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表现母爱的文章
名家表现母爱的文章
母爱是很多创作的灵感来源，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名家表现母爱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名家表现母爱的文章：母亲(石评梅)
母亲!这是我离开你，第五次度中秋，在这异乡--在这愁人的异乡。
我不忍告诉你，我凄酸独立在枯池旁的心境，我更不忍问你团圆宴上偷咽清泪的情况。我深深知道：系念着漂泊天涯的我，只有母亲;然而同时感到凄楚黯然，对月挥泪，梦魂犹唤母亲的，也只有你的女儿!
节前许久未接到你的信，我知道你并未忘记中秋;你不写的缘故，我知道了，只为了规避你心幕底的悲哀。月儿的清光，揭露了的，是我们枕上的泪痕;它不能揭露的，确是我们一丝一缕的离恨!
我本不应将这凄楚的秋心寄给母亲，重伤母亲的心;但是与其这颗心悬在秋风吹黄的柳梢，沉在败荷残茎的湖心，最好还是寄给母亲。假使我不愿留这墨痕，在归梦的枕上，我将轻轻地读给母亲。假使我怕别人听到，我将折柳枝，蘸湖水，写给月儿;请月儿在母亲的眼里映出这一片秋心。
名家表现母爱的文章：母爱是船也是岸(韩静霆)
那年5月，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叩响了家门。隔门听到老人鞋子在地上拖沓的沉缓的声音;半晌才是苍老的问话。“谁呀?”“我。”终于还是迟疑着。母亲，母亲，您辨不出您的儿子的声音啦?您猜不出是您放飞23载的鸟儿归巢么?
门，吱吱地欠开一条窄缝儿。哦，母亲!母亲的眼睛!
那双眼睛，迟滞地抬起来。老人的两眼因为灶火熏，做活计熬，又经常哭泣，还倒睫，干涩涩的。下眼睑垂着很大的泪囊。那眼睛打量着穿军装的儿子，疑惑，判断，凝固着。真是不认识啦。
“妈妈!”我唤一声“妈妈”，母亲眼里的光立即颤抖起来，嘴唇抖动着细小的皱纹，她问自己：是谁?是静霆啊?眼里便全是泪了。
母爱就是这样，她是人间最无私的、最自私的、最崇高的、最偏狭的;最真挚最热烈最柔情最慈祥最长久，的。母亲无私地把生命的一半奉献给儿子，自私地渴望用情爱的红绳把儿子系在身边;母亲崇高地含辛茹苦教养儿女，偏狭到夸大儿女的微小的长处，甚至护短。她的爱一直会延展到她离开人世，一直化成儿女骨中的钙，血中的盐，汗中的碱。母亲定定地望着我。我在这一刹那间忽然想到了在张家口，在坝上，在长扛流域，在鲁东，都看到过的“望儿山”，大概全世界无论哪儿都有“望儿山”，都有天天盼望游子远归的母亲变成化石。母亲还在呆呆地望着我。那双朦胧的泪眼啊!
蓦然想到了一周后如何离开，儿子到底是有些自私。我害怕到时候必得说一个“走”字，碎了母亲的心。
记得10年前我匆匆而归，匆匆而去。临走的那个拂晓，我在梦中惊醒，听见灶间有抽泣的声音。披衣起身，见老母亲一边佝偻着往灶里添火，一边垂泪。
“妈，才4点钟，还早啊，你怎么就忙着做饭?”
