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范文10篇(3)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范文五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首先，中国作为五大文明古国之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也极为广泛，儒学这一文化符号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它对我国人民的生活及思维方式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儒家思想最早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主要倡导政治统一、社会安定、道德规范，仁政以治、发展教育和生产等，这些思想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论调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倡导，同时也是对创建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倡导，这些思想都能过在现代化的社会条件下继承下来。另一方面，由于儒家思想形成于封建社会，生产力条件低下，因而儒家思想所携带的小农意识、官僚意识以及宗法意识都极为浓厚。例如，儒家思想对于传统及内倾心理过于注重，从这一点来说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却有不利影响，极容易造成教条主义以及独断论调的产生;不仅如此，儒家思想“重实践，轻理论”“多证悟，缺逻辑”的特点也极易造成经验主义的产生。这些必然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的阻碍。不仅如此，在依据两点论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的过程中，同样要坚持重点论，否则就无法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萃，使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下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例如，儒家倡导“以和为贵”，提倡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提倡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保持道德与功利的和谐统一;法家倡导在统一的格局内实现社会和睦;兵家有“先和而造大势”“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之说;不仅如此，由此可见，坚持和谐思想自古以来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展走向。为此，在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保证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变方向的正确性。其次，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受文化现代化发展要求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进行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的动力。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系列西方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外来文化的渗透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提供了外部动因。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固有的包容性和认同性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承载中华民族历史思考的载体，同时也是将中国与其让他国家区别开来的标志。在这个文化现代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并没有被削弱。例如，不断涌现出来的“汉服运动”“成人礼”等社会现象，都向我们说明了传统文化被人民所肯定和接受。在笔者看来，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可以在摒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入现代化的。为此，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求都在不断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这也是其动力所在。最后，从现实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的转变，是需要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的。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文明涌入，人民开始了解西方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求富国之路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发展路径。随后，维新派对于西方文化的大力引进，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人民开始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在这样的动荡时期，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动荡，“‘五四’运动”的爆发从思想观念方面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民主”和“科学”的理论被提出并逐渐得到重视，据此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一段被批判的时期。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当时盛行的“全盘西化”的论调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洗礼下，提出了新的论调——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随后随着这一主张逐渐被人民所认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好，同时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引发人民的思考。自此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在此种形势的推动下也开始逐渐向现代化转变。

二、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势必会经历一段不断地转型、演变的过程，为此，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也要随社会、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开拓创新，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对其转变过程进行科学的指导，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划分，从而帮助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为中华民族发展面向现代化的大众文化而不懈努力。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范文六

