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与印度文化之谜
阿育王(英语： Asoka，梵文：????;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古代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与印度文化有什么错综复杂的联系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分享的阿育王与印度文化之谜，一起来看看吧。
阿育王与印度文化之谜
四大文明古国是近代以来，工业化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对于人类历史发达国家的总结，也是农业文明的发达国家代称。印度是其中之一。文明古国文明在哪里?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载体，以文化为代表，以军事为依托，五大支柱是也。也可以说成一个---大文化概念。
印度文化优势在哪里?主流学术圈子的论调是包容，多元化。这是貌似很有道理的说法，可爱的广大的西方学者和中国丢掉思考能力的学者们，没去想一想，包容，多元化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能达到形成一个种族的文明的包容和多元?
问题对走进思维怪圈的学者们是一个死结，但是回到印度文化精神的核心--佛教教义你会觉得简单到不可思议。佛说，佛教目的是自觉觉他，转迷成悟，普度众生。什么意思呢?我再次翻译下，开发人的智慧觉悟起来，不要迷恋于个人私欲的满足，去挽救别人，帮助别人。这是一种兼善天下的思想，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殊途同归。
这是最关键的文化基因，阿育王的最大贡献是把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变为一种国家意义的意识形态而发扬光大，造福于整个朝代。阿育王把一个优秀的非主流文化变为一种主流文化，那一粒种子培养成为一棵树，文化之根深深扎在印度的国土。这是印度以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在这里，有人会提出____所倡导的的帮助别人的爱的精神，也佛教意思差不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基督____随发展，为资本主义服务。但是，佛教和基督____的不同是基督____在个人意义上的爱，是一种有限度的个体之爱。印度佛教则是国家意义的治国智慧，在处理社会阶层矛盾利益冲突的时候，是必须考虑的基础要素。基督____有用爱来考虑利益的冲突矛盾。虽然阿育王仅仅做了一部分，但他是印度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国王。关于阿育王及其之后印度相对的缓慢，尤其是与古老中国的对比，也是一个大难题，笔者在此暂且不论。
回到原题，印度文化的秘密在于一种系统思考问题，兼济天下的观念和智慧，它所表现的的是无脑学者说的包容和多元性。这是印度文化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人类社会当今新文化发展，正需要这种新文化的精神，当然将其发展壮大是不可缺少的功课。
下文所说的阿育王政治遗产，是典型的套话。用过去的佛教内容而不是精神团结印度各派，可能吗?国家社科基金能否支持研究这个问题?笔者说，社科基金所有的资金投进去也搞不出来。大思维不是用钱可以搞出来的，不是吗?
阿育王的治国之策与政治遗产
——试析印度文化经久不衰的奥秘
摘要印度丰富的文化传统来自多种源流。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帝国的君主阿育王以释迦牟尼佛教诲的宽容精神来调节各个不同宗教派别的关系，同时支持佛教的僧团组织深入在主流社会边缘的森林地带生活的群体，争取归化崇拜各种动植物偶像的部落。阿育王希望通过这个政策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他的子孙后代并没有领悟他的智慧。现代印度的政治家虽然以阿育王为印度辉煌历史的象征，也没有真正掌握他的团结各派各族的政治遗产。
