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两种自由的概念》有感：为何替自由套上理性的枷锁？(2)

　　我们不愿屈服于问题，也不会选择为一点小事赴死，我们都有解决问题的渴望。但是考虑了其他的因素，就意味着其他因素对自己的变相强制，而这种强制我们为什么要甘愿服从呢?如果这种强制带来的痛苦不大于问题的解决带来的快乐，那么人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往往是这种强制带来的痛苦大于问题的解决带来的快乐，人们也还是接受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变相的被强制的时候，别人也会在和你相处的过程中受到你的变相的强制，既然都会对他人造成强制的威胁，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的普遍的强制力呢?但是，如果这个观点成立，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生来就不是自由，或者说人在社会中是不可能自由的。这与西方“人生而自由”的前提假设是严重对立的，那些在这种前提假设中构建思想的人是不能抛弃这个假设的。不能抛弃这个假设，那么就只有转而对自由重新定义了——你不能把一座山从你的左边移到右边，但是你自己可以从山的右边移到山的左边。

　　其实约翰·密尔就开始在做这种转型，他虽然在建立各种制度保障个人的空间，但是他也引入了德行这个因素。这种道德不仅仅是政治参与意义上的道德，更是一种个人境界提升的诉求。到了康德那里他就明确的说“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两种最值得敬畏的东西，高举道德的大旗，这种道德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和本性的基础之上的，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把这些道德因素与自由结合起来，简单的说也就是用理性在为自由画一条道路，并且自己以路标自居，指着那条路对广大的人类说：“可怜的人啊，走这条路吧，只有这条路是可以通向自由的天堂的。不要犹豫，不要怀疑，你们自己没有能力通过你们的理性发现它，但是我可以，你们就得听我的!”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思想家能通过他们的理性发现那个自由的天国，我怀疑自由的天国不会只有一个。但是专断的理性不会这么认为的，理性非常自信，甚至自以为是，理性认为它可以完全的认识万事万物，理性认为所有的理性都会导向一个唯一正确的目的。这种自信也导致许多的思想家都认为所有人的理性都是一样的，它有唯一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唯一正确的思考出路，凡是会产生冲突的地方都是没有正确的运用理性——有了这种自信，有了这种底气，任何问题都可以不是问题了。

　　首先引入的就是理性的道德，把道德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点，认为人如果不再具备道德就堕落为动物，与禽兽无异了，因此人的自由不应该和道德冲突的，我们的自由行为必须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因为我们是作为人才具备追求自由的资格，如果堕落成动物了就没有追求自由的资格了。但是我们在看看道德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在西方的语境下，最具权威的说法就是道德来自先验的理性，即是来自上帝赋予的理性——这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辩驳。既然道德的引入，可以构建一个很美好的世界，那么如果说道德是一种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道德教育，从而使得德行可以内化为一种行动的方式，即可以待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人就以为自己变得自由了。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这只是道德给自由画了一个界限，自由只能在这个小圈里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