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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党和国家的文章:父亲是名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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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啦:新时代礼赞革命先驱,烽火狼烟的年代,我们的共产党表现出的是不畏生死,坚决为劳苦大众谋福址。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父亲是名地下党》。

  一

  我刚带上红领巾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还着实自豪了好一阵子。但知道他还是抗日时期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已是1985年6月的一个晚上了。

  那时我已经在我们集团公司赵各庄矿财务科工作3年了。午饭后,我看父亲挺有兴致的,就和他聊起天来,提及单位的事,随口说了一句:矿上劳保科接到矿务局下发的一份通知,是传达省里文件精神的,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党的老革命在退休待遇上给予照顾,我们科负责补发。

  坐在一旁的父亲听了,不经意地念叨了一句:“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在内?”我激灵一下:“爸,你是老革命?是真的吗?”“你怎么没说过?爸你真是的。”坐在炕上的母亲见我不住地缠着父亲问这问那,一把拉我坐在炕沿,告诉我:“你爸是老革命,抗日那时候入的党。”

  记忆中,我只知道三叔是烈士,四叔是伤残军人,爷爷奶奶就成了军烈属。三叔在解放丰润县榛子镇的战役中牺牲了,年仅19岁。四叔在解放北京密云县城的战役中负了伤,一直到去世,胸部还有一块未取出的弹片。多年来,父亲极少提起自己的这些往事,母亲也不多话,只言片语中听到他们聊得比较多的是四叔的伤病。

  突然知道父亲是中共地下党,让我惊讶不已,就感觉像电影里面一样,兴奋又好奇。我急切地望着父亲,催他多说点,还不住地埋怨他隐藏不露,一直不和我们说。父亲瞅了瞅我,淡淡地说了句:“有啥说的?老家村里的老党员多着呢,人家不都这样过着平常日子吗?我现在过得挺好,挺知足。”父亲的几句话,不多,但掷地有声,当时给我的感觉父亲豁然高大了许多,敬重中又多了几分仰慕之情。

  下午到单位,我专为父亲的事咨询了矿上和局里负责退休待遇的主管部门,证实了父亲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但最关键的是要写一份详细的自传体的纪实材料,并上报省里,等待进行外调、核查、审批,最后落实待遇。

  晚上回到家,我把情况如实和父亲做了说明,父亲低下了头,好久没说话。我明白父亲难住了,这份自传,很沉重,要回忆起40年前的点点滴滴,并且整理成文字材料,对于仅读过二年书的父亲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爸,我来写!”我郑重地对父亲说。

  “你?中吗?”父亲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

  “我,能中。”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为了安慰父亲,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好,那我就好好想想以前的事,然后说给你,你写吧。”父亲的眉头舒展开了,露出了笑容。

  整整四十天,父亲几乎每日把自己关在屋里,炕上放着饭桌,一只铅笔和一个小本子,想啊写啊,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记下了满满好几页。晚上有时我就坐在桌前陪着父亲,听他口述一些回忆起的往事片段,用心地记下来。更多时候我就独自静下心,专心整理父亲记录得断断续续的笔记,为最后的编写自传做准备。

  父亲累病了。有几天,父亲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尤其是回忆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年代当县委交通员那段往事时,经常是又激动又着急。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有时自己想着想着拿笔的手就会颤抖,眼泪也会扑簌簌掉下来,怕母亲看见,总会把她支出去。有时记不清的事情使劲想,越想越急,自己就会焦虑烦躁。连日来的苦思冥想、情绪起伏变化,导致急火攻心,父亲的心脏有些承受不住。

  我能理解我的父亲,平静了这么多年的心境,就像一汪湖水,突然扔下了一颗石子,泛起的涟漪一圆圈扩散开来,打破了原本的安宁。我看到过父亲半夜不睡觉,双眼望着窗外,神情凝重,手中的旱烟徐徐燃着,这袅袅轻烟伴随父亲的思绪,追溯着那艰苦的岁月。

