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亲情的文章阅读：我的母亲
学习啦：那块蒙尘的历史丰碑上镌刻着无数姓名，只是单单抽出一个，就能引出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心酸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的母亲》这篇文章吧。
半夜里，被一阵幻梦惊醒，恍惚间，看到母亲正微笑着站在床前，俯下身，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瞬间眼前却又是一片幽暗，终于明白，母子之间，早已是生死两地，阴阳相隔，怅然间，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再睡。
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2008年5月25日下午，站在母亲的病榻前，看着母亲渐渐离我们而去，我伸手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脸庞，又在母亲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我总觉得母亲是睡着了，我记得母亲睡着了就是这样的：温柔、美丽、慈祥、端庄。半个月前，母亲是自己走进医院的，一个热朴朴的生命，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接受母亲去世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
我曾经跟一位朋友谈起我的母亲，我说，我和我母亲之间除了一般人的血肉亲情，还要多一份感情。你见过一个盲人在自己孩子的陪伴和牵引下，走街串巷，一起承受风霜雨雪、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吗?
我和我的母亲就是有过这样一段人世中最不堪的经历。
1969年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父亲因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我陪着母亲一趟趟去北京、石家庄、新乐县等地上访，替父亲伸冤。母子一起，走过一道道风雨，感受着一次次人情冷暖。第一次去新乐县革委会时，被那里的人当作“反革命”家属轰了出来。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一直等在县革委会的大门口，终于拦住了一辆小车，把申诉材料递给了当时县革委会的领导。
河北省新乐县是我们的老家、祖籍地，我的父母从小就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母亲1942年入党时只有十四岁。父亲长期在区委从事公安员工作，参与当时党所领导的“除奸”和“消灭敌特”的工作。1947年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时，父母都随军进入了石家庄市区，参与打扫战场。
后来，父亲参加了党组织在河北省定县举办的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结束后，父亲没有回家，就直接南下来到安徽铜陵，次年，母亲也南下来到铜陵。父亲不久就进入县委的领导层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成为“政府”的代表，他根本就没想到，当年被人民政府镇压的“反革命”家属们会将埋藏已久的怨愤发泄到他的身上。1969年，这些人利用““””的那段混乱时期整治父亲，将父亲从铜陵押解到河北新乐，交到一批造反派手中，他们对父亲进行疯狂的严刑拷打，父亲就是这样被迫害致死。他们还伪造现场，捏造我父亲是畏罪自杀。
一时间，父亲成了“反革命”，他的妻子儿女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在那个阴霾笼罩的日子里，母亲不仅强忍着悲痛，每天穿过贴满打倒我父亲大字报的街头上班下班，还被强行要求参加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接受教育。可想而知，当时母亲的内心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啊!
途穷天地窄，世乱死生微。忍着悲痛，母亲瞒着单位领导，带着我回到老家，去寻找当年父亲的领导。母亲只有一个目的，还颠倒的世间黑白，为沉冤的父亲昭雪。我们在石家庄找到了当年的区委书记，随后，我们拿着区委书记写的信和地址，在北京甘家口原铁道部宿舍大院找到了当年新乐县委书记的家。他是原铁道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我喊他田爷爷。
见到我们，田爷爷非常激动，他含着眼泪用十分痛心的口吻对我母亲说：“馨儒同志，张健是个好同志。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新乐县那帮人把当年共产党的干部都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我也在他们打倒之列。馨儒同志请放心，我一定要向党中央反映，一定要给被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田爷爷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向组织上反映情况，怎样向党中央递交申诉材料。田爷爷的话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从那以后，我们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访伸冤之路。
那些日子里，母亲领着我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走，我们去过中组部接待站、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毛办接待站、周办接待站、江办接待站、公安部接待站等等，有的地方是反复多次去。我们每去一次，母亲都要向那里的工作人员哭诉父亲的冤情，然后递上申诉材料，有时候母亲的嗓子都哭哑了，眼睛也哭肿了，那段日子，母亲几乎每天都在以泪洗面。
我们在北京上访时，住在母亲的一个外甥女婿单位的十分简陋的招待所里，一个很小的房间，一条炕，一个煤炉，煤炉的烟筒坏了，屋里充满了煤烟味。
父亲的工资早就停发了，依靠母亲仅有的工资，不仅要养活姥姥，还要供两个妹妹上学。吃饭的时候，母亲就把带来的馒头或烙饼放在炉子上烤一烤，然后烧点开水，我们就这样就着开水或招待所里打来的菜汤充饥。隔三差五的，我们也到附近的饭店里炒个菜，吃些米饭或面条，每次母亲总是把她碗里的拨一些给我，说：“孩子，你要多吃点，你还要长身体啊。”
晚上，我跟母亲就睡在那条炕上，常常在半夜里，我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看到母亲坐在炕上流着眼泪，或对着墙壁一动不动地发呆。我催促母亲睡觉，她则深深地叹着气，喃喃着说：“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有一段时间，到北京上访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去中央的有关接待站都要排队等候接访，于是，我们不得不早早地赶过去排队，有时候排了好多天都排不上。夏天的时候，许多来北京上访的人从火车站下车后直接来到接待站外，接待站外的空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家或席地而坐，或躺在一张报纸上。常常半夜里，我和母亲就来到那片空地上，将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我和母亲会在塑料布上轮换着躺一会，等候天明后的接访。
有一次，我们听旁边的人发牢骚说，来北京好几个星期了，都没有得到接访，不是被推到这个接待站，就是被推到那个接待站。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去联合接待站，那里说涉及到人命案子要找公安部;到公安部，又说干部落实政策要去中组部，转来转去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得不到答复，不得不继续上访伸冤，继续等待。面对一片牢骚和议论声，母亲悄悄地说：“我们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跟别人掺和，现在情况太复杂。”
秋去冬来，那时候北京的冬天不知怎么那么冷，一会儿是黄沙漫天，一会儿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如今想来都让人心生寒气。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骑着从亲戚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带着母亲去陶然亭路甲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因为要赶早去排队，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我们住在永定门外，路又远，那天正好是一场大雪之后，冰天雪地。我骑着自行车走在护城河的一段河沿上，风象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耳边自行车压着路上的冰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突然间，轮胎一滑，我们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我爬起来后，看见母亲躺在河沿的下面，正在挣扎着往起爬，我赶紧跑过去把她抱起来。母亲说，她的脚扭了站不住，我就将她背到了河沿上，让她坐在平整一点的地上，我帮着母亲揉脚踝。过了一会儿，母亲咬着牙说：“孩子，我们不能等在这里。你扶我坐上车，我们还得赶紧去排队等待接访啊。”我们就是这样在无尽的等待中盼着希望，在漫漫长夜中等候光明。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死去的父亲伸冤，还一个人间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