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入中国是19世纪末。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广泛注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重要影响，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苦苦寻求救国良方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燃起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希望，中国人民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的面貌。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步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超越。当中国清朝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历了工业革命，开始向世界扩张，并倚仗着“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继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通过这些野蛮的侵略战争，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特权，使中国沦为被恣意掠夺的对象。他们在中国建租界、开口岸，划分势力范围，操纵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的经济，把持中国的文化教育。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日益衰弱和落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封建制度加速衰朽，曾作为世界强国的清王朝，不仅无力抵抗列强的侵略掠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而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帮凶，“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封建统治阶级运用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可能动摇封建基础的社会发展新因素，变本加厉地盘剥压榨农民，不顾一切地吮吸人民的血汗，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严重障碍。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和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这其中既有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也有各阶层人士反对外来侵略掠夺、反对统治者剥削压迫的斗争、起义、风潮。其中有三次大的运动最有影响和最具有代表性，这就是1851年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1911年由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和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然而，这些运动虽然都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但是，这些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结束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辛亥革命以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但奇怪的是，这些说起来那么动听，甚至在西方国家也取得过一些成效的东西，一旦硬搬到中国来，就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在国会竞选中取得多数席位的国民党对国民的实际利益一无所补;正当热衷鼓吹西方“宪政民主”的宋教仁在幻想议会政治“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之时，却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惨死。民主共和，种瓜得豆，始料未及。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中国依然陷入黑暗之中。正如后来毛泽东深刻总结的那样：“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积贫积弱，社会黑暗，严酷的现实促使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国家命运问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强烈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力。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尽管正处于艰苦创业时期，经历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重重磨难，却充满蓬勃生机，展示着新的希望。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混乱颓废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大幅下降，引起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怀疑。1920年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他给天津《益世报》写的第一篇通讯中说：“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他感悟到：“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人既看到了北洋政府的卖国无能，又看到了西方列强的伪善、蛮横和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拙劣表现，使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对走西方道路失望和怀疑。

这些，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把目光从欧美转向了苏俄。除了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外，甚至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孙中山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一个时代潮流。

这个时代潮流，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展枝、散叶。那一时期，是世界各种思潮学派在中国思想界风云际会之时，大批留学生携西学而归，西方的各种主义、学说通过报纸、杂志、新学堂、社团等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经历了风云激荡和历史性选择，他们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选择绝非轻松，也绝非任意，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比较，甚至痛苦求索的过程。

蔡和森曾这样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刚到法国时，“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拼命“蛮看”，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政治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他还搜集了重要小册子约百种，“猛看猛译”。经过这样“大规模的自由研究”，到1920年8月，蔡和森得出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李维汉曾经回忆他留法初期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后来，读了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思想才发生很大变化，转而崇奉马列主义。

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道：“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的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从思想交锋来说，当时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三次有名的论战。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而不作实际研究为名，反对年轻人谈社会主义、走革命道路。按他后来说的，就是不要让人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予以反驳，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走革命道路。这场争论，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关于社会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围绕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展开了一场争论。张东荪、梁启超等发表文章，以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等为理由，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主张发展实业。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其言论，认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否则实业也不可能发展。这场论争从本质上说，是一次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论争。争论的结果，使许多进步青年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三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当时无政府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同马克思主义争夺青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驳，把一大批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三次论战发表的文章共计150多篇，参加论争者达90多人。针对反对者的各种诘难，社会主义者从学理上一一作了回答，对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含义、社会主义目的、社会主义实施条件、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制、社会主义人生观、社会主义家庭观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均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些论争把社会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潮，极为强烈地震撼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背景下，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主张，走上了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些有着不同经历和背景的知识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识，也代表着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

特别值得后人景仰的是，先驱们一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就坚定不移、终生不悔。无论遭受何种不幸，无论是面对血腥屠杀、野蛮的酷刑，经受清贫的生活、艰险的斗争还是亲人的误会、革命队伍内部的委屈，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或者趋时行为，而是理性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对真理的追求!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当作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他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革命实践，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在他们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下，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提高，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群众也开始觉醒。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不断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的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