关键词阿育王佛教宗教派别森林部落桑奇佛塔
现代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共同体。在1947年取得独立时，并没有确定一种主要的官方语言和文字，而是把14种属于不同语系用不同文字体系记录的语言印在统一的官方货币卢比上(图1)。用鲜血换来的独立创造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但是并没有即时带来明确的民族认同。六十余年以来，从社会精英到平民百姓，都在寻找自己所属的社会圈在共和国的位置，也就是想要确定谁是这个新生共和国的主人。在这个寻找民族自我的过程中，历史学家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有些学者力图帮助印度人民认识到印度文化来自多个源流，但是也有些学者全盘继承英国殖民主义学术遗产，认定印度属于说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种的印度教社会。但是这种争论并不仅仅是学术界的事。印度从独立初期的贫困饥荒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小康，到今天跻身世界强国的踌躇满志，在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等级的调整、国内市场的重建、与国际市场包括前殖民统治者的重新接轨等方面不断出现不可避免的冲突。社会各方在为自己的集团争夺利益的时候，往往寻找历史学家为他们代言，捍卫自己的语言集团、宗教派别、种姓、阶级、性别的利益。其中智慧矍铄者钻研史迹，用充分的证据指出印度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如百川归海，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化风俗相互交融，形成丰富灿烂的经济文化的共同体。
印度文化和国家
虽然作为政治实体的现代印度是在英国统治的近二百年形成的，但从中国、中亚到欧洲和世界各地，早就把印度看作是一个文化整体，分布在一片有财富有智慧的土地上。公元7世纪，玄奘经中亚、阿富汗前往佛土，一旦越过兴度库什山脉，就算进入印度。玄奘笔下的印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而是七十余小国分布在北起喜马拉雅山脉，南至大洋包围的印度半岛的广大地区。他把印度按地理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分别细述。以后到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也多沿用“五印度”之说。①总的来说，中国僧人心目中的印度是一片文化经济繁荣的土地，是佛和佛教的诞生地，是智慧和知识的发源地。
西方国家对印度的认识，是从亚历山大东征至印度河流域开始的。亚历山大在占领印度河地区后立即回师，他的继承人在印度西北边境建立希腊化的塞琉古王朝，与印度的孔雀王朝开始外交往来和贸易。地中海的商人经红海乘阿拉伯海的贸易风来到印度寻求奇珍异宝，报告各种奇特风土人情。印度的财富在西方的声誉一直流传到15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展海上探险时，印度是首要目标。当葡萄牙人的炮舰在印度西海岸的港口迫使当地商人交出香料和丝、棉织品时，各地王公也曾组织联合海上舰队反击。但是各小国各有自己的算盘，不能全力以赴协同作战，最终各自与葡萄牙人妥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进入印度，一直采用挑拨离间，从而分而击之的手段，利用各地政权的不和，一步步从海港向内陆延伸，进逼统治北方的陆上强国莫卧儿帝国。