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叙事与人性书写的文化研究(2)
主流叙事与人性书写的文化研究
在汉、朝、满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延边地区，日本统治者强行把人分成三等：日本人是高等民族;朝鲜人次之;汉族和满族等是低等民族。日帝企图通过制定这种民族分裂政策，挑拨各族间的关系，煽动民族仇恨，以此压制各族人民的反抗，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罪恶目的。为了压制中朝人民的反抗情绪，并切断各民族与抗日武装部队的联络，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日帝在乡村实行了所谓的治安不良地域的农村集团部落化措施，即，将村庄合并为集团部落，实际上是日帝强化殖民统治的措施。不仅如此，日帝还构筑土台，修建炮楼，派宪兵和自卫团监视中国居民和朝鲜移民的行动，企图将反日情绪扼杀在摇篮里。
姜敬爱在延边龙井地区生活过十几年，她以真切的生活体验，借随笔与小说的形式叙写了朝鲜移民与日帝的民族矛盾与冲突。奉艳妈(《盐》)的丈夫、儿子和女儿相继惨死，她实在活不下去了，不顾生命危险走私食盐，可是用命换来的盐却被日本宪兵抢走，自己也被捕入狱。在小说《有无》中，福纯爸一到夜里就做恶梦，梦见B们在险恶的世界里用皮靴踢人，用皮鞭抽人，用刺刀杀死孩子，用汽车拖死进步人士，甚至把人当作靶子，并用尖刀刺进其心脏。这不断困扰福纯爸的“恶梦”，实际上象征着强占中国东北的日帝侵略者，B们影射的就是凶狠残暴的日本宪兵。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泰纳( HippolyteAdolphe Tamne，1828-1893)在谈到环境和时代对艺术的影响时指出，包括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诸因素在内的“精神的气候”也决定着艺术品的产生。“某些持续的局面以及周围的环境、顽强而巨大的压力，都被加于一个人类集体而起着作用，使这一集体中从个别到一般，都受到这种作用的陶铸和塑造。”特别是当民族、时代和社会遭受蛮族入侵，连年饥馑、疫疠频生发生，天灾人祸的惨事时，人民处于悲哀痛苦的生活之中，作家同样深受苦难疾病的煎熬。加之，作家所特有的气质，很快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家感受时代的精神气候要比一般人更细致更全面，悲伤既是时代的特征，而“他所看到所描绘的事物，往往比当时别人所看到所描绘的色调更阴暗。”姜敬爱与萧红小说的背景主要设定在中国东北，而笼罩这一时空的“精神的气候”是相同的，即日本殖民地社会文化语境下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这就使中国东北不仅成为日帝制造流血冲突的舞台，而且成为郁结民族矛盾与压迫的孤苦之地，更是中朝苦难民众倾诉血泪与呐喊并由此酝酿反抗情绪
3.灵魂的镜像：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与扭曲病态的人性
姜敬爱与萧红不仅现实主义地书写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语境下普通人的生存苦难与悲惨命运，还深入挖掘这些挣扎着的、求生存的人们生命中微弱却从未泯灭的反抗因子，昭示出被压迫阶级自发的反抗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性格，透露出希望的曙光，这正是其小说积极进步的主题意蕴。
对坚韧不拔生命力的追求与讴歌不仅是朝鲜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之一，也是贯穿姜敬爱小说创作的伏线。它具体表现为：其小说主人公虽身处逆境，受侮辱遭践踏，甚至达到死亡极限，却 以顽强的生命力坚毅地活下去，并从残酷的现实斗争中逐步认识到革命的道理，从而也使得他们的主体意识得以复苏，产生反抗思想。奉艳妈是姜敬爱笔下被赋予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的生命之美的典型形象。尽管遭受现实的一次次打击，甚至想到死，可是她仍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坚强地活着。她要看看害死丈夫、儿子的那帮家伙的下场。当她因走私食盐被日本宪兵抓住，一想到儿子奉植参加了共产党并且为了革命斗争而牺牲时，她的悲痛和恐惧顿时消失了，“她站在巡警们的前面，昂着头，阔步走去”。这不正是高尔基《母亲》中那位英勇不屈的伟大母亲尼洛芙娜形象的生动再现吗?此时的奉艳妈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觉醒和飞跃，这种觉醒和飞跃是通过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主体意识的复苏而实现的。阿大(《人间问题》)经过惨痛现实和革命斗争的洗礼，思想逐渐觉醒，开始成为坚定而沉着的革命斗士。巴威(《父子》)积极参加××会，决定不再走父亲蛮干冒险的老路，而是按组织的指令行动。面对日本宪兵的血腥镇压，以成浩和淑姬(《足球赛》)为代表的进步学生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他们决定将足球场当作战场，组织青年团员积极投入战斗，这充分显示出了正义和进步的力量。比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小说结尾描写“阳光下，D校的旗帜像血一样红”，这预示着日帝的必然灭亡和革命事业的兴旺。