一、清末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举措及影响

从统治阶级对待西学的态度可以窥见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概言之即是中体西用以及由早期对西方器物的学习而渐变为制度的学习及至精神的学习。从表现并支持这种观点的材料中①可以清楚地感觉出统治阶级内部及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爱之深、故责之切的心情。他们近乎狂热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完美的，西学所有的体用在中学中早已完备无遗，只是时人用之不当，才使中国落于他国之后。1896年，聘之等的上书折子中有一段文字，即表明了当时许多朝臣及文人的这种情感与想法，他等如是说道：“臣观西学所以擅长者，特精于天算、格致，其学固中国所故有也。考《周礼》宾兴贤教习国子，皆于德行而外，次以六艺，孔门七十二子，特以身通六艺表之。数者，六艺之一也，汉魏以降，代有专家”，“是中士教法，本自赅备无遗。且凡西士递创新法，动谓中士所未闻者，如地圆、地行、地转之说，《大戴礼》、《尚书》考灵曜，及张子《正蒙》，皆言之凿凿。光学、重学于《墨子》，奥旨可寻，并在西人未悟其理以前。即就算数言，西法之借根，远逊中法之天元，后乃变为代数。若宋秦九韶正员开方，元朱世杰四元玉鉴，西法终莫能逾”，“可见同此一理，只在善用其心，不必尽其所学”[2](P69)。虽然对于传统中学持以这样的态度，但这一批人也认识到了旧体制、旧学之不足，所以才会有清政府后来的由开实科而至广兴学再至建学部，中国由器物渐及制度又及精神的学习，但应当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清政府在认识到学习西方制度乃至精神的重要性后，他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中体的立场。在这样一种分裂而痛苦的情感下的一系列改良举措是否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呢，如果没有，那么它又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清末政府所下的各项条文及朝臣的上书中清楚透漏出当时那些先知先觉者们普遍认识到传统教育的时弊，多在空疏无用。中国古代的正统教育为主内的涵养心性的教育，故而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对实学的轻视，这就难免使教育表现出追求形式与浮华。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上层人士普遍意识到教育应该还有另一种形态，即当时他们认为主外的、致用的教育———实学教育、格致之教育②。聘之等说中学自赅无遗，差强人意，然而似乎忘了一点，即虽然后来之西学科目中国自古已有，但那些科目在当时的官、私学设置时数、重视程度、普及程度远非后起之西方发达国家之课程量多且重视高。中国古代这等实学的地位是无法与经史之学相比的，及至清末，才取的了与后者一样的正统地位。然而实学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国学地位必然下降，相反，清末朝臣坚持认为不可废国学。理由一如上文所言;二则是比类俦物，若言西方好、可学，则西方教育中尚且有宗教一门，中国教育故亦当有之，则中国之经书便是中国之宗教，固不可废国学。并且经书乃千年所传，代代所习之文，为中国之根本，若完全去之，则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就没有了。中国人将不再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那么也就无所谓复兴国家。此种理由颇可信，而且这种重视精神、传承文化、重视传统的态度很值得肯定。但应注意的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并不是因为国学中的“经”。因为古代社会，国学是上层社会的私有品，广大的下层民众很少有机会，也不用读经，但是后人却能清楚地感觉到根植于上下层内的传统文化的痕迹(当然透漏这一痕迹的表现形式有大差别，即俗与雅)。那么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如何在最为广大的民众间潜滋暗长的呢?概言之，即是上传下达的政教礼俗使然。经、史、文只是文化在上层社会传递的一种形式，经书规划了统治阶级的行为准则，上层以此来制定政教礼俗影响下民，所以百姓虽然多不识字，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力行者。如此，国学本身对于下层民众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何在呢?贯看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不同时期的着力点：戊戌时期重内容的变革，维新时期重教育的普及，无论朝臣，还是民间文人，亦或是新兴的知识界中人，皆有一共识，即“学校早开一日，即早收一日之效”。可见国之危使教育改革之急切。另一共识见之于“兴国之本在人才，人才之本在教育”。这本是自古以来即普遍存在于国人中的意识，及至到了近代，则由隐在，一跃而成一种疾呼的口号。维新以后广兴学堂，普及教育，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国学本身(作为课程，而不仅仅是其精神的教化)之于广大民众，广大民众之于传统文化的演进才具有明显的意义，而这个时候，学校中经文课程的多少，对于国人的重要影响才凸显起来。由此可见，清政府一面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学，一面又谨小慎微地处理着它与中学的关系。我们姑且将中学比作暖色系中的红色，将西学比作冷色系中的蓝色，清末的这一系列举措就是将蓝色注入红色的色调渐变的过程，但整个色调依然是暖色的，所以传统的本基是不变的，可这一过程的影响在于，这种蓝色由于改革的推进，会随时间流转而越来越浓重，最终是否会使暖色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变为冷色系的另一种文化还未可知。这便要看后人对于传统文化报以何种态度了。

