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剧艺术成就

　　革命历史剧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现象，是集体记忆的影像载体。大家平时会看革命历史剧吗?关于革命历史剧艺术成就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革命历史剧艺术成就，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革命历史剧艺术成就

　　[摘要]革命历史剧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现象，是集体记忆的影像载体。革命历史剧的流行是现实社会语境下官方意志和民众心态的不谋而合。在当下社会大众传播语境中，革命历史剧从叙事框架、人物塑造和细节描摹的三个层面进行流行式的文本创新，迎合观众对不同时空历史情境的参与渴求，从而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关键词]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088―04

　　近年来，以《解放》、《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雪豹》、《黎明之前》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剧热播于荧屏，并斩获了飞天奖、金鹰奖等各大奖项。这些电视剧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影像生产等方面都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通过展现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情感和革命精神，并以此与观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密切的互动，成为具有丰富意涵的大众文化现象。作为电视类型剧的革命历史剧缘何在当前电视荧屏上屡屡出现，又为何会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欢迎?本文将借助集体记忆理论，考察革命历史剧存在且流行的深层原因，并藉此透视现实社会大众传播语境中的文化再生产。

　　一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载体

　　每一种影像类型是时代的产物且随着文化环境的变迁而呈现出动态的发展演变。革命历史剧的诞生、发展和演变自然也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早在1981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播出，该剧讲述了解放前夕共产党员江波深入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一步步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最终迎来解放的故事。当时，诸如此类的“主旋律”电视剧发挥着精神引导、爱国教育的重要功能，也切合了那一时期民众内心对于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趋势的日益凸显，中国电视剧产业也开始以市场为目标得以重构，青春偶像剧、家庭伦理剧、古装剧、军事剧等电视类型剧不断涌现且逐渐增多，交替成为电视剧市场的主流。尤其是随着80后、90后群体的相继成长与壮大，独具魅力的青春偶像剧、古装剧一度倍受青睐，而拥有明显宣传教化意识的革命历史剧则遭到了“冷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电视剧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古装热”、“言情热”等浪潮一波波袭来又一次次消退，类型剧的创作陷入了瓶颈，只有极少数注重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的电视剧才能真正在喧嚣的市场上脱颖而出，而这其中，就不乏以质取胜的革命历史剧，如2008年的《潜伏》，2009年的《人间正道是沧桑》，2010年的《雪豹》，2011年的《黎明之前》等等，这些新时期的革命历史剧在收视和口碑上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可以说，新时期革命历史剧的存在和流行，是现实社会语境下官方意志和民众心态“合谋”的一种结果。一方面，官方需要革命历史剧来对革命精神和革命历史进行传播，以集体记忆的建构来实现其宣传教育、呼唤民众的目的，并进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现实语境中的社会大众缺乏对革命年代的历史记忆，只能通过各种历史文本来获悉有关过去的点点滴滴，而革命历史剧无疑正是建构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影像载体。适因于此，新的革命历史剧陆续登场，掀起了新一轮的革命历史剧热播浪潮，而这一浪潮在本质上也是对当下时代革命历史集体记忆匮乏的一种回应。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龙念：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建构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开创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个人的记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他所在的社会所建构的，“人们通常是在社会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1]也就是说，只有参与到集体的互动与交往之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作为一种影像传播方式，革命历史剧的播出通过营造一种“虚拟的现场感”将观众的意识集结到对革命历史的体验中，实现了仪式性的集体互动与交往。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不是为在空间上扩散讯息，而是为在时间上保持社会稳定;不是一种告知信息的活动，而是共同信念的表达。”[2]以此观之，革命历史剧的收视实践将处于不同空间却拥有同样的观剧行为的观众们带入了一个共同参与、体验、建构的“仪式”中，观众则在这场“仪式”中生成了一种虚拟的互动与交往，从而建构起共同的集体记忆。进而言之，集体记忆源于社会，而同时，任何社会的发展及其文化的形成，也都离不开社会民众的集体记忆。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集体记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其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为一种“凝聚性结构”。扬・阿斯曼认为在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这种凝聚性结构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过去共同的回忆中剥离出来的。”[3]凝聚性结构的意义在于使民众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而集体记忆就是凝聚性结构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和社会生活流动性的加强逐步加深了社会个体之间的疏离感，此时，具备情感凝聚力量的集体记忆就显得尤为重要。革命历史剧正是通过对那段令人热血贲张的革命历史的再现，将现代社会的人们带入了风云激荡的历史情境中，以对爱国主义的红色主题和拼搏奉献的民族精神的诉说建构起一个“精神共同体”。由此来看，革命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显然与当下的社会语境有着一种深层的勾连。

