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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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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什么

  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有着许多的不同点,那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有哪些呢?今天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人反映哲学思考的语言也往往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传统哲学经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这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它为铸就有修养的“人”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为目标,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常常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的思维有哪些

  中庸之道

  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则地折衷。

  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

  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通过“顿悟”来表现。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贯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运用。

  就思维的精确性来看,直觉思维是一种模糊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质,不可能通过推理或分析来把握,只能通过直觉来领悟。中国人的许多概念、命题歧义丛生,正是这种思维造成的。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谓的心通万物,都是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

  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的特征。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2)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马、宇宙全息的结论。

  整体思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素有的“大一统”思想,中医的“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的整体疗法,以及中国文化偏重综合、弱于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类:(1)符号意象思维,用某种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易经》中的“---”“-”,各种道教、佛教的灵符。(2)玄想意象思维,用选择出的意象符号来象征事物本质或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如老子、庄子的“道”、玄学中的“无”“自然”,朱熹的“太极”“天理”等。(3)审美意象思维,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维的诗、苏轼的词、中国的山水画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意象思维的优点是富于灵感,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很多人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是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这一点大约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此)。

  物极必反

  中国人普遍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如《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那么,事物在什么地步才发生这种转变呢?那就是,无论任何事物,到了盈满或顶点时,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自汉代《淮南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后,它便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这里的“极”,实际上是一种极限、顶点。之所以发生物极必反,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当一方势力上升,达到顶点时,便转而消退;另一方则相反,由消而长,这时就发生物极必反。

  循环变易

  中国古人认为,“物极必反”只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半路程。如果从事物的整个运动变化过程来说,则是一反一复、周而复始地循环运动的。老子一方面讲“道”生天地万物,同时又讲万物复归于“道”,整个宇宙都处在这个大循环之中。《易经》同样也倡导终则有始、反复其道的变化观。中国古人不但用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观解释万物,还用它来解释社会运动和朝代的兴替。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正三统”说,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一个永远的循环往复之中。以至于今天人们还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坐,今朝到我家”。

  万物一体

  中国先哲,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万物与我为一”。这个“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儒家则表现为对万物的仁爱上,认为万物中的一草一木皆与我息息相关。在这种境界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甚至认为虫鱼鸟兽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在这里,已无主客之分,物我之别。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自然界之所以“鸢飞鱼跃,一片生机,乃是因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爱胸怀,是主体体验的结果”。在道家则表现为“浑沌”,人与鸟兽同处,与万物并育,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亦不知牛马之别。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发展,共同组成自然的整体。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一片生机,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篱的精神体验投射到万物之中的结果。

  天人合一

  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

  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禅宗看来,人性本身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有点像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故禅宗语录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

  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一、概念不清

  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么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这种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么“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么是纲,什么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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