“你爱吃葱花儿饼，你爱吃。”
如果儿子爱吃猴头熊掌，母亲也会踏破深山去寻的啊!回到家的日子，母亲一会儿用大襟兜来青杏，一会儿去买苞米花，她还把40岁的军人当成孩子。我受不住那青杏，受不住那苞米花，更受不住母亲用泪和面的葱花饼，受不住离别的时刻。
母亲原来是个性情刚烈、脾气火暴的人。她14岁被卖做童养媳。生我的那年，父亲被诬坐监。母亲领着父亲前妻遗下的一男一女，忍痛把我用芦席一卷，丢弃在荒郊雪地里，多亏邻居大娘把我拾回、劝说母亲抚养。为了这个，我偷偷恨过母亲。孩提时遇有人逗我说：喂，你是哪儿来的?树上掉下来的口巴?我就恶狠狠地说：我是乱葬岗捡来的，她是后妈!理解自己的母亲也需要时空的长度，理解偏偏需要离别。印象里母亲似不大在意我的远行。我19岁那年离家远行，到北京读书。大学毕业正逢十年浩劫，被遣到农场劳动。那个风悲日曛的年月，我做牛拉犁，做马拉车，人不人鬼不鬼。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人人自危。我足足有3个月没给家写信。母亲来信了，歪歪斜斜的别字错字涂在纸上——
“静霆，是不是你犯错误了?是不是你当了反革命啊?你要是当了反革命，就回家吧。什么也不让你干，我养活你……”我的泪扑簌簌落在信纸上。
母亲，母亲，您的怀抱是儿子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窠!你的双眸永远是我生命之船停泊的港湾!记得后来我回了一次家，您说：“人老啦，才知道舍不得儿子远走。”说着声泪俱下。
可是你总是得走。你总得离开母亲膝下。你是个军人。可是你到底还是不敢看母亲佝偻的背和含泪的眼。你没有看母亲的泪眼，可是你的心上永远有她老人家的目光。
那时候我懂得了：母亲的目光是可以珍藏的。儿子可以一直把母亲的目光带到远方。
我搀着母亲走进了昏暗的小屋。屋子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味使我感到亲切，感到自己变小了，又变成了孩子。年逾古稀的父亲呆呆地拥被坐着，无言无泪，无喜无悲。父亲患脑血栓，瘫痪失语了。我看见母亲用小勺给父亲喂水喂饭;看见她用矮小笨拙的身体，背负着父亲去解手;看见她把父亲的卧室收拾干净。母亲就这样默默地背负着家庭，背负着生活的重担，极少在信里告诉我家庭负担的沉重。
我心里内疚。不孝顺，你这个不孝顺的儿子!可是你还是得走。
转眼便是离家的日子!我不知怎么对母亲说离去这层意思，只是磨蹭着收拾行装。我能感觉到母亲的目光贴在我的脊背上。离别大约是人类最痛苦的时刻了。记得，上次我探家回归的时候，吉普车一动，我万万没想到年迈的母亲竟然顺着门外的土坡，踉踉跄跄跑起来，追汽车，她喊道：
“你的腿有毛病!冷天可要多穿点啊!”
后来，母亲寄给我二十几双毛毡与大绒的鞋垫，真不知母亲那双昏花的眼睛怎能看见那样小那样密的针脚。
后来，母亲又寄给我一条驼绒棉裤，膝与臀处，都缀着兔皮。她哪里知道，北京的三九天也用不着穿这驼绒与兔皮的棉裤。它实在是太热了，只好搁在箱底。为了让妈妈的眼睛里有一丝欣慰，少几分担忧，我在回信中撒谎说——那条棉裤舒适至极，我穿着，整个冬天总是穿着。
谎言能报答母亲么?可是天下哪个儿女不对母亲说谎?
我对母亲撒谎说：我不久就会回来。我撒谎：您的儿媳妇和孙子都会来。我说也许中秋也许元旦也许春节一定会来……母亲默默地听着，一声不响。她的眼神却回答我：儿子，我——不——相——信!”
我以为，最难的离别，当是游子同白发母亲的告别。见一回少一回啦，不是么?临走那天，我实在不敢再看一眼母亲的白发和泪眼。我安排了许多同学和亲友来安抚母亲。有人说，车来了，我便逃之天天，匆匆忙忙跑出门，匆匆忙忙钻进吉普车。在车门关上的一瞬间，我，一个40岁的军人，竟鸣呜地哭出了声。我忙把带泪的目光向车窗外伸展，可是——母亲没有出门来送她的儿子。她没有用眼泪来送行。
我不难想象老母亲此时此刻的心境。儿子从她身边离开了，她经不起这痛苦;一个军人告别家乡回军营去了，她必须承受这痛苦。哦，母亲，我知道，我还在您的眼睛里，您那盈满泪水的眼睛，永远是儿子泊船的港湾。可是您这个作军人的儿子，他那爱的小船，却必须远航到遥远的彼岸。必须远航。是的，必须。
名家表现母爱的文章：妈妈在山岗上(陈建功)
四年前，妈妈过世三周年那天，我到八宝山骨灰堂取回了妈妈的骨灰——按照当时的规定，三年期满，骨灰堂不再负保管的责任。
远在广州的父亲来信说，还是入土为安吧!
可是，哪里去买这一方土?
四年前那时候还不像现在，现在倒新辟了好几处安葬骨灰的墓地。那时，只有一个别无选择的，形同乱葬岗子的普通百姓的墓地。我去那里看过，普通百姓身后的居处和他们生前的住处一样拥挤。我辈本是蓬蒿人，把妈妈安葬在这里，并不委屈。然而，想到性喜清静的妈妈将挤在这喧嚣的、横七竖八的坟场上，又于心何忍?
