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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推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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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篇4

  《浅析中国经济与环境平衡的路径》

  【摘要】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伴随着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失衡,而调整失衡需扭转居民意识,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国家的环境政策,并在意识和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才能起到有效作用。

  【关键词】环境;经济;平衡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腾飞。凭借GDP每年10%左右的增速,中国在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经济腾飞的同时,环境也以更快的速度恶化。工业的粗放增长造成空气和水质的污染,落后的农业特别是不合理地使用肥料也造成极为严重的土地污染。淮河水质恶化、生物灭绝、极端天气、沙尘暴肆虐、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凸显。人们创造了新的文明,却也在破坏存在了数千年的人与自然的秩序。目前所存在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应地也不存在单一的解决途径,追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注定只能是雾里看花。对于经济利益和环境友好追求的失衡必须得到扭转,而扭转是对居民的意识、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国家的环境政策进行的扭转。经济社会中的参与者同时又都是环境治理的参与者,意识和机制的双重作用才能扭转这种平衡关系。

  一、国际合作

  地球因为动物的迁徙和大气、洋流的循环等途径,是一个整体。南美的热带雨林不仅是多种生物的家园,也影响着整个地球的温室气体的消化;北极冰山的融化不仅影响北欧和俄罗斯,它关乎每一个沿海城市的未来。所以环保需要世界范围内的交流。除了共享的地球环境作为外部压力之外,国家间对于环境治理的经验和效率不同也造就了国际合作的内生需求。如清洁发展机制,它是指一个发达国家通过用技术和资金投入的方式与一个发展中国家合作实施其温室气体减排的项目,其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给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发达国家缔约方用于履行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内产业的碳排放量,更能够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二、环保产业

  环境友好型企业能促进经济发展,更有助于环境的改观。政府应该多鼓励以经济利益为动力,兼顾环境的环保型产业发展,在这一点上作出更具意义的引导作用,同时对污染严重企业持慎重态度。我国东部的经济行为已为环境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在当今西部大开发的大战略背景下,环境相对脆弱的西部若重复东部发展之路,势必造成比东部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且作为黄河、长江等水系的发源地,问题将被进一步放大。因此,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加广泛和长远的考虑。

  三、培育NGO

  在美国,活跃着众多的NGO在社会中广泛地开展教育、环保等公益项目,是政府的“减阀器”和“稳定器”。这不仅填补了政府在社会某些方面的缺位,也通过精神动力的支撑完成了社会改造的部分任务,帮助NGO的参与者和接触者感受其奉献精神和责任。而中国普遍存在的资金和注册困难限制了众多的本地NGO的发展;中国NGO的受众多集中在大学生群体,不具备美国、欧洲等国家NGO的普遍性,中国NGO的规模和影响力明显偏小。因此,从政策引导到社会关注等方面,应该给予NGO,特别是热心环保事业的NGO更多的支持,使其能在中国社会充分发挥其应有效用。

  四、提高政策执行力

  中国曾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口号。2010年,为完成指标,出现了工业拉闸、居民限电等为完成地方性节能指标的短期行为。不仅短期内影响了经济发展,长期来看更是对粗放经济的纵容,势必造成下一轮节能工作的难以开展。政策制定本意是实现经济对环境压力的释放,调正经济和环境的不平衡地位。但是,执行和监督不力等问题凸显,众多指标性政策终究只是口号。完成短期目标,不具备长期意义。“低碳经济”也不仅是对低碳的要求,更是实现经济目标的长期考虑。污水处理、太阳能系统等带来的不仅是低碳也是经济。政策应有长期的考虑,利用税收减免、政策绿灯等引导措施,积极推动长期有效性、实用性的绿色经济,并强化政策执行能力。

  五、培育意识

  意识影响行为,行为成就习惯,缺少主动性思想的行为是无力的。中国环境难题面临着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两方面的压力。为了实施居民生活和企业发展的环境改造需要更多环保意识的注入,中国的环境教育应从口号中解脱,放到教育系统中应有的位置。从小培养环保意识,在关注经济的同时,不乏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思考。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缺少正规的环境教育系统,现存环境教育分散且执行力差,缺少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虽然近年来公民环保意识已在提高,但意识转化成为行动力的效率较低,中国需要更多环保教育的支持。

  六、健全机制

  环境和经济失衡是系统性问题,社会机制的不健全则是系统性问题的原因,问题的解决途径必须改善整个系统才能产生积极效应。有效地监督机制可帮助建立起强大的执行力;社会参与机制也有利于居民意识和行动力的提升;环保合作机制则能缓解上下游地区间经济环境的矛盾。国家应该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参与、监督系统和合作机制,同时利用适当的奖惩机制加以促进。

