握。只有厘清这个问题,才能完整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丰富内涵。我们认为,1843年底到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综合创新思想开始形成,实现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三大转变,开始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探索,进入了一生创作的黄金时代。

  一

  马克思是何时成为马克思的?前一个马克思指的是生理学意义上的马克思,自然人的马克思,后一个马克思指的是思想史意义上的马克思,作为新唯物主义创立者、千年思想家、综合创新的马克思。这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理解和全面把握。新时期我们既不能固守僵化的“以苏解马”模式,也不能盲目照搬“以西解马”,必须回到马克思,“以马解马”。

  目前学界流行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苏联学者捷·伊·奥伊则尔曼、尼·拉宾等为代表,认为《神圣家族》之前的一切马克思早期著作都是所谓的“不成熟著作”。因此,马克思哲学创新的重要铺垫——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及导言长期被打入“不成熟著作”的冷宫,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与重视。另一种是西方学者阿尔都塞提出来的“断裂论”。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而且青年时期的著作完全渗透了费尔巴哈的思想,并将马克思的成熟期移到1857年。巴加图利亚也提出过相似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是不同的概念体系、话语系统和逻辑思路。

  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们的评价与马克思本人及恩格斯、列宁的科学评价不相符合。“在马克思那里,他的哲学是通过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和国际关系等多重研究融合出来的理论成果”[1],它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停留在大脑风暴的思辨哲学,而是致力于改造现实、综合创新的实践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史上,的确存在着认识方法和逻辑思路的差异,但绝不存在着断裂,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另外,费尔巴哈的影响的确存在,但并不存在所谓的独立的“费尔巴哈阶段”。我们应以马克思本人的手稿为根本依据,结合其思想前后的具体发展历程,并对照马克思对于自身思想的相关说明,实事求是地确定其历史地位。

  二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延续的,同时代的变革紧密相关。今天,马克思并没有远离我们,他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时代的问题。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与探索的文本依然清晰可见,只要我们回到马克思本人的文本,把马克思思想发展还原为具体过程,就能清楚地回答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这一问题。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认识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恩格斯指出,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2]。正是在这个时期,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两部专著先后出版,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恩格斯曾经提到他们一时成了“费尔巴哈派”,但并不表示马克思完全接受费尔巴哈哲学。1843年3月他在给卢格的信中谈到,“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3]正是《莱茵报》时期对于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使得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并第一次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思想取得重大进展。

  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同时,一直和卢格等人通信筹划创办《德法年鉴》。在与卢格的通信中,马克思提出创办革命刊物的目的是“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4],然而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把德国和法国学术界的进步力量联合起来。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接触工人运动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另一方面继续回到书斋从事学术研究,不仅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历史,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了细致考察,使得自身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是他的思想发展中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这一切,表明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已经成长为共产主义革命家了。”[5]

  马克思本人在自传性的回顾中对这段历史有五次具体的历史定位:

  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6]这说明马克思从1843年就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开始了自己思想体系创立的过程。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顾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时指出:“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7]“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8]马克思本人的回顾清晰而明确地将自己思想研究的起点定位到1843年底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时期。

  马克思在1867年4月24日致恩格斯信中,“在这里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9]马克思承认费尔巴哈对自己的影响,却从未抹杀《神圣家族》的重要作用,这有力地反驳了苏联学者将《神圣家族》归入不成熟著作的结论。

  马克思在1873年1月24日写作《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中指出,“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10]。据此推测,30年前就是1843年,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经包含未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所有要点,正如戴维·麦克莱伦所言,“导言用一种反映马克思不同发展阶段的方式排列了主题: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革命的。总体讲来,导言形成了宣言,其敏锐性和独断性使人想起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1]

  1880年5月4日,马克思为恩格斯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中,再次肯定《德法年鉴》的重要历史地位,认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12]

  参照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说明,并以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及其导言本身为依据,笔者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及其导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是马克思转向唯物史观、实现哲学创新、哲学革命的重要铺垫和思想发源地。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与重视,并被苏联学者打入“不成熟著作”的冷宫。“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批判,是他哲学世界观转变基本完成的重要标志,对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首次作出唯物主义解释,因而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重要铺垫。”[13]