也就是说，在英国人建立英印帝国之前，印度统治者和人民并没有印度民族意识，争夺印度的西方列强也并没有把它当作主权国家。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8世纪中期大规模入驻印度。在摸索如何管理、如何夺取印度资源的过程中，殖民政权用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认识并改造印度的社会结构。他们为了征收赋税、劳役、兵员进行人口登记，把印度人划分为互不相干的种姓、部落、人种。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印度的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广大人民逐渐建立起以“印度母亲”为象征的民族国家概念。对大英帝国的统治者来说，没有印度这个属国，大英帝国就算不上帝国。从在英国接受过教育的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看来，印度曾经是一个繁荣强盛的古国，在文化上不亚于西方列强，在英联邦内起码应该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平起平坐。这种民族自豪感来自印度古代史研究的进展。参与印度殖民地管理的学者建立了现代考古人类学和语言学，把印度的史迹展现给现代社会。语言学家威廉·琼斯(1746年～1794年)作为东印度公司官员来到印度，为了翻译《摩奴法典》，从师婆罗门学者掌握梵文，并于1784年建立皇家亚细亚学社，动员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广泛收集古文献、铭文，并勘察古迹。1857年印度士兵起义之后，东印度公司退出历史舞台，英内阁成立印度办公室直接管理印度。下属的印度考古局(ArchaeologicalSurveyofIndia)全面考察、发掘、整理文物古迹，印度古代历史文化得到新的认识。但是直到20世纪初，印度古代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也是印度历史上幅员最辽阔最强大的帝国)孔雀王朝的史料才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清晰轮廓。巴利文佛教文献不仅提供研究早期佛教历史的确凿史料，而且为解读石刻巴利文铭文提供工具。从民间征集到的《政事论》(Arthashastra)是孔雀王朝国家机器管理的重要记载。西方学者同时也整理出古代希腊作者对印度的记载，它与印度的史料相互印证，勾画出这个帝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管理机构。最重要的是，在整理分布于南亚各地的一位孔雀王朝的帝王的圣旨铭文过程中，确认了这位伟大的帝王就是佛教史籍中赞美不绝的阿育王。
阿育王的治国之策
阿育王圣旨铭文的发现、整理与解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最早的、有当代文字记载的确凿史料。阿育王的圣旨雕刻在高高耸立的石柱上，顶冠多为气势雄壮的石狮。其中，鹿野苑(即佛首次布道的遗址)的石柱顶冠是保存最完好的孔雀时代建筑艺术精品。还有些圣旨刻在摩崖巨石上，圣旨的语言文字因当地的方言而异。位于阿富汗的坎大哈的圣旨用的是希腊文和阿拉美文，因为那里的居民多为希腊人和波斯人，说的是希腊语和阿拉美语。有一处圣旨在喀布尔附近出土，完全用阿拉美文刻写。其他各地的圣旨都使用当地通行的俗梵文，比标准梵文在语法上简化，但简化的程度各不相同。在南方印度半岛，人们的语言不属于印欧语系，但是泰米尔语言还没有形成文字，所以圣旨只能用巴利语。俗梵文圣旨都采用波罗米体字母，各地的字形也有差异。从阿育王圣旨铭文的分布和圣旨的行文中得知，他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帝王，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释迦牟尼涅般后200年左右。他征服了偈陵伽(Kalinga)，使得孔雀王朝的版图从阿富汗到印度半岛连成一片，然后宣布停止军事征服。他本人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治理国家的政策准则是佛所提倡的宽容精神。