  二

  1943年6月15日,16岁的父亲经同村的共产党员王天顺介绍入党,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了县委专职交通员,主要负责传送文件和情报。那时的父亲个子不高,但身材敏捷,反应灵活,尤其是两条腿结实有力,跑起来像风一样,就如他自己说得参加儿童团练就飞毛腿的工夫此时派上了用场。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父亲往各村传递情报,根本没有马,交通工具全凭两条腿,遇到日本鬼子扫荡时父亲就更加马不停蹄的往各村传递情报,常常是居无定所,有时路过家门口都不能回家看看爷爷奶奶。如果有重要的情报就必须连夜出发,一点都不能耽搁,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想方设法的把情报送到各村的联络员手中,然后再返回县里待命。碰到鬼子大搜捕,还要躲避追击,常常是精疲历尽,疲惫不堪,每天连衣服都不敢脱,绑腿都不敢松开,生怕有敌情耽误时间

  记得父亲和我聊起他担任交通员时的一件事,当时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我听了特别的心疼。

  1943年的冬天特别冷,父亲在各个村子里跑情报,常常是晚上睡觉不脱衣服、不解绑腿。因为没有统一发放的服装,父亲的衣服都是奶奶做,粗布棉袄棉裤,手工纳的千层底棉鞋。父亲的绑腿总是绑不结实,他担心有敌情耽误大事,就扎紧一次多少天都不解,时间长了,绑腿里奇痒难熬,父亲知道是绑腿里生了虱子。但他的绑腿技术实在不敢恭维,无奈只好忍着,实在痒得受不了,就用刺刀往绑腿里生捅,直捅得外面的绑腿浸出了血迹才罢手。

  有一天,组织同意父亲回家看望生病的奶奶。县里交通根据地离家不算远,三十五里地的路程对父亲来说不在话下。回家后见过奶奶,父亲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坐在凳子上,在双腿下架个火盆,松绑腿。只见父亲一圈一圈的解开绑腿,只听火盆里嗤嗤直响,只看那火苗一闪一闪,长了尾巴的虱子被父亲全部抖到了火盆里。父亲一边抖落着一边嘿嘿笑:“这虱子够肥,再养养长俩翅膀可以满屋飞了。”

  我当时看到父亲说到这时,眼睛都瞪大了,特别惊讶。一旁织毛衣的母亲见我这个样子,停下针线笑着告诉我:“别不信,是真事,和你父亲结婚后,你奶奶也告诉我,说你父亲刚把绑腿松开不一会,人就斜靠着炕沿帮睡着了。地上摊摆着两堆带有点点血渍的绑腿布,父亲两条小腿耷拉地上,腿肚子一道一道的血印子又红又肿,有的地方结了痂,有的地方还浸着血。你奶奶当时看见你父亲的样子,心疼得直骂他,非要你父亲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别再提着脑袋干那要命的事了。任凭爷爷奶奶说破嘴皮子,父亲就是一声不吭,爱说啥说啥,趁着爷爷奶奶不注意,睡醒吃饱就跑了。”

  三

  父亲说过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参加大部队,亲自冲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但他把三叔和四叔送进部队多少弥补了父亲心中留有的一丝缺憾。爷爷奶奶生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父亲在男孩里行二,上有大伯,下有两个弟弟。爷爷奶奶都是老实本份的庄稼人,胆小怕事,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父亲兄弟几个安稳在家,娶妻生子过日子。爷爷憨厚朴实,大伯勤快能干,爷俩漂亮的木匠活远近闻名,靠他们的手艺养家糊口,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父亲性格很倔强,看准的事一干到底。12岁参加了儿童团,16岁加入共产党,又把三叔和四叔送进部队,都没有和爷爷奶奶商量。

  父亲回忆说,参加儿童团时,整天的在村南边的山上站岗放哨,看守着“信号树”,就是在山包上栽颗像树一样的木头。如遇到日本鬼子从南面袭击时,就把“信号树”往北面放倒,村里的乡亲们看到就会马上向北转移。爷爷奶奶担心受怕,生怕父亲被日本鬼子逮住活埋,每次都让大伯去拽他回家。可父亲总是唬着脸把大伯轰回来,气得奶奶一直骂父亲是“拗别种”。

  父亲说到这段历史时,我突然想起了电影《鸡毛信》,父亲不就是那个真实勇敢的抗日小英雄吗?