　　革命历史剧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载体，其文化再生产的意义不容忽视。适因于此，藉由集体记忆理论，对革命历史剧进行具体的观照，显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那么，我们要问，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革命历史剧又是如何来建构集体记忆的呢?这就必须转向文本分析。

　　二文本创新：建构集体记忆的新尝试

　　文本是集体记忆的依托，因此，通过影像文本叙事艺术的提升来提高观众对革命历史剧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是成功建构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必由之路。正如上文所提及，新兴的革命历史剧如《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之所以能在各种不同的电视类型剧中脱颖而出，正是得益于其文本的创新与突破。细究之，新时期热播的革命历史剧的文本创新，集中体现在叙事框架、人物角色、细节设计三个层面。 　　(一)叙事框架的拓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历史剧的叙事负载着政治宣传的重任，讲述的是“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4]集体记忆之于现实的功能是维护秩序、统一思想，它主要通过建构无产阶级的革命记忆和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族群记忆来完成这一任务。相比较而言，当下的革命历史剧跳出了传统的集体记忆的叙事框架，以切合时代性的维度来重新观照历史。在讲述革命起源时，其文本摆脱了“暴力―复仇―革命”这一陈旧的阶级斗争逻辑，淡化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着重突出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使电视剧呈现出“民族与伦理同构”的模式。比如，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立仁与杨立青同胞兄弟政见不同，人生轨迹迥然相异;《亮剑》中李云龙与楚云飞亦敌亦友、惺惺相惜。但他们在关乎中国存亡的抗日战争中，都超越了各自的政治立场，表现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民族大义。这时，民族主义超越党派与阶级观念，重新绘制出抗日战争的历史图景，使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建构更为完整与生动，而同时，受众对于历史的认知也更为复杂与深入。

　　(二)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塑造

　　早期的革命历史剧在塑造英雄形象时，总是严格遵循二元对立模式，人物形象也就此被概念化、符号化。当下的革命历史剧则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其对正面角色的书写也实现了从高大全式的英雄到个性凡人的转变。如《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李大本事，《雪豹》中的周文，《中国地》中的赵老嘎，《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顺溜，他们大多出身草莽而投身行伍，胆识过人又略带莽撞，机智中透露出狡黠，铁骨铮铮中饱含着男儿柔情，桀骜不驯却胸怀民族大义，既有大无畏的气概，也有百折不挠的坚毅精神，演绎着英雄性与凡俗性的辩证统一。而与此同时，文本也不再以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来预设人物的命运走向，而是将人物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着重刻画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对人物复杂的心理和情感进行深度的剖析。可以说，革命历史剧通过对英雄人物个体命运的书写，既维护了集体记忆中革命理想的崇高，又使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富于人情味，实现了个性对理念的超越，个体对生活的回归。

　　(三)细节的关注与描摹

　　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往往依托于宏大叙事来建构，通过展现国家、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风雨，以及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一步一步走向胜利与辉煌的奋斗历程，来彰显“大历史”的力量。而当前，革命历史剧则在着重刻画重大历史事件、营造宏大革命场面的同时，也注重展现生动真实、精彩纷呈的细节，突出“小历史”的质感。首先，日常生活被纳入了历史的取景框，如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其剧作时空跨度达二十五年，不仅是中国革命史的书写，更是杨立青一家生活变迁史的展示，日常生活的微妙变化使得文本凸显出社会变迁影像志的意味。除此之外，细节描摹也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伏笔，如电视剧《潜伏》中扑朔迷离、险象环生、跌宕起伏的剧情塑造，就主要得益于其文本在细节上的缜密安排以及伏笔的巧妙设置，比如地板上的香灰、学老母鸡叫、翠平的手雷、假结婚证等细节前后呼应，逻辑严密，在悬疑与探究、揣摩与斗智中展现出隐蔽战线的云谲波诡。总之，在当下的革命历史剧中，宏大叙事与细节描摹互为映衬，水乳交融，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个人际遇也就此汇合，个体的命运发展在历史底色的衬托下显得分外真实与感人。

　　正如考维尔蒂所说，只有那种“既有因袭的一面又有天才创新的一面”的作品，才属于“艺术作品”。[5]革命历史剧的影像实践很好地印证这一规律，它们契合时代的境遇，在类型的框架中展现出文本的创新与活力，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期待，借此，革命历史剧编织出既具有思想高度又具有生活厚度的集体记忆，并以此来影响当下的芸芸众生。

　　三集体记忆中的意识形态诉求

　　文本建构且形塑着人们的集体记忆，进而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而其最终指向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约翰・费斯克曾说：“一个类别的常规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时候，那个类别就比较流行。”[6]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建构的内在本质。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革命历史剧建构的集体记忆蕴藏着明显的国族话语，其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弘扬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吻合，我们将着意于“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集体与个人”三个视角，分析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诉求。

