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的论文(2)
科学技术哲学的论文篇二
全球化时代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
【内容提要】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脱胎于独具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在学术走向世界、视野逐渐开阔的同时，也不免感染了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的后现代相对主义瘟疫;科学技术哲学应当自觉地继承自然辩证法尊重科学、弘扬理性、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在哲学和文化层面上重新定位;必须高度警惕形形色色改头换面的现代蒙昧主义思潮。
【关 键 词】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学/现代蒙昧主义/学科建设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脱胎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如果从邓小平圈阅批准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请示报告开始算起，新时期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回首这25年来所走过的历程，自然有许多令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引为自豪的大事情津津乐道。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这表面上繁荣兴旺的背后，还现实地潜伏着一些深刻的危机。本文不打算详细地陈述历史，而是希望通过全面深入地反思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转向，揭示出我们当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自觉地沿着全球化的金光大道健康发展，同时它对于我们当前“重振自然辩证法的雄风”(注：这是于光远先生的一个说法，王国政教授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来(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0期)，张明国教授在“大调整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文中进行了具体地阐述(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期)。)，无疑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重新认识和评价自然辩证法
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是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同国际学术研究接轨始终都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学术成就，几乎所有的国外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潮都在国内有了其相应的学术传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然辩证法自身却反而仅仅是被作为一种“公共政治课”完全淹没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学术吵作之中，被正在全面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一再边缘化到几乎被人遗忘的程度。1996年发生在美国的“索卡尔事件”(注：参见索卡尔等著、蔡仲等译：《“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第207～218页收入米拉·拉达撰写的“印度的科学大战”一文，描述了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背景中印度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破除现代科学神话的种种反科学举动。)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后现代学术研究内部，它彻底粉碎了中外相对主义的迷梦，不仅唤醒了全球的理性主义者全面反思后现代思潮，而且唤醒了正在同全球范围内的这股后现代学术思潮全面接轨中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充分认识和张扬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当代价值。
首先，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时代人类智慧高度凝结的最高产物，是真正的科学的哲学。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历史已经全面进入了科学时代，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不可避免地衰落，曾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哲学危机。拒斥形而上学、建构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哲学，成为历史赋予那个时代哲学家们的重要使命。恩格斯既反对那种独立于实验科学之外又试图凌驾于实验科学之上作为“科学的科学”的传统思辨哲学，也反对那种将实验科学拔高为哲学或将哲学物化为实验科学的现代“实验”哲学。自然辩证法正是他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下对于传统哲学时代危机所作出的一种回应。其一，自然辩证法作为“自然界的辩证法”，既不是自然哲学直观思辨的结论，也不是自然科学具体实验的结论，而是恩格斯总结和概括当时的全部科学知识背景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融思辨与实证的现代智慧的结晶，它既根源于自然科学，又能够相对地超越于自然科学;其二，自然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尽管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迫使自然哲学步步后退，休厄尔甚至还以物理学家取代了自然哲学家，然而关于外部世界的描绘，并不是由物理学所能够独立完成的，它必须由通晓全部自然科学的哲学家共同参与。恩格斯并不是没有考虑未来哲学可能发生的转向，然而他没有放弃哲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职能;其三，自然辩证法还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它的那种建立在通晓人类迄今为止全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科学思维方式，必将给自然科学的各门不同学科以方法论方面的智慧启迪，尽管学院派哲学家一直在指责它范围不清、框架不明，然而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却是，这种被作为另类的自然辩证法始终都是理工农医类各个院校的研究生最为喜欢的课程，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甚至新学科等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也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从那些自然辩证法爱好者中间产生。而这既是自然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所以能受到许多自然科学家欢迎的根本原因，也是科学时代纯粹思想的真正的价值之所在。