  父亲在谈到送三叔和四叔去部队参军打仗的情景时,心情有些沉重。不是父亲后悔送弟上前线,保家卫国,而是三叔的英勇牺牲、四叔的光荣负伤使父亲觉得愧对爷爷奶奶。父亲的两个弟弟一直把我父亲当做偶像崇拜,啥事都愿意和父亲商量。当父亲把他们送进部队后,三叔和四叔学习父亲的样子,对党忠诚,勇敢顽强,在部队表现很出色,还受到过连队的嘉奖。一直到牺牲和负伤,三叔和四叔几次路过家门都没有私自回家看望爷爷奶奶。父亲为有两个这样争气的弟弟骄傲和自豪。

  三叔的牺牲一直是父亲心里抹不掉的痛,爷爷奶奶因此始终记恨着父亲。因为三叔是爷爷奶奶眼里最乖的孩子,脾气好,性子柔,聪明好学,从来不惹二老生气,三叔的死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

  父亲回忆说:三叔参加的战役地点离家里不远,当他的遗体抬回村子时,全村的乡亲们都赶来围在遗体旁,儿时的伙伴有的抱着三叔哭的泪人似的,有的叫着三叔的小名唏嘘不止。赶回来的奶奶刚一见到三叔的遗体,一下子就昏厥了过去,爷爷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天空,铁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痛失爱子的巨大悲痛让他们觉得天要塌了。奶奶醒过来后,狠狠的望着父亲,突然,发疯似的扑到父亲身上,又捶又擂,嘴里不停的喊:“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非要把两个都带走,你为什么不替三儿去死!”

  父亲当时一声没吭,任由奶奶捶打。父亲的心很痛很痛,刀剜一样!一奶同胞的两个弟弟,自己亲手送进了部队,还不到两年,先是一个负伤,现在又一个牺牲,父母怎能忍受得了?父亲真是恨不得自己替他们去伤、去死!他的心在淌血!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上安排父亲留在了县里,担任解放部队的后方补给供应的负责人。这项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特不容易。由于连年战乱,粮食非常短缺,老百姓本身就吃不饱,还要节省一些粮食留给部队打国民党。父亲忠心耿耿就经常带领后方补给人员跑东村到西村,筹集粮草,筹集急需物资,同时,还要绕开还乡团的围追堵截,躲避他们的的搜查和掠抢。

  记得父亲回忆说:有一次,当他们筹备完将要送前线的几车粮食和草料后,已经是后半夜了,他们在回县里的路上,忽然接到情报,说有叛徒告密,还乡团要截粮草,命令父亲紧急处理,确保粮草安全。接到命令,父亲临危不惧,立即带领小分队一班人火速返回粮草存放地,连夜又将粮草转移到安全地方,一直到天快亮时才掩藏完毕。小分队分散回来的路上,真的遭遇到了还乡团的搜捕,父亲机智地跑进一户庄院,把枪藏在了猪圈的猪槽底下,自己又躲在一个废弃的大缸里,扒拉些秸秆堆在缸上。缸底都是烂泥,又黏又臭,足足两个小时才脱身。

  那时候他们经常忙得几天不睡觉,饿肚子是常有的事。父亲性格耿直刚烈,做事咬钉嚼铁,雷打不动。每次执行任务,都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不管冒多大风险,拼着性命也要完成。父亲讲到这些时,脸上的表情特别满足,高兴地说:“还好那时没出过岔子,任务完成的都不赖,几次都得到了县长的夸赞。”父亲美美的笑容,我的心里也好舒服。