二、民初政府(革命派)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举措及影响

革命派中聚集了众多新兴的知识界中人，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而当时中国学生正在到处寻找思想和资料，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有一股新的思潮。他们重视现实，反对尊孔法古，认为“法古是亡种之根”。但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革命派要弃绝传统文化。首先，革命派中不少怀揣极新思想的硕学鸿儒。其次，辛亥革命的组织部中亦有许多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功名的人。这样就使革命派在表现出强烈的革新意识、反传统的思想时，又难免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他们要反对的是其认为传统中背于时代的、糟粕的东西，而不是整个传统文化本身。他们认为，革命与保传统之间是不相违背的。事实上，一个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不会轻易出口要求废古的。真正的革命，革的应是已经过时的却仍然苟延残喘者的命。没有听说“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苟延残喘;没有听说“友爱孝悌”是苟延残喘……革命者们应考虑革谁的命，革其命后怎么做。清末新政可说是积极守古，消极学外，而当时的革命中人则是积极学外，对于传统无所谓积极与消极，而是如前所说的使命感。所以在当时的革命刊物中才会有既宣传排满，又宣传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杂志。故此，在1912年的民国临时教育会议中，与会者才这样总结中国人的向有之弊：一曰自大，一曰自弃。“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为我中国有四千年之文化，为外国所不及”，自弃者，“及屡经战败，则转而为崇拜外人，事事以外国为标准”[2](P649)。所以可以推测，革命派认为清廷不废经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法国外，而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法国外只是为其不废经学找一个适合时代、堵人口舌的理论根据罢了。那么革命者们对于传统文化之中心———经学又是如何处置的呢?1912年的民国临时教育会议中，就此提出了“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可见一斑。基于此种态度，当民国政府初立时，这个新政府对于传统书籍非常重视。南京光复后，兵队驻扎在学堂，局所以及充公的房屋内、外的器物、书籍等许多都遭到焚毁或搬取，损失很大。政府本着“公家保存一份财产，即社会多培一分元气”[3](P111)而下令将这些东西妥善照料保护，以“重文教而保公产”。南京国民政府的不少过渡性政策对于有关传统文化事项的处理是比较“中庸”而不一刀切的。这样的文件很多，本文仅举丁祭之事一例。关于文庙丁祭是否举行，礼式祭服应怎样安排，前清有关丁祭的祀典是否还应照办等问题，大总统孙中山是这样回答浙江民政司长的电文的：“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行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其余前清祀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4](P254)。实不得不动，但又不敢妄动。政府在教育上的举措宜最能说明其对传统文化起了一种怎样的作用。民初教育改革与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不同者三：一是废经，二是取消等级制，三是男女平等就学。这是对传统意识的颠覆。下面从课程设置、教科书内容、文字版式三方面来探讨传统文化是否失根于此时。(一)课程设置先来看清末新政与民初初小、高小中课程设置时数(见表1)③：　从以上这个表中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在中西学比较中，清末西学在初等教育中所占比重仅为40%(中学时期比率亦为40%，高中则为73%)④，其余皆为中国传统课程，教学方法的变革暂且不说，单说经学，就占了总课时的30%～40%，至于修身、国文科的内容与传统私塾教育并无二致，所用教材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发现，从初小到高中，随着西学比率的升高，经学的比率也相应的越来越高。可见清政府非常清楚在少年时代对之进行经学教育的做法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所谓蒙以养正，正如清廷的一贯主张：用中学渝其精神、固其根本。二是民初西学所占比率由初小的40%～50%，升高到高小的60%～70%。初小比率于清末看似相似，但其时的修身与国文课教材内容却与清末全然不同，所以可以认为民初受西方影响而开设的课程时数为100%。这似乎是说民初教育尽弃了传统文化，其实不然，前文中提到在临时教育会议中明确显示，虽然中小学课程中不见经科，但它却变以文、史、哲的形态存在于高等教育中。那么这种变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起了怎样的影响呢?这种变动，使经史等文化经典从初、中等教育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修身、国文课中渗透经典的意旨与精神，而只有到了大学时代，经典才独立成科地出现在青年人面前。经学是否独立成科以及在哪个教育阶段独立成科，其意义和影响对成长中的人是很不同的。恰如一个没有见过太阳的人，当他站在阳光下，对太阳的温暖是一种感觉，当旁人告诉他太阳很温暖，像火，则他对太阳的温暖又是一种感觉。民初学制改革后青少年最初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学习传统文化，只有到了大学时代才开始以直接的方式直观传统文化。可以说，在整个民初学制系统中这种经典最初是以浅近的现代文以及意旨与精神的形态存在，后来才以经典本身面目的形态存在，最初重在传承与渗透，后来则重在研究与发展。打一个不甚恰当但是便于理解的比喻，这种最初的情态恰似在下层人民中传播政教礼俗的路径，而后来的情态则似经典在上层社会中发展的路径。以理来说，这种处置方法，既保存了传统文化本身，又使之更加丰富与深化。按照这样的路径，传统文化应该得到良好的发展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结果，原因何在呢?与前文所说的“只有到了普及教育的时候，经典在课程中的比率多少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才凸显出来一样”。只有到了整个学制系统中不像古代那样只有经、史而加入了丰富的现代学问的时候，在初、中等教育中设经学科目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才凸显出来。所以我们说，虽然民初学制对经典的设置方式初衷是好的，但是没有看到“凸显”的影响，这种设置反而没有清学制在此方面对传统文化所起的正向作用大。