其次，自然辩证法是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同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关系的理论基础，是科学时代的科学技术学原理。它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STS与科技政策等当前隶属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众多领域中的各种思想和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一，恩格斯在形成他的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过程中不仅广泛地涉猎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各个前沿领域，而且深入地思考过科学的本质及其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在他留下来的尚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中包含了许多有关自然科学性质的论述，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这些内容未尝不可以作为科学技术学的学科生长点;其二，在我们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教材中，其实已经把有关内容发挥成为科学技术观或者科学技术论，其中有相当的篇幅完全属于科学技术学原理的内容;其三，在中国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绝大多数人，就其实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学科性质看，称为科学技术学可能更为合适一些。倘若我们把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划分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学与科学社会学三个群体，恐怕是落在中间的人要占绝大多数。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具有自己辉煌的历史，而它所以能够成为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除了时代的特殊原因外，恐怕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同时还是一门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规范的学科，从而能够把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广泛地吸收进来。
再次，自然辩证法是科学地认识全球化现象与处理形形色色全球化问题的思想基础。表面上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其实已经是全球化的产物，无论是就其作为事业、学科还是理论，它同科学技术的自觉结盟，不仅内在地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提供了对全球化运动的理性辩护。正是由于具备这样一种独特的身份，使它曾经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和先导作用。其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社会运动理解为自然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的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为我们积极主动地面对全球化浪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二，从世界历史的当前格局看，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文化全球化正在相对滞后之中，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宣称“21世纪是中国的”相比，印度的右派走得更远，他们不仅疯狂地叫嚣21世纪是“印度人的世纪”，而且断然宣布现代科学是西方的种族科学，印度人民党甚至把所谓的“吠陀数学”列为小学的必修课，印度新的历史教科书还极力歌颂包括世袭等级制度在内的所有印度传统，鼓吹印度神话是“雅利安民族”的原始家园，并对包括穆斯林信徒在内的所有“外国人”表示悲哀(注：参见索卡尔等著、蔡仲等译：《“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第207～218页收入米拉·拉达撰写的“印度的科学大战”一文，描述了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背景中印度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破除现代科学神话的种种反科学举动。);其三，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其各省的分会过去曾就WTO召开过一系列学术研讨会，近年来又积极举办了各种专题的科学文化研讨会，分析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对策，它们对于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无疑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自然辩证法同科学技术之间天然的结盟及其所具有的科学文化意蕴，必然会有助于我们顺利克服和跨越传统文化在我们前进道路上可能设置的种种羁绊。
二、正确定位科学技术哲学
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从激情走向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使我们自然辩证法同人在中国的学术界从此获得了一种合法的身份，而且使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顺利地融进了世界。然而如何理性地进行学科建设，却始终是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没有能够妥善地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同人至今依然没有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获得广泛的认同。
首先，我们不得不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这个问题吴国盛教授曾经反复地强调过，近年来则不仅呼吁把科技哲学作为哲学学科建设，而且在北大哲学系身体力行，搞得已经卓有成效(注：吴国盛所著“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和“技术哲学：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均可参见《自由的科学》一书，该书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正是按照吴国盛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的构想策划出来的，它标志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开始走上了规范化建设的道路。)。这个问题似乎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要强调和呼吁这样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乃是由于规范化的科学技术哲学框架难以囊括我们自然辩证法领域已经形成的所有问题。