  三

  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对立论框架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与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关系,制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即他们主要着眼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势必把马克思列入人本主义哲学潮流中;而解读恩格斯哲学主要代表作,集中于《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则很自然地把恩格斯列入科学主义思潮中。

  实质上,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在通过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走向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道路上,是独辟蹊径、殊途同归的。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离开学校,因而也更早地接触到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列宁曾经指出,恩格斯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认识工人阶级的。正是英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工人运动,推动了恩格斯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篇文章,表明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与马克思大致相同的结论。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评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影响,分析和批判了它的主要范畴,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现存的社会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恩格斯的思想转变以及他对马克思这段时期思想的评价更加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这个问题。

  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写作背景、过程以及观点有直接性的了解和把握,从而成为马克思文本最权威的解释者。他于1878年发表在不伦瑞克《人民历书》丛刊上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马克思在世期间正式发表的少有的一份非常珍贵、重要的材料。“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他在该刊物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14]

  1883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15]。这表明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在前,哲学创新在后,1844年以前思想有转变,1844年以后绝无断裂,西方学者的“断裂论”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恩格斯在1888年单行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序言中提到1845年与马克思共同阐明他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16]阐述了费尔巴哈的著作《____的本质》一书对他们思想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经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观点……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7]

  1890年,恩格斯应在耶拿出版的《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出版人之一路·埃耳斯特尔的请求而写的《卡尔·马克思》传记中,重申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开始走向科学。“他们是从在‘德法年鉴’共同工作时开始通信的,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合作……这个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即‘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一人独自创立的,而是以马克思为主,恩格斯为辅共同创立的。恩格斯本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诚实谦逊的美德,一生反复强调只有马克思才是主要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第一提琴手,而自己虽参与了共同创立过程,作用却是第二位的。

  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与事业继承人的列宁,在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各种错误观点的过程中,不仅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研究帝国主义新时代,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开创了全新的马克思理论解读框架,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党的主要领袖、最高领导,列宁高度重视马克思文本的收集、保管、出版、研究,亲自带头做这一工作,并由党中央委员会乃至代表大会做出正式决定,带动全党重视这一工作,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同样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个问题。

  列宁在1908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以往旧哲学的天才之处在于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而且指明“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19]

  列宁在1914年11月写作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中,论述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文章表明马克思“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20]

  列宁在《哲学笔记——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曾经指出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区别: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东西,他感兴趣的只是从黑格尔和从费尔巴哈继续前进,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向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进”[21];“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22]。

  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正是于1843年底1844年初开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以及比过去一切形式的旧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彻底的新唯物主义的开创者。也正是从这时起,马克思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实践中为无产阶级锻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两篇论文虽然涉及的问题不同,但它们在思想内容方面却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的相互关系正如方法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它们充分表明: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已经结束;在政治思想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时期走到终局。“这些论文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开始,马克思从此以后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逐步发展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科学共产主义。”[23]

  四

  总的来说,1843年底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进入了一生研究的黄金时代,新唯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通过深刻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法哲学及唯心主义世界观,系统探析经济因素、经济关系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开辟了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如何评价物质利益问题。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正确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指出基于政治国家基础上的政治解放并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因而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彻底的解放。真正的、彻底的人类解放必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4]具体应该如何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明必须诉诸实际斗争,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要完成这一人类解放的使命,只能依靠无产阶级。

  因此,笔者提出1843年底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实现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三大转变,马克思开始成为真正的马克思。正如弗·梅林在结束1918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关于在巴黎出版的早期著作的一节所说:“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还在耕耘着哲学的田地;但是在他用批判的犁开出来的垄沟里,唯物史观的幼芽已经生长起来,它们在法兰西文化的阳光下很快就扬花抽穗了。”[25]

  注释:

  [1]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4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第44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3页;第59页;第63页。

  [5]萧灼基:《马克思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7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46页。

  [7][8][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第33页;第11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93页。

  [11]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50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7页。

  [13]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0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11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2页。

  [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1页;第22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93页。

  [19][2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8页;第415页。

  [21][22]《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3页。

  [23]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侯焕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第5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89页。

  [25]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第99页。

  (作者王东、贾向云: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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