　　(一)历史观照现实：重塑对国族合法性的认同

　　“晓古以通今”，对历史的追溯一直都是建构现实合理性的重要法则。哈布瓦赫说过“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1]的确，集体记忆追溯过去，是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并且指向未来。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也是立足于当下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的感知与认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需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演变中日渐变得有点遥远而模糊不清。此时，民众急切地需要从历史的回忆中获得对民族、对国家的情感认同，而革命历史剧正好可以通过其文本叙事再现中国的革命历史，满足民众的这种内在需求。譬如，《人间正道是沧桑》描绘了从黄埔时期的国共合作到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国民党退逃台湾这一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历史画卷，生动再现了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命运。诸如此类的历史剧的盛行，为我们展现出中华民族面对内忧外患时顽强抗争、自强不息且最终取得独立解放的革命历程，“多难兴邦”激发了观众强烈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这样的革命历史叙述正是呼应着现实社会“民族复兴”的诉求，为渴望国家崛起的社会大众提供了情感慰藉，与此同时，国族意识被嵌入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一种巩固民族情感、重申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政治话语资源。至此，革命历史剧达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

　　(二)精神超越物质：重建消费社会的价值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通过各种眼花缭乱的媒介文本不断地对民众进行询唤，而民众极易在这种娱乐至死、消费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丧失其主体性，在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的推动下进行着各式各样的物质消费与符号意义的消费，演绎着现代社会的消费“奇观”。整个社会弥散着急躁焦灼的气息，物欲膨胀会带来精神的荒芜、价值的沦丧。在这种大环境中，革命历史剧却以曲折的叙事来表现主人公在颠沛流离的命运中坚定、执着的精神追求和心路历程，如《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立青，《潜伏》中的余则成，以及《解放》、《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被再现的真实历史人物与革命英雄。他们保持着对革命、对理想的坚定信念，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时刻铭记着个人的使命与价值，以崇高的人格与奉献的精神来展现生命的意义。正是通过对这些拥有信仰和牺牲精神的正面角色的塑造，革命历史剧成功书写了以信仰为内核的革命精神，也重新确认了追求人生意义的重要性。由此，革命历史剧建构起独具精神价值的集体记忆，以精神追求的饱满来叩问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个体的生存意义，给生命个体带来强烈的冲击与启示。进而言之，革命历史剧对爱国主义、民族情感的弘扬，对理想、奋斗、奉献等精神理念的重申，有利于实现消费社会的价值重建。

　　(三)集体超越个人：凝聚社会力量

　　众所周知，集体主义倡导个人的言论和行动要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一直以来，集体主义都是中国社会奉行的哲学理念，长久地受到了社会民众的认同与肯定，在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正面力量。而现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正一步步地消解着集体主义的价值认同，疏离的社会个体逐渐以个人竞争与个人利益为取向，全然不顾集体乃至国家的利益。当然，每个人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无可厚非，不过一味的“个人至上”却并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相比之下，革命历史剧所展现的那段革命年代，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以集体主义精神为标志的“组织至上”。譬如，在《潜伏》的结局中，余则成与妻子翠平失散，却立刻接受了组织下达的新的潜伏任务，与组织指派的新“妻子”携手;而妻子翠平产下一女，也心甘情愿地换回真名以保证余则成的安全以及秘密行动的成功。这种无奈与牺牲的背后隐含的正是“组织至上”的集体主义理念，因为在革命年代，只有在无数甘于奉献和牺牲的个体力量的凝聚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民族解放的目标。通过对集体主义的宣扬，革命历史剧试图与观众达成这样的共识：个人的奉献能够成就集体的辉煌，也惟有集体的成功才能为个人创造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由广大民众汇聚而成的集体力量依然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力支撑，革命历史剧正是通过再现革命历史中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重申集体主义对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使集体主义成为现实社会中聚集个体力量的一道凝合剂。

　　革命历史剧正是把现实需求和革命历史有机地“缝合”在集体记忆之中，对于重塑民众的理想信念，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革命历史剧在新的国族框架与话语建构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与受众的互动更显现了影像传播所具有的宣传效果。虽然当下的革命历史剧也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其创新性的传播实践却依然给人以希望，我们期待着有关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最终能成为现实社会中个体的精神财富，而现实社会也能在这种回顾与反思中得以完善与提升。

　　[参考文献]

　　[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黄晓晨.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06，(6)：61-62.

　　[4]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何群.大众文本：一种配方式媒介[J].文艺研究，2008，(6)：23-31.

　　[6][美]约翰・费斯克著.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