对官居“司局级”方可升堂入室的“革命公墓”，我是不敢奢望的。假若妈妈是个处长，说不定我也会像无数处长的儿子一样，要求追封个“局级”，以便死者荣登龙门，荫及子孙。而我的妈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非分之想或许有过——为妈妈买骨灰盒的时候，不知深浅的我，要买一个最好的。我当即被告知：那必须出示“高干证明”。从那以后，我不敢再僭越。现在，妈妈躺在80元一个的骨灰盒里。躺在八十元一个的骨灰盒里的妈妈，得找一个合乎名分的墓地。
最后，我把妈妈的骨灰，埋在我挖过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岗上。
那几天，我转悠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终于买到了一个刚好容下骨灰盒的长方形玻璃缸。我又找到一家玻璃店，为这自制的“水晶棺”配上了一个盖。一位朋友开来了一辆“拉达”，把我送到距北京一百多里以外的那座山脚下。
那些曾经一块儿挖过煤的朋友，现在有的已经是矿长了，有的还是工人。不管是当了官的，还是没当官的，谁也没有忘记我的热情好客的妈妈对他们的情分。我们一起动手，把骨灰盒埋下，堆起了一座坟头，又一人搭了一膀子，把那巨大的汉白玉石碑由山脚下一步一步抬上山来。
石碑俯瞰着那条由北京蜿蜒西来的铁路。
我十八岁那年，列车就是顺着这条铁路，把我送到这里当了一名采掘工人的。当年的我，身单力薄，体重不及百斤。我扛着一个裹在蓝塑料布里的巨大的行李卷儿，沿着高达360级的台阶，一步一步爬上山来。此后的十年间，我在这里抡锤打眼，开山凿洞，和窑哥们儿相濡以沫，相嘘以暖，也尝到了政治迫害的风霜。十年以后，二十八岁，当春风重新吹拂中国大地的时候，我揣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又是顺着这条铁路，迤逦东去，寻回我少年时代便萦绕于心的文学之梦。
我没想到，妈妈的坟居然就正对着这条令人百感交集的铁路线。尽管是巧合，却不能不使人怦然心动。如果说，这是因为我想到了人生际遇的沉浮兴衰，想到了妈妈可以在这山岗上为她的儿子感到自豪和欣慰，那么，我也未免过于肤浅了。妈妈毕竟是妈妈，她当然自豪过，得意过，为儿子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为儿子出版的第一本书，为儿子获得的第一篇评论……然而，妈妈绝不是千千万万望子成龙的妈妈中的一个。我接触过不少望子成龙的妈妈们，她们所能给予自己子女的，只是一种出人头地的焦虑。除了这焦虑，子女们一无所得。我的妈妈绝不想让儿女们为自己挣回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面子。她从来也没跟我念叨过“争光”、“争气”之类的话。她甚至告诉过我她并不望子成龙，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度过充实的一生。我当工人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是不是还应该坚持每周一书?同是工人，我相信，有人活得很贫乏，有人活得很充实。别怨天，别怨地，也别怨生活对你是不是公正。你只能自问是不是虚掷了青春?”我当作家以后，妈妈对我说：“得意的时候，你别太拿这得意当回事，省得你倒霉的时候想不开。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有主意，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好，知道吗?”……坦率地说，和许许多多儿子们一样，妈妈的话并不句句中听，自然也就不能声声入耳，特别是当儿子有点“出息”了以后。可是，当你在人生旅途上又走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发现，妈妈这平实的劝诫中蕴藏的是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信念，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焉知这不正是妈妈为儿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我当然不会忘记妈妈是怎样领我去叩文学之门的。我十岁的时候，她开始督促我写日记。我十二岁的时候，她让我读《西游记》。同样是十二岁那年，她教我“反叛”老师：“老师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吗?为什么不能写得和老师不一样?”