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叙事与人性书写的文化研究

主流叙事与人性书写的文化研究

　　姜敬爱(1906-1944)与萧红(1911-1942)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虽身处不同国度，但同样生活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有着阶级压迫的体验和国破家亡的民族耻辱，因此，独特的时代、民族体验是其无法摆脱的社会文化语境。在小说主题表现上，她们并不单纯停留于民众苦难的真实再现，而是秉持强烈的爱憎和时代使命感，深刻揭示阶级与民族压迫给予社会弱势群体——底层人民的灾难和悲剧，展现了民众的觉醒及其顽强的反抗精神。同时，她们还进一步反思民众受压迫的深层原因，以一颗冷静的心去探索国民的精神状态。基于此，本文运用比较文学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着重从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精神觉醒和人性书写等方面比较分析姜敬爱与萧红小说的主题意蕴。

　　1.“怨沼”与“乱坟岗子”：阶级压迫与阶级灾难的隐喻

　　20世纪30年代中朝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就是阶级压迫，而描写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相应成为姜敬爱与萧红小说表现的共同主题。地主阶级靠从穷人那里剥夺和压榨来的金钱和土地获得强势地位，反过来欺压并奴役穷人。譬如，在姜敬爱的《人间问题》里，郑德浩横征暴敛，将农民们的土地一点点地蚕食到手中。农民们只得被迫租用“他”的土地，却交不起昂贵的租金和地税。到了秋收季节，农民们辛辛苦苦种得的粮食却被郑德浩悉数抢走，还欠下了不少的债。农民们真是有冤无处诉，有苦说不出。有的被逼得远走他乡，有的被迫去偷窃。巴威(《父子》)等农民起早贪黑、流血流汗开垦的火耕田硬是被农场主以诡计夺走。老实能干的老金(《解雇》)在面长家做牛做马地辛苦了一辈子，到老非但未得到老东家许诺给他的“前头那块地”，自己也因年老体衰被面长用五块钱给打发(解雇)了。可见，在严酷的阶级剥削的现实下，农民们已被异化为“物”，“就像牧场里喂养的牛、羊、猪。他们是为了某种特殊阶级的人活着的，是为了给人提供毛、奶和肉而活着的，这和供牧羊人驱使，为他提供毛、肉和奶，而牧羊人给粮食吃以延长生命的牛、羊、猪有什么不同呢?”

　　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也突出展示了阶级压迫的现实。王婆为了缴纳地租，被迫卖掉心爱的老马。可是用老马换来的三张票子也被“地主的使人”夺了去。不仅如此，地主还要加租，农民们不仅租不起地，而且还买不起布匹和盐，挣扎在生死线上。王阿嫂(《王阿嫂的死》)的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怀有七个月身孕的王阿嫂只因坐在地上稍喘息一会，就被地主一脚踹在肚子上凄惨死去。不仅如此，在精神文化上，统治阶级也享有绝对特权。呼兰河镇每年秋天都要在河边唱野台子戏，看台上既有大众池座，也有楼座。“坐在那楼座上是很好的，又风凉，又可以远眺。不过，楼座是不大容易坐得到的，除非当地的官、绅，别人是不大坐得到的。既不卖票，哪怕你就有钱，也没有办法。”

　　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3)认为，作为一种存在，现实是某种被意识形态刻意表达、改造和建构的产物，这就是说，真正的社会现实应是不同层面的客观现实和表达性现实的集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创作既反映社会现实，又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虽然文学作品参与构建社会现实的途径不一而足，但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生产的本能倾向是去形成与现实世界相对照相映衬的镜像。而20世纪30年代的根本社会现实之一是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阶级间的冲突呈现出压迫——反抗的对立结构和场景，这已成为中朝现代文学对于阶级意识形态描写的视觉叙事模式，也是那一时代的主流叙事模式。因为作家必须借助于“压迫——反抗”的叙事性，才能更好地将阶级压迫的话语转化成生动的视觉形象，从而实现文学作品的表达性力量。为此，作家需要对压迫——反抗的主题进行再创造，采用各种艺术手段(显性的、隐性的)对其做出独到的艺术性诠释。“怨沼”与“乱坟岗子”就是表现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与压迫的创造性图式与意象模式，并作为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加以呈现。