(二)教科书内容从上文的表格可以看出，除了经学，其余的课程设置民初与清末似乎是无差别的，那么教科书的内容是否也一样或相似呢。从清政府及民初教育部资料⑤中有关课程内容的介绍得知，除了西文科目内容基本一样，其修身、国文课则差别不小。以修身课为例，二者修身课的要义是一致的，都是要使学生养成美德，只是民初修身课的美德为新时代的人的美德，而清末的则为传统美德。仿佛颇有差别，然而其实民初修身课的内容并未远离传统文化，因为二者虽属不同美德范畴，但其交集却非常大，与此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言说方式的不同对人思维的影响，对传统情怀的涵养也是很不同的。清末修身课本以《四书》为主，兼及诵读有益风化的古诗歌，而民初则是新编教材，绝无半点古文章句。从达到美德目标所用的教材给人的厚重感上看差别亦颇不少。总之，在教育这一隅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举措可以总结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三)教科书的文字与板式现在再打开民国的老课本⑥，传统的气息仍然非常清晰，这得益于文字的体式与排版，这也是最直接的亲临传统的途径之一。民初政府没有在新时代的讨论中选择拼音文字，选择西方的横版排版方式，虽然他们有着强烈的革新思想，提出反传统，但最终呈现在国人中，教科书还依然是繁体字，依然是竖版，原因就在于前文所讨论的革命派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由以上三方面的讨论可见，民初教育政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正向的意图，但在许多方面却不自觉地起了反向作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在取消教育等级制，建立男女平等就学的思想基础上，如果课程的设置和内容仍与清末1903年学制相似，传统文化将会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后代若亦如此行，便不会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由暖色变为冷色调的一天。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典的设置是否就与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的思想相悖，是否与每一时代的新思想相悖。每一个了解传统文化的人心中想必都会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三、民众对社会上种.种变化的反映

上文讨论的是社会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举措，接下来看一看社会上最广大的民众，同时也是所有政策的受用者与力行者们对社会上种.种变化的反映。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他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变化的时期。’‘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于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那么明显’。”[1](P598)这些社会中先知先觉的一部分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们狂热地学习西方和日本，急切地由此希望肇始一个新的中国，却遗失了古训“过犹不及”，从而忽视了把其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05—1908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内容不但忽视了80%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动。”[1](P557)无怪乎这种变化对下层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了。最具代表的是关于孔子的两个例子。1912年的民初政府的教育会议中的“仪式规则审查报告”指出孔子诞日是否应和民国纪念日、地方纪念日、本校纪念日一起行祝贺式。与会人员就这一问题再三再四讨论，最终既没有废除，也没有肯定，而是将“孔子诞日”加括号，成为人们自愿选择的祝贺式。这便可看出虽然革新的口号响了几十年，但是社会上尊孔———这一代表中国人传统思想的活动，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民国的建立，尤其是学制中普及教育、取消教育等级观念、男女平等就学的有力举措，使思想得以实践化，这无疑将使这种不明显的影响明显起来，这个时候便成了传统文化发生变色的关键时期，这便要看民初政府对它施加了怎样的作用力。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失根于辛亥革命，或者我们不能用“失根”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传统文化，这一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清末就已经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将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遗失归咎于辛亥革命，它只是加速了这浩浩洪流的进程。有人说当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已经遗失，传统文化热现象不仅说明大众渴求了解传统，更说明在中国以文化大国的形象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本国的文化缺失，求之切是因为失之多。可喜的是，我们至少对此有了清醒的意识。这一类人对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情愫可以用庞朴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代价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在过去，倒是在对过去的不屑一顾。”[5](P254)还有人说，传统文化并未遗失，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一精神性的东西不曾改变，中国人含蓄的个性，相对保守的观念以及特有的处世之道等等这些渗透于我们血液中的中国精神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表现。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的渐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关键不在于这个传统文化而在于不要使文化传统丢失，这才是一国人之所以为一国人的根本。前两种观点各在其理，共同点在于皆认同传统文化对当代的重要意义。就第三种观点来说，传统文化是传承文化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的主要途径，二者皆是中华民族的元气，它们的关系正如上帝之于基督，恰太阳之于阳光一样。在教育普及的时代，正如前文论述的那样，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有关传统经典的课程的开设才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国人乃至其他民族、国家世界形象的塑造才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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