阿育王的第十三号摩崖圣旨是对他的统治思想和国情的全面总结。②他开诚布公地宣布在他加冕后的第八年发动了征服偈陵伽的战争。虽然战争胜利了，偈陵伽并入孔雀王朝的版图，但是造成大量的伤亡，殃及死难伤残者的亲朋以及当地的人民：
朕天宠慈颜最为难过的是，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不管是婆罗门还是沙门，还是各种其它教派，还是尊重服从长者、父母、师长，友善亲朋好友同行，善待奴仆的居士，都遭受暴力、伤残和亲朋的分离之苦。即使侥幸存活、自己家属也未罹难，而伤亡者，亲朋好友、熟人同行的悲惨命运也使他们痛苦不已。全体人民的苦难使得朕天宠慈颜心情极其沉重。普天之下，除了希腊人以外，没有一处人们不是遵循婆罗门的或者沙门的教派，没有一处人们不是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宗教。如今如果出现偈陵伽征服战造成的伤亡流放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情况，也会使得朕天宠慈颜感到心情极其沉重。
朕天宠慈颜相信应该宽恕行为不轨的人，直到可以宽恕的程度。朕天宠慈颜招抚帝国之内的森林部落的人民，同时他警告他们：他即使在痛改前非的心境中，也是有权力的君主。他要求他们改悔，否则会受到镇压。因为朕天宠慈颜希望一切生灵都不遭杀戮，都能自律，都心态平和友善。③
以上这段第十三号圣旨中黑体字是阿育王列举的孔雀帝国的各类臣民，也是他对自己治下印度人民的认识。他不是根据印度的种姓等级制来制定分别治理的政策，而是以宗教文化的不同，分为遵纪守法的各派宗教信奉者和时不时发动暴乱的森林部落社会。他把信教的人民分为三大类：婆罗门、沙门、其他各教派。遵循婆罗门教亦即印度教的人口很多，是社会的主流，其实也分很多派别。婆罗门祭司为君主主持祭祀，学者到帝王的宫廷里与政，而持不同思想、政见的修行者则遁入山林修行。各有不同流派和服饰外表，有的裸体露形，有的面目涂灰，但是都颇有追随者并得到民众的尊重。沙门是指佛教和耆纳教这类有僧团组织的教派。僧人离开家庭，但并不彻底脱离社会，而是吸收主流社会的失意者和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并且帮助从森林水泽来的化外社会来人口融入主流社会。以佛教为例，佛在世的时候，云游四方，托钵化缘，时而率数百僧众在吠舍厘这类大城市里的巨商、富翁办的斋会就食并布道;时而步入森林小道前往近处村落或远方城市，其间难免与森林部落人民相遇，时而受到礼遇，时而遭遇抢劫。早期巴利文佛经多有与这些蛇神部落或夜叉部落交往的记载。其他教派也有追随者，他们的主张从彻底无神论到极端宿命论不等。这些派别都没有留下本宗的传世文献，我们只能从佛经记录他们之间的辩论得知他们的主张。阿育王把它们都归于“其他教派”(pasada,prasanda)，可见这些教派确实存在，而且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这里遵纪守法的“居士”，指的是一家之长，是统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和社会基层组织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国家社会的主流，可能信奉某种或多种宗教。同时境内的希腊人显然语言、风俗不同，信仰与印度各种宗派差别太大，阿育王不能把他们归类到“其他教派”里，因此不能晓以他实行的道德准则(dhamma)，但是仍然属于顺民，没有造反闹事的问题。在阿育王看来，各个派别都可以各持己见，只要遵纪守法。