　　《人间问题》开篇就引入“怨沼”的传说。很早以前，有一位长者佥知，他有数不尽的奴仆、田地和肥壮的牲畜。但是他非常吝啬，宁肯让吃不完的粮食烂在仓库里，也不肯接济穷人。荒年到来，农民们走投无路，半夜抢走了他家的粮食和牲畜，结果他勾结官府把农民全抓走了。失去父母的孩子，死了儿女的老人都涌到佥知家。“他们哭了又哭眼泪越聚越多，一夜之间淹没了佥知家的高房大屋，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大水池，就是眼前这个叫作“怨沼”的绿水池塘。”从空间方位上看，“怨沼”是坐落于龙渊村旁的一片湛蓝的绿水池塘;从存在价值上看，“怨沼”是龙渊村村民们的生命线，是他们唯一值得骄傲的。因为它孕育了村庄，

　　灌溉了农田，满足了人畜饮用水的需求;从精神价值上说，“怨沼”成为了村民们解闷消灾祛病的心灵慰籍。每当有新搬来的人，或者是孩子会讲话时，村民们就给他们讲这“怨沼”的传说。不仅如此，“怨沼”还成为村民虔诚的“宗教”信仰，成为其家幸福安康的保护神，受到他们的顶礼膜拜。可见，“怨沼”作为小说展示阶级压迫的现场，可以概括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冲突与对立的关系，即“持有者——财富——压迫”的等式与“非持有者——贫穷——受压迫”等式的对称。前者是支配者，后者含有反抗因子。一般来说，叙事文学的本质是，在善恶的对立冲突中，现实主义地描写恶(黑暗与丑陋世界)的典型性，达到暴露恶的虚伪性并终结之的目的，同时预告善(光明与幸福乐园)的到来，以此来结束小说。

　　姜敬爱以“怨沼”来结构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漫长过程，结尾以简洁的笔墨预示了自由与解放的到来，比较鲜明地表现了反抗阶级压迫的主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怨沼”具有以下几层隐喻的含义：一是苦难与眼泪。充满苦难的“怨沼”仿佛是绵绵流淌的乡民的泪水，既抚慰了郁结在乡民心中的苦闷与悲愁，又化作溺死残暴统治者的洪流;二是生命与希望。无论多少悲伤都扼杀不了乡民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如何压迫也摧毁不了乡民的反抗意志。作者将“怨沼”的传说设置在小说的开头，并且用了较长篇幅来叙述这个传说，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为后来以男女主人公为代表的底层群众的觉醒与反抗作铺垫和蓄势，因此“怨沼”传说是赋予作品中人物行为的决定性力量，由此就揭示出了小说反映地主(压迫)与农民(反抗)对立与矛盾的主题。

　　而萧红笔下的“乱坟岗子”是展示阶级压迫的又一现场和死域。“乱坟岗子是地主施舍给贫苦农民们死后的住宅。”这是穷人掩埋死人的地方，在《生死场》中，它一共出现过七次：

　　第一次是王婆服毒自尽时，丈夫赵三“跑出去，乱坟岗子上，给她寻个位置。”读者初次接触到这片坟场，这片穷人死后的住宅：“坟场是死的城廓，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使有花·即使有虫，那都是唱奏着别离歌，陪伴着说不尽的死者永久的寂寞。”

　　第二次是刚足月的小金枝被爹爹成业摔死扔在“乱坟岗子”上，三天后父母去看望她，看到她已“被狗扯得什么也没有。”

　　第三次是写村子里害传染病，无数人死去，死尸被不断地弃置暴晒在乱坟岗子上，成为众野狗的享宴。

　　第四次是借赵三的视角观看人们将死人送往“乱坟岗子”的情景：“人死了听不见哭声，静悄悄地抬着草捆或是棺材向着乱坟岗子走去，接接连连的，不断……”