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反叛”：用一首诗去完成了一篇作文。结果我得了二分。“如果我是你们老师，我就表扬你。你不是偷懒。按老师的思路一点儿不差地写，那才是偷懒呢?”——其实妈妈也是个老师。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敢让学生“反叛”老师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妈妈的苦心在我考高中时得到了回报，那试卷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我开始耍小聪明，玩邪的，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大概也真的不过是小聪明而已。可对于当时循规蹈矩的初中生来讲，确乎有点胆大包天了。富于戏剧性的是，妈妈恰恰是那次中考的阅卷老师之一。阅卷归来，眉飞色舞地夸奖有那么一位考生如何聪明，用书信体写成了这篇作文，成为了全考区公认的一份富于独创性的试卷，为此被加了分。讲完了“别人”，开始数落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不开窍。我等她唠叨够了，才不无得意地告诉妈妈：那位因封卷遮盖而使她不知姓名的答卷者，便是我。
为这个得意的杨塑散文式的结尾，我的下巴颏足足扬了一个夏天。
不过，对于我来说，最为铭心刻骨的，还是文学以外的事情。
我的学生时代，家境并不宽裕。父亲虽然在大学教书，却也不过是个讲师。父母除了抚养姐姐、妹妹和我以外，还要赡养奶奶、外祖。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给年龄尚小的妹妹买来苹果增加营养，我和姐姐只能等在一旁，吃削下来的苹果皮。我的裤子穿短了，总是由妈妈给接上一节。当接上两三节的时候，妈妈就笑着对我说：“看，你这模样简直像个少数民族了!”比起那些地处边远，温饱难继的人们，这当然也算不得什么，可是我读书的学校，是一个高干子女集中的地方。那些政治地位优越、衣食无愁的同学们，每逢假日，坐着“华沙”、“胜利”翩然来去。新学年返校，这个谈北戴河度假，那个谈中南海作客，我辈寒士子嗣，自尊心岂有不被伤害之理?我永远忘不了班上一个高傲的女同学，穿着一件蓝灯芯绒面的羔羊皮大衣，雍容华贵，使我不敢直视。每当看见那件皮大衣的时候，我就要想起自己的妈妈穿的那件旧皮袄。那是妈妈从南方调来北京和爸爸团圆时，为了抵御北方的寒风，在旧货店买的。那是一件由无数块一寸见方的碎皮子拼成的皮袄，每年冬天，我都看见妈妈小心翼翼地在那些碎皮子间穿针走线。我常常伤心地想，我妈妈穿的衣服，都不如这些女同学们啊!这感受，被写进了我的日记，它是不可能不被妈妈看见的，因为她每周都要对我的日记作一次评点。
“你怎么这么自卑?你想一想，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吗?”妈妈问。
我想了想，我说当然不是，我的书读得比他们多，作文也写得比他们好。
妈妈说，她也想过，除了让姐弟俩吃苹果皮，穿补丁衣服使她有点难过以外，她也不是一个事事都不如人的妈妈。比如，她可以告诉我们该读些什么书，怎样写好作文。
我哭了。妈妈也哭了。
我告诉妈妈，我错了，我不跟他们比这些。
“那你觉得怎么想才是对?”
“比读书，比学习。”我说。
妈妈笑了，说：“这当然不坏。不过，慢慢你就明白了，读书、学习也不是怄气的事，干吗老想着‘比’?你得学会把读书、学习、思考、创造，都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这话你大概理解不了，以后再说吧!”
我当时的确是似懂非懂，只有当我十八岁以后，一个人借着矿区宿舍一盏自制的床头灯，偷偷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又偷偷开始写一点什么的时候，才渐渐领会了妈妈这段话的深意。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而我，不仅从事着最艰苦的职业，而且政治上也屡经坎坷。连我自己都颇觉奇妙，十年光阴何以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尽管迷茫，却不空虚，尽管苦闷，却不消沉。我把一颗心完全沉浸在写作和读书里。书，大部分是妈妈利用分管图书馆之便，偷偷借给我的。坦率地说，也有一部分是我溜进矿上列为“四旧”的书库，偷出来的。“读书人，偷书还叫偷吗?”孔乙己的这句话，常常被我引以自嘲。