倘若我们能够再建设一门科学技术学，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现在已有人呼吁从科学技术哲学转向科学技术学(注：张明国：从“科学技术哲学”到“科学技术学”——实现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第二次调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1期。)，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只不过这里并不存在转向的问题，无论是挂在哲学门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挂在社会学或者法学门下的科学社会学，还是将要建构的将来可能挂在理学或者管理学门下的科学技术学，甚至还可以包括目前正在作为公共课的自然辩证法，都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完全可以在自然辩证法的大旗下平行发展，和平共处。至于业内有人想把曾加在科学技术哲学后面的括号挪到科学技术学后面，实际上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这是由自然辩证法一词的内涵及其性质已经先天地决定了的。
其次，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注：贾玉树：从激情走向理性——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3期。)。如果说哲学只是涉及自然辩证法的外部表述形式，那么科学则直接制约着它的内容。其一，科技哲学是科学技术的哲学，正如同宗教哲学是宗教的哲学、西方哲学是西方的哲学、罗素哲学是罗素的哲学一样，这是由科技哲学的内在本质规定的，舍此它就不再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其二，如果把科技哲学理解为关于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则其中的哲学自然是可以包括形形色色的哲学，它们都可以从自己独特的立场出发反思科学技术，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所有反思结论都能够因此成为可辩护的和平权的，更不意味着非理性地夺取“话语霸权”就可以把自己的反思结论粗暴地强加于现实社会。个别人文学者好神秘、善清谈，自然是无可厚非，然而要把这些个人的喜好传播到这个理智本来就不健全的社会，是不是也需要接受一点“人文伦理”的约束;其三，科技哲学是科学技术的哲学，同时也是科技时代的哲学，它肩负着科技社会健康发展的神圣使命。所以科学技术哲学不应当、也不可能拒绝一切外在的反思，只是它绝不能没有自己内在的灵魂，否则就必然会使外来的邪魔附体从而沦落成为反科学与非理性的傀儡。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框架，开阔了人们认识的学术视野，然而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尊重科学的优良传统则不能丢，它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一笔宝贵财富。
再次，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和明确的文化意识(注：贾玉树、陈北宁：自然辩证法的文化意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它既不应当为世俗的功利主义文化张目，更不应当成为以所谓“崇高”面目出现的现代反科学文化的帮凶。哲学是文化的轴心，是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浓缩和凝结科技文化的全部精华。其一，现代科学技术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科学文化自然历史发展的产物，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内在地体现这种文化精神，它必须全面继承和重新阐发、评价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思想遗产;其二，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全面深入系统地挖掘和阐发科学技术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学会用科学的态度来反观当代思想文化，而不能一味从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贬损科学。它必须积极致力于弘扬理性精神，发展先进的科学文化，为科学技术在当代中国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土壤，为功利主义业已主宰的现代科学技术注入一种非功利的鲜活的灵魂和精神;其三，自然辩证法是以现代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现代思维方式的产物，它内在地蕴涵着一种以科学为基础、以理性作为特征的全新的现代思想文化，由此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就更是应当自觉地继承、挖掘、阐发和传播其中所蕴涵的这种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
最后，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科技哲学是科技发展的历史产物，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时代感。它不能陶醉于从某种陈腐的和无聊的思辨哲学出发抽象地攻击和围剿科学技术，而必须从科学技术本身所蕴涵着的科学技术的哲学出发反思和批判现实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其本性必然是与时代相适应的开放的现实主义的。只有那些难以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浪漫主义人文学者才会常常表现出盲目的乐观主义或者无端的悲观主义。他们不仅无力解决时代所提出的任何现实问题，而且还经常掩盖问题的实质，扰乱人们的思想，延误人们及时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时机。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积极致力于理性地直面现实，透视社会，扫描问题，提供建设性的思路。关注时代，关注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注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教育与思想文化，关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关心世界的和平与人民的幸福，一直是我们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也应当自觉地继承在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个传统。
三、警惕现代蒙昧主义思潮
脱胎于自然辩证法的科学技术哲学理应成为以科学为基础、以理性作为特征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肩负起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文化职责，然而伴随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科学技术哲学走向，自然辩证法领域中的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也日趋复杂，人们在远离科学家、远离科学的过程中，逐渐包容了古代神秘主义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从而致使中国自然辩证法领域中开始孳生和蔓延一股不容忽视的现代蒙昧主义思潮。