　　第五次是麻面婆把病死的孩子送到“乱坟岗子”时，目睹野狗嚼食尸骨的惨象。

　　第六次是写进步的女学生被日本兵杀害后被抛在“乱坟岗子”上。

　　第七次是因苦闷而喝了酒的赵三穿过荒凉的旷野，去“乱坟岗子”拜祭死去的朋友们。

　　就文本而言，“乱坟岗子”的意象反复出现，作者借此隐喻什么呢?首先，它隐喻着人生舞台。“乱坟岗子”仿佛是早已布置好的人生舞台，正上演着一幕幕悲剧。呐喊的、无言的、哭泣的、沉默的，许多人物不断登场，演绎着一个个凄惨的故事，无论什么样的矛盾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局——死亡。其次，它隐喻着阶级压迫的延续。正如作者所言：“乱坟岗子”是地主“施舍”给贫苦农民死后的住宅。地主们活着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死了也要建造豪华的墓地，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不幸的贫民只能成为“乱坟岗上”的孤魂野鬼，不得超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乱坟岗子”不正隐喻着阶级压迫在另一空间里的延续吗?再次，它隐喻着生命悲剧最后的归宿。作为死别的现场，不管是病死的(二里半的小孩子、重病的老人).还是自尽的(服毒自杀未遂的王婆、上吊而死的祖母与菱花);不管是被摔死的(小金枝).还是被统治阶级杀害的(女学生、赵三死去的年轻时的伙伴们)，“乱坟岗子”都是20世纪30年代所有“低贱”生命旅程的终点，也是他们生命悲剧最后的归宿。

　　2.中国东北：蕴含着民族矛盾与压迫的孤苦之地

　　姜敬爱与萧红小说所表现的另一主题意蕴就是以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这一史实为社会背景，把场景高度浓缩在中国东北这一特定空间，深刻揭露日帝及其走狗的烧杀掳掠，表现中朝人民与日帝间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书写人民的英勇反抗与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由此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殖民者不仅疯狂掠夺朝鲜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还借口实施“产米增殖计划”等措施进一步掠夺农民的土地，致使农民破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民，民族矛盾

　　激化。朝鲜人民实在不堪忍受日帝的疯狂掠夺、残酷压榨以及饥饿的威胁，相继移居到中国东北，特别是延边地区。亨哲爸(《破琴》)因为粮价下跌，欠了一身债，无法偿还，才决定离开故乡投奔住在中国东北的亲戚。玉(《母与女》)从金老师口里得知，铁石一家去年秋天去了中国东北，今年春天又有十余口人去了中国东北。萧红小说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现实。温柔静美的亚丽(《亚丽》)被迫随父母来到中国，可是她思念故乡，幻想自己化作一只飞鸟飞回到“可怜的朝鲜”。可见，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量的增加是日帝加剧侵略与统治朝鲜的必然结果。

　　而朝鲜人民移居到中国东北就会过上好日子吗?不是的。萧红小说为读者揭示了日寇的铁蹄对中国东北的侵染与践踏。20世纪30年代初，日帝故意制造“满洲事件”，趁机侵占了包括沈阳、哈尔滨在内的东北的广大土地。日本宪兵像蛛网一样密布掌控着市区，把守着从乡村到城镇的去路，“无缘无故就要捕人”，还时不时地到乡下掳掠抢劫;便衣警察和特务白天黑夜地游荡在马路上，搜查形迹可疑之人和物品;汉奸、走狗则干着告密的勾当。因演出进步剧目，日本宪兵队将萧军、萧红等青年作家组织的剧社剧员徐志抓走了，灌凉水，打橡皮鞭子，连萧红与萧军的住处也时常有开着小“电驴子”的日本宪兵鬼头鬼脑地加以监视。在这种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哈尔滨城乡成为流血、死亡的黑色屠宰场。日军打着“王道”、“日满亲善”的幌子践踏哈尔滨的乡村，烧杀抢掠，奸淫妇女，镇压反抗势力。而女性更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和牺牲品，在白色恐怖中，麦田荒芜了，村庄破败了，到处是死寂和悲凉。

　　乡间如此，城市也不例外。小岚(《哑老人》)和刘成的妹妹(《看风筝》)都是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做工时惨死的。在哈尔滨市区，日本势力无孔不入，无事不插手、不干预。在《北中国》中，作者借老管事的嘴说道：“跑毛子的时候，那俄大鼻子也杀也砍的，可是就只那么一阵，过去也就完了。没有像这个的，油、盐、酱、醋、吃米、烧柴，没有他管不着的;你说一句话吧，他也要听听;你写一个字吧，他也要看看。……”正说着，两个带着短刀的日本兵说着日本话走在大门外。吓得他连忙把“那掉在地上写着‘大中华民国’字样的信封，伸出脚去就用大毡鞋底踩住了”。日本侵略者还实行奴化教育，妄图从儿童起就把中国人培养成为忠顺的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