  2017年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篇5

  《亚投行的“中国机遇与挑战”》

  摘 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个由中国倡导的、用于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发机构,它的成立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一方面,它可以解决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过剩的问题,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又会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面对亚投行的双面性,中国需要冷静的加以思考。

  关键词:亚投行;机遇;挑战;基础设施建设

  一、亚投行概述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倡导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亚投行的运营也将采取多样化立体式的现代金融手段,初期提供主权贷款,之后建立信托基金,并且引入了PPP模式,甚至将鼓励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其他资本投资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为最大的股东。各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各国将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股份分配的基础。

  现有的章程规定,亚投行作为“多边开发银行”治理最核心问题的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区域以外非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占有的25%。亚洲区域内的75%的投票权再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GDP、人口等一系列的指标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

  二、亚投行的发展历程

  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举行会谈时表示,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随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同意加入亚投行。这将使亚投行扩围至31个成员国。

  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为37个、域外国家为20个。涵盖了除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

  三、亚投行的发展背景

  亚洲经济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六成人口。但是由于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的铁路、公路、桥梁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亚开行的有关报告称,2010至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需求大约为8.28万亿美元,今后每年的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对于许多亚洲国家而言,这需要借助于国际投资机构加以援助。然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贷款比重低微,无法满足亚洲各国的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设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期望能够更快地走向国际。但是亚洲经济体之间很难利用各自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存量优势,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金融危机后确定的国际治理改革阻碍重重,美国不仅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以阻止,而且通过其主导的TPP谈判来压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竞争力,更希望通过辅以TTIP谈判,来绕开WTO多边机制,重新获得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亚投行的建立,将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此改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国际信贷标准的旧有格局。

  四、亚投行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第一,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两个过剩”问题,即外汇储备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中国能够输出的主要是“铁公基”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应配套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来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目前持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财政部债权和1万亿美元以上美国公司债权。这两万多亿美元的美元资产,构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中国通过倡导建立亚投行,可以通过投资将过量的外汇储备以高效的方式转移出去。并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建筑走向海外的同时,将中国的基础设施标准加以推广,从而使中国基础建设和装备制造业拥有更加持久的竞争力。

  第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亚投行业务开展后,中国可以以亚投行信贷为先导,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通过促进直接对外投资来带动人民币走出去。资本走出国门,必然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会逐渐清除美元和日元的影响,亚投行的成员国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市场,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三,带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可以积极利用亚投行这个良好的平台,推动对外投资的进程。亚投行由于其国际性,当被投资国是亚投行成员国时,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海外投资将会受到较好地保护和支持,这使得亚投行能够降低中国企业在参与国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亚投行不仅仅青睐创建型的绿地投资,还会包括跨境并购,参与一些前景看好的现有项目改造。总之,亚投行一定程度上能成为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资金和信息平台。

  五、亚投行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第一,商业原则运行与基础设施建设短期盈利之间的矛盾。亚投行的主要投资领域为基础设施融资。众所周知,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具有周期长、难度大的特点,因此投资风险非常高,亚投行可能面临的投资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投资项目本身的财务风险,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断、项目借款方乃至贷款国政府清偿能力不足等等;另一类则是由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投资风险。对亚投行而言,第二类风险尤其需要引起重视。长期以来,中亚和南亚各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不够稳定,大国利益的介入也使得地缘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民族和宗教信仰冲突不断,恐怖主义活动较为频繁,从而使亚投行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如何更好的保护中国资本的问题。中国对亚投行建立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其中一部分还是国有资本。国家资本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中国可以让国有企业去走出去;坏的地方在于,一旦出现纷争,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行为,被上升到外交和政治层面。因而,资本走出去后,还需要更多的权益来进行保护。例如,中国在墨西哥投资的高铁项目、在缅甸的多笔投资等,都遭遇了问题,并且目前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中国作为最大的股东,保护好中国资本就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高标准与高效率之间的博弈。美国已经多次公开对亚投行的标准规则提出质疑,要求亚投行提高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标准高就意味着低效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低效,高标准是主要因素。但同时,较高的治理标准和较严格的监管会帮助亚投行获得更高的国际评级,这对于亚投行的声誉和募资都是有利的。因此,亚投行必须在高标准和高效率上掌握平衡。(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

  参考文献:

  [1] 王达.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J].东北亚论坛,2015(3).

  [2] 王健.亚投行背后的战略角逐[J].财经,2014(12).

  [3] 贺军,罗娟丽.中国驾驭亚投行新局面充满挑战[J].战略观察,2015-03-24.

  [4] 金灿荣,孙西辉.亚投行:机遇与责任的复合体[R].党建网,20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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