首先，我们必须全面反思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思潮。以哲学不是科学为由瓦解哲学与科学的联盟，从而使哲学远离科学走向玄学或宗教神学，已经成为一种后现代时尚。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摹仿着这种时尚。第一，自然哲学的复兴在现代科学高度分化的形势下是完全必要的。自然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超越科学也是必然的和可能的。然而作为一种已经被扬弃了的旧的意识形式，尊重科学、并自觉地以科学作为边界条件则是绝对必须的。倘若把自己凌驾于科学之上、甚至公然藐视科学则已经走向了蒙昧主义;第二，科学哲学的转向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和丰富，以语言学、解释学与修辞学深入阐发认识论问题，将使人类的认识更加全面、更为精致。然而以解释学消解认识论，甚至狂妄到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则不能不说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第三，技术哲学诚如吴国盛所断言的，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注：吴国盛所著“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和“技术哲学：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均可参见《自由的科学》一书，该书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正是按照吴国盛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的构想策划出来的，它标志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开始走上了规范化建设的道路。)，它的兴起是技术时代的必然。关注和张扬技术的技艺层面确实是沟通技术与人文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如果以此来反对技术的方法层面，则显然是同人类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追求哲学的确定性、操作性、准确性、清晰性和科学性，正是人类理性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同把哲学当成科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即使被人们称为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也从来未曾把它们自己的哲学当成过科学。当前我们必须在兼容并包的过程中坚决抵制和克服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思潮，坚决捍卫人类理性的尊严。
其次，我们必须全面反思科学社会学领域中的建构主义思潮以及有关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中的各种反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倘若真的存在的话，也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纲领，它只能是存在于追求真理的学者中间。政治家对科学的兴趣与资助只是一种功利主义而绝不配被称为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不会削弱功利主义，而只能是走向蒙昧主义。第一，科学知识社会学无视科学与哲学的本质区别，妄图以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肩负起认识论的重要使命，如果这样做是可行的，其行为无疑正是它们所反对的那种科学主义的;第二，某些所谓的人文学者乘着后现代主义的强劲西风，以生态伦理、生命伦理和基因伦理等作为突破口大肆贩卖陈腐的宗教伦理，他们扯起伦理学的大旗把自己凌驾于科学之上，并一反后现代所标榜的流动性，以某种凝固的宗教道德为科学设置种种禁区，对此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警觉;第三，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极力渲染核污染、转基因食品过敏以及克隆人等，借以煽动社会大众的反科学情绪，争夺反科学的话语霸权，他们把显然由于人们的功利主义等非理性心理膨胀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等不良后果统统栽赃并强加在科学和理性的头上，这就不仅是蒙昧主义的，而且完全是别有用心、图谋不轨的。
再次，我们必须全面反思科学史领域中的各种相对主义思潮。同其它学科史不同，科学史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所反映的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所取得的那些最辉煌的成就，并在时间的流逝中充分地展示出人类理性发展的清晰轨迹，它可以帮助人们拓宽思维的空间，给科学创造以智慧的启迪;另一方面，历史上的辉煌又必然要在时间的流逝中锈蚀，从而科学史也同时是一种人类思想的垃圾堆。这样看来，各门科学史也就都只能是根据现代的观点写成一部辉格史。第一，科学史并不支持相对主义，借助于科学史来张扬历史的垃圾、传播陈腐的自然哲学，必然要走向蒙昧主义;第二，博物学只能处在科学的边缘而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中心，以博物学向现代科学挑战是理性精神堕落的一种征兆;第三，所谓的女性主义科学、民族主义科学以及各种宗教的科学，同当年无产阶级的科学一样，是以伪科学面目而出现的反科学。它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科学的名义偷运蒙昧主义的垃圾，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亵渎和反叛。
最后，我们必须全面反思科学文化建设中的所谓人文主义思潮。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经过相对主义的学术铺垫，最终以虚妄的人文主义面目出现，从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欺骗性。第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应当是一体两面的：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注定是一个科学主义者，而真正的科学主义者也注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世界上既不存在某些人所攻击的什么科学主义思潮，也不存在他们自命的所谓反科学主义的人文学者;第二，当前国内部分所谓职业的科学文化人，其实是一些具有某种神秘心理倾向并痴迷于思辨哲学的人文学者。他们自觉放弃真理的追求，在语言游戏中编制话语霸权，试图以科学技术哲学大师自居以充当科学的导师，这是某种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借尸还魂、回光返照。他们绝不可能代表科学家而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体;第三，虚妄的人文主义则大都是以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与神秘主义作为思想基础，以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极端的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论者和女性主义者等作为其社会基础，它以反科学主义作为突破口，以非理性主义作为其总体特征，而其本质则是十足的蒙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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