当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会觉得活得那样忙碌而充实。你不再怨天忧人，也不再度日如年。你渐渐地理解了，你的妈妈不可能留给你万贯家财，她甚至也不大关心你是否能吃上文学这碗饭——我猜想其中不乏余悸和苦衷。你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她的儿女是否能选择到一种有意义的活法儿。这活法儿使他们即便身处卑微，也不会失去自立于同类的尊严感，不会失去享受充实的人生的自信。
妈妈病故的时候，年仅五十五岁。
我已经忘记是哪一位作者在哪一篇文章里讲过自己过生日的惯例了：那一天他绝不张灯结彩，也绝不大快朵颐。他把生日那天作为“母难日”，他说因为自己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太大的痛苦。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最适宜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孝心。不过，这“母难日”三个字，总使我难免动容。因为我不仅是在出生那天给母亲带来痛苦的儿子，而且是给母亲带来了终生灾难的儿子。因我的出生，使妈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而母亲如此过早地亡故，恰恰是由于心脏病的发作。
我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好好活着。充实，自信，宠辱不惊。像妈妈期望的那样。
妈妈还在山岗上。山岗是普通的。妈妈也是普通的。
每年清明，我都去看望山岗上的妈妈。
妈妈去世后，我们三个子女各自拿了一件遗物作纪念，我拿的，是那件用无数块碎皮子拼成的皮袄。
和谷：游子吟
到省城工作之后，有了妻室儿女，便很少能回故乡看看。每当我触到“乡情”的字眼，就不禁默吟“慈母手中线”的诗句，久久地陷入思念的意绪中了。
渭河北岸的故乡，土地瘠薄，人们生活一向很是简朴。记得童年的时候，是不曾披过一件“洋布”的，自春至冬，总穿着一身母亲织的土布。上小学时的书包，也是红蓝网格的粗布做的，却孕育了我童年的梦。
一到秋天，队上分了棉花，多半是因受旱未绽的棉桃。阴雨天，就和母亲在土窑里剥棉桃，撕开来晾干。遇赶集的日子，我牵着母亲的衣襟，背着大包袱到弹棉花店去。弹棉花是不收加工费的，带走花絮，留下花籽即可。而花籽是可以榨油的。
归来，折一支高粱秸，就着青石炕沿，撕开一片片花絮铺了，卷在高粱秸上，滚几下，就成了一个圆筒。这种活儿，我是乐于干的，而且很在行。那一片片洁白的棉絮，薄得像鸟儿的羽翼，又使我时时想到天上的云朵。
母亲则搬了纺车来，给弦上涂了蜡，给锭子抹了油，便盘腿吱咛咛地纺起线来。左手指那么轻巧地绕动了纺车，右手衔着我卷好的花筒，直侧着身子扯到背后去，又回一下纺车轮，将抽开的细丝缠在旋动的锭子上。线穗渐渐胖，花筒渐渐瘦了。节奏和音响是那么单调，在我听来，却似乎是世界上最好听最深情的音乐。
尔后，择个响晴天，母亲又将线穗穿上轴儿，在窑院里立成一排，牵住各自的头绪，合成了线团。再浆洗过，梳理匀称，一丝一缕地绕到织布机上去。
于是，母亲便坐在了织布机前，抛着梭子，踏着脚板，经经纬纬地交织着生活的希冀。灯下，窗前，百八十天才能织得完它。而我，这阵儿是帮不上母亲一点忙的。我觉得母亲为了儿女们，实在是太劳累太疲倦了。
质朴无华的土布，为我遮体御寒，伴我长大成人，给了我温热，给了我母性的力量。要说曾经嫌弃过它吗?似乎根本就谈不到。那一丝一线，有如情感的琴弦，交织得太密太密了。
那年冬天，我从陕北旅行归来，途经故乡小住。
离家这么些年了，母亲还是那样，在灯下缝缝补补个没完。见我的棉袄破了一处，硬要我脱了补补。望着母亲显然苍老了的容颜，我有些不肯。她那有点斑白的鬓发，似乎是纺线织布粘上的绒絮，永远也拂不掉了。她脸上织满了皱纹，又像土布似的粗朴。
母亲从那个用了几十年的旧笸篮里拿出针线，还是那么个木片做的线板，抽出一丝线来，穿呀穿的，触到了眼前，却怎么也穿不到针上。
我看母亲扭过身去，抹着泪，我的鼻子也酸楚了。母亲年轻时那纺线织布的利落劲，已经成为往事了。
前些日子，我给母亲买了件涤良上衣。寄去了不几天，妹妹写来信说，母亲嫌“洋布”穿上扎眼，还是亲手织的土布好，让给我未过门的弟媳妇穿了。
读信时，我的孩子要我给找条线，说到郊野里去放风筝。我不知找了根什么线，把孩子打发走的，心绪却被线儿牵回了渭河北岸的故乡。
我想，母亲斑白的鬓发，丝丝缕缕，此时也许正飘绕在故乡山塬的风里。也许她正站在山塬的窑院前，思念她的游子呢!她该知道，她的游子正在思念她吧!
我信手铺纸挥毫，录了一首久已藏在心底的稔熟的诗，贴于书桌前。这便是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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