  父亲是条硬汉,刚强在我的记忆中他极少掉过眼泪,可回忆起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时,不禁喉头哽咽,眼睛湿润。父亲时常在月夜,追忆起当年牺牲的战友,也倍加珍惜今天。经常嘱咐我们兄妹好好做人,做一个正直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没有豪言壮语,更不会夸夸其谈,一辈子堂堂正正,挺直腰杆做人。教育我们,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要知足,事要做好。直到今天,父亲的这句话一直是我们兄妹的座右铭。

  记得我们爷俩整理自传空闲时,我与父亲聊天,曾经问他:“爸,你那么小,就当地下党,不怕鬼子逮住你活埋吗?”

  “那时候小,根本不知道害怕,就想着把他们快点赶回他们自己家去!”父亲抽着旱烟说。

  “那你不怕还乡团那帮坏蛋报复奶奶一家吗?”

  “咋不怕啊,说不怕那是假的,就担心家人遭黑手。但要不把这帮坏蛋消灭,庄里人哪有好日子过啊。”父亲当时的表情有些激动。

  “爸,听我妈说爷爷奶奶不喜欢你,一直不想你,是不是因为三叔和四叔的事?”我楞眉楞眼地问了一句,问完就后悔了,吓得直伸舌头。

  父亲的眼睛垂了下来,脸色有些难看。我戳到了父亲的痛点,那是父亲最不愿意提及的事情。

  记得母亲说过,奶奶在家特别强势,也特别迷信。父亲送走三叔四叔参军后,奶奶悄悄找了街上的算命先生,占卜三个儿子的吉凶祸福。算命的先生是个瞎子,掐掐手指摇摇头,说:“两个孩子都没事,一个性子最犟的命不保。”万万没想到,奶奶最喜欢的三儿子没了,再加上四叔战场上负伤回家,奶奶窝了一肚子的火全部撒在了父亲身上,动不动就埋怨指责父亲。父亲默默忍受着,但他不后悔自己干的事,他觉得最大的孝顺就是在二老面前不顶嘴不争辩,在家时就拼命多干活,苦活累活抢着干,让奶奶心里痛快点。

  全国解放后,父亲在县政府干了四年的后勤工作,1952年,父亲辞去了工作,带着母亲离开了老家,到离家50多里的煤矿当了工人,一干就是三十年,直至退休。

  五

  父亲的待遇终于批下来了。

  经过几次的修改和整理,父亲的自传材料才被省里收下。剩下就是漫长的等待,要进行外调、审查,核对。半年后,单位劳保科通知我,说父亲算抗日战争的老革命,退休费按照省里规定进行上调,并补发近一年的补贴。

  为父亲记录、收集和整理自传,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那种感怀让我久不能释然。平凡的父亲,平凡的一生,他没有立下过赫赫战功,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更没有炫目的名声地位,和许许多多为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奉献青春的前辈们一样,默默无闻,无悔自己坚守着的那份信仰和执念。就像一条潺潺的小溪,平静地流淌着,无声地走入生命的里程。

  记得六个月后的一天,当得知父亲的待遇获得批准的消息时,我当时兴奋得放下电话就跑回了家,进屋冲着父亲就喊:“爸,批下来啦!批下来啦!”父亲戴着老花镜,坐着马扎,正在看报纸,见我风风火火跑进来告诉他这一喜讯时,父亲激动了,只见他缓缓地站起来,拿着报纸的手有些抖,嘴里不停地说着:“好事儿,好事儿。”

  此时的父亲,满足感充盈着内心,这份幸福的感觉让父亲就像个孩子,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温暖。

  当劳保科的同志去家里看望父亲,正式宣布这一好消息时,我看到了父亲眼里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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