使阿育王感到棘手的是山林水泽里出入的猎人、渔人。这些部落的人民拒绝融入主流，信奉自己的神灵，说自己的语言。阿育王不能容忍的是，这些强人经常出没在交通要道劫持商旅，到村庄里打家劫舍，又因为语言不通，难以教训，真闹事了就无法实行他的怀柔政策，只能镇压。森林社会在印度长期存在直至近代。玄奘访印时，也曾遭遇到“突伽天神”崇拜者的劫持，险些被杀了祭祀这位相貌狰狞的女神，从而衍生出唐僧肉的传奇。据玄奘的记述，这段故事的发生地点在圣地阿踰陀到一个名为阿耶穆佉的恒河港口城市的水路上。他与八十余人同船顺流而下，两岸林木茂盛。两岸贼船迎面而出，把行船劫持到林中，选定玄奘为牺牲后，用泥水搭起祭坛，准备动手。幸而狂风骤起，这些强人感到兆头不好，才算作罢。④这种情景，与早期佛经记载的释迦牟尼与当时鼎鼎有名的江洋大盗“刺猬头夜叉”(SuchilomaYakha)以及杀人不眨眼的“人指头冠”(Angulimala)的邂逅很相似。释迦牟尼在旅途中遇到这些相貌凶残、态度跋扈的强人，都是以法制之，使他们放下屠刀，立地礼佛。⑤玄奘也认为是自己当时一心礼佛的功德救了他的命，但是恒河流域经常出现的暴风骤雨把那批强人吓跑也是不能忽略的事实。总之，释迦牟尼对化外部落的人民有相当的劝化力，到了阿育王的时代，佛教僧团仍然保持与化外社会联络沟通的传统。
阿育王鼓励百家争鸣的政策不是各帮各派都信服的。各教派相互争吵诋毁，争宠争利，他不得不发出圣旨制止宗教派别的争议。第十二号摩崖圣旨如是说：
朕天宠慈颜尊重所有的宗教派别，尊重修行者也尊重居士，向他们捐赠礼品并致以敬意。但是朕天宠慈颜认为最重要的是各个教派都推进各自的主要宗旨，礼品或荣誉则是次要的。推进主要的宗旨有各种形式，但是推进的基础是慎言，而不是在不恰当的场合炫耀本教派或诋毁别的教派。(要有不同意见)至少要选择适当的场合用温和的方式提出批评。无论什么场合都应该尊重别人的教派，因为这样做才能增加自己教派的影响，也能使得别人有所得益。不然的话不仅减少本教派的光彩而且伤害别人。再说，如果谁要是完全出于对本教派的虔诚为了增加本教派的威望，不惜把本教派吹得天花乱坠，把别人的教派说得一沓糊涂，那么他对本教派的伤害就更严重了。因此，和谐相处是美德，人应该互相听取别人的教义而且态度虔敬。⑥
阿育王发出这番诚恳的教训，大约是因为各教派的领袖争风吃醋，为争取他的恩宠，在朝廷上当着他的面争吵谩骂，不可开交，他不得不向全国发出圣旨，刻在石头上，让宗教领袖们切记。这番话里，只有劝告，并没有提到惩罚。他虽然自称对各派都摆平，实际上不可能摆平，他对佛教的偏爱是不可置疑的，因此这番话很可能主要是对当时的佛教领袖说的。在朝廷上佛教领袖们自恃得到阿育王的偏爱，大概是最为气势压人。阿育王经过战争的血的洗礼，佛教对他来说不仅是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阿育王在印度各地出资造塔，为佛教信仰者提供崇拜的场所。当时佛像还没有出现，佛已经涅槃离开人世，佛塔上的石雕艺术画面阐述佛本生故事即佛前生的经历，以及佛在世的经历，不识字的人甚至语言不通的人都可以在僧人的指导、启发下看懂故事，悟出道理。但是佛教僧人首先是不能和其他教派乱吵。乱吵的结果就是失去威信，不能完成团结各教派和各族人民的使命。
桑奇佛塔的使命
佛教僧团是阿育王绥靖森林部落的重要机构。在恒河平原到印度西海岸港口之间，有一片森林地带。孔雀王朝开辟了一条贸易通路，从恒河和雅木纳河汇合之处的憍赏弥向西南穿过这段深林。这里是崇拜蛇神的部落生息的地带，蛇神的石雕像随处可见。蛇王是男子，带有五条眼镜蛇头的王冠;王后为女子，有一条眼镜蛇为头冠。阿育王在并一条通道的维迪沙城附近修造了桑奇佛寺其中先后修造了三座佛塔。寺院的僧人显然负有归化当地蛇神部落的使命。但是僧团不堪重任，内部闹起分裂，阿育王不得不干涉。他在住佛塔旁树立以石狮为顶冠的石柱，刻下圣旨：
这个(分裂的)僧团，包括比丘与比丘尼，已经融成一体。只要我的子子孙孙仍然在位，只要日月光辉，闹分裂的比丘与比丘尼就要穿上白袍，离开寺院居住。朕的愿望是什么?僧团团结一致，经久不衰。⑦
僧尼穿黄袍是僧团佛在世时就已确定的服饰制度，是佛教僧人与其他教派区别的标志。让闹分裂的僧人穿白袍赶出寺院，是阿育王不得已采取的相当严厉的手段。这个圣旨分发在印度各地，可见当时僧团的分裂使阿育王十分苦恼。他给予佛教僧团大量的支持和赠与，僧团已经开始走出佛在世时的那种云游四方，雨季在山洞、木棚、草庵度过的生活，开始围绕佛塔定居，有了寺院的雏形。这离不开阿育王的鼎力支持。在其他地方发布的版本上，阿育王还要求僧团把这个敕令挂在会议厅里，把一个版本交给寺院的俗人信徒会社，在俗人社会的忏悔日对僧团进行监督。政府的官员要在忏悔日来监督敕令的实施。地区的官员要逐字逐句通知到各个角落，特别是有军事设防的地带，即强人出没的地带。⑧同时，桑奇佛塔旁的宏伟的石柱上的版本比较简短，只针对这个寺院。当时这里大概还没有很多能够阅读理解这个敕令的俗人信徒，蛇神社会的语言很可能不属于梵语体系，不能用语言沟通。这个庄重的敕令是发给寺院的僧尼的，要求他们精诚团结，归化森林部落的人民。阿育王的子子孙孙没有能够长治不衰，但是桑奇佛塔寺院作为归化森林部落社会的一个基地繁荣的年代远远超过孔雀王朝的王统。
阿育王死后，子孙争权夺利，孔雀王朝很快衰亡，朝廷上的婆罗门宰相普希雅米特罗(Pushyamitra)弑君夺权，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建立巽伽王朝，建都于离桑奇佛寺不远的维迪沙城。这个城市位于恒河通往西岸港口的南方大道上，从孔雀王朝时开发，其发展与佛教僧团在这一带森林地区的活动不无关系。巽伽诸王虽然自称婆罗门出身，但是对佛教的活动绝不阻拦。维迪沙城的各色居民经常前往桑奇佛塔朝圣，出资为佛塔增加佛雕艺术雕刻画面，用来阐述佛教的道理。其中维迪沙城象牙雕刻工人行会出资建造了石围栏南大门即佛塔主门的一方石柱，并在上面雕刻了一系列表现阿育王礼佛、护佛的画面，堪称是桑奇佛塔最精美的一组浮雕。⑨同时，这个地区的蛇神部落此时也已经归化到佛教文化里。以蛇为名的俗人信士信女和僧尼都出资修造装饰佛塔。在大门的三条横梁居中的一条上，描绘的是朝拜桑奇佛塔的大型场面。画面中央为桑奇佛塔，右方是阿育王乘马车率朝廷内外的扈从前来朝圣;左方是头戴五蛇王冠的蛇神部落首领率各戴大小蛇头冠的部众前往桑奇佛塔朝拜。(图2)⑩这个画面表现的是，蛇神部落的首领和阿育王平起平坐，都是佛教僧团的供养人和崇拜者。虽然阿育王的后代不再当政，佛教僧团不断分裂，桑奇的佛教僧团还是实现了阿育王要归化那里的蛇神崇拜部落的愿望。
桑奇佛塔位于沟通西海岸港口和恒河平原的通道上，来自地中海的希腊商人、中亚的商人和入主印度的游牧民族贵霜人都在桑奇佛塔找到与印度社会沟通和融入印度社会的通道。主佛塔的围栏不够用，当地和来自远方的供养人又出资建造了第二座、第三座佛塔。他们供养寺院，出资把自己的形象雕刻在佛塔围栏的各处。三座佛塔的围栏和大门楼展现了地中海来客、草原骑士、中亚骆驼商队、都者女士、乡村夫妇、森林里的蛇王、夜叉女，以及各种半人半兽半鸟的民俗信仰的偶像的洋洋大观。不过，这个繁荣景象也不能与日月同辉。大约在公元3世纪以后，贵霜王朝的势力退出南亚，西海岸的贸易落入低潮，桑奇佛塔寺院湮没无闻，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包括玄奘在内都没有去过桑奇佛塔礼拜。
阿育王的政治遗产
阿育王并没有被历史遗忘。英殖民政府开创的考古学揭示了阿育王的真迹。印度独立斗争的领袖从古代辉煌的历史中得到启发。印度共和国开国元勋、第一任尼赫鲁在被英政府监禁期间著《印度的发现》一书，曾如此评价佛教与阿育王对印度民族的贡献：
从佛的教谕的源泉里向这个民族以及超出这个民族呼吁。它是向天地万物呼吁美好的生命，它不承认任何阶级、种姓或民族的界限。
这是对那个时代的印度的一个崭新的认识。阿育王第一个用大手笔付之于实践，把使节和传教者送往外国。
印度于1947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时，就是在这个思路下，把阿育王设在鹿野苑的石柱冠定为印度的国徽。在印度的卢比上，不仅有十四种语言，而且有阿育王的铭文柱冠顶(图1)。但是，阿育王的政治遗产并没被充分认识。他的子孙没有好好继承这份政治遗产，所以亡了国;印度当代的政治家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印度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是印度的长处，是印度这个古代文化虽然历经历风风雨雨，却永不衰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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