萧红小说也揭示了沉积在民众灵魂深处的不屈和反抗的性格，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长青与李三、刘福、小秃等雇农积极响应×军.加入到攻打张地主家的战斗中。陈公公的儿子(《旷野的呼喊》)背着父母离开家，利用在松花江北沿修铁路的机会，偷着拔除铁道钉子，弄翻了日本人的火车，截断了他们的弹药与食品给养。王婆听到女儿参加抗日而牺牲的消息时，没有退缩，更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就连保守落后，小农意识极强的二里半(《生死场》)，在老婆孩子被日寇杀死和亡国灭种的现实激发下也最终觉醒了，他跟着李青山参加人民革命军去了。可见，如果没有年盘转动、“王道”之旗的刺激，乡民们还会沉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与死的机械轮回中，但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猛醒。他们从血的教训中发出怒吼：“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从麻木到自醒，他们经历了惨痛的生与死的代价。那震天撼地的宣誓充分表明，他们已从麻木浑沌中觉醒过来，并勇敢地加入到了抗日斗争的行列中。正如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所说的：“这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而且是觉醒底最初的阶段，然而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同时赞美萧红道：“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这样，萧红就在小说的空间里完成了“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
另一方面，姜敬爱和萧红小说还通过一些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深刻揭露病态的灵魂，批判人性的丑恶与扭曲，这是我们在阅读其小说时不能忽视的。但是姜敬爱着重从阶级意识着眼，强调社会动荡、阶级关系变化和世俗偏见等现实客观因素而导致的人情冷漠和精神病态，这是外因引起内因的过程。譬如，通过三子(《月谢金》)因上学交不起学费而偷窃的行为，揭示穷困窘迫使人堕落;通过承浩(《母子》)大伯对承浩母子态度的前后变化，揭示怕受牵连使人世间的亲情完全丧失;通过保得爸(《鸦片》)为吸毒而典妻的行为描写，揭示出苦闷失望使人性扭曲的过程。
萧红也描写了贫穷等社会客观因素导致人被异化的现实，譬如，金枝(《生死场>)因错摘了青柿子就被母亲打得鼻孔穿血。对女儿小钟的惨死，王婆漠然视之：“孩子死.不算一回事”，还不如麦粒和老马重要。可是当老马被迫卖给私宰场时，却像剜了她心头肉一般，“悲伤立刻掠过王婆的心孔”。因此萧红说：“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远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然而她更专注于从人性批判出发，描写承继着传统因袭的人物灵魂的扭曲和病态，是由内向外发散的过程。譬如，《呼兰河传》把呼兰河镇东二道街扎彩铺(出售死人在阴间所用物品的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与小镇人们物质生活的贫乏进行对比，揭示人们对生死价值判断的颠倒和错位。人们生病不看医生，而请人“跳大神”，这本身是对生命存在的漠视。不仅如此，生产的女人(如《生死场》里五姑姑的姐姐)还被视作肮脏与灾祸的象征，不许她将孩子生在席子和柴草上。在此，萧红继承了鲁迅揭示国民病态灵魂的文学传统，极力书写乡民们因贫穷与苦难而导致的精神麻木和愚昧。不同的是，鲁迅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者角度来揭示人的精神麻木的;而萧红则以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真实地书写人的生死，深刻地指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麻木和灵魂因物质匮乏而丧失的过程，她注重的是生命本原中的永恒的苦难。
可见，姜敬爱与萧红在小说创作上，都经历了一个从同情并描写民众苦难和命运，表现阶级仇与民族恨，塑造不屈反抗的民族性格，到揭示民众人性扭曲与缺失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感的嬗变过程。不过在揭露人性的缺失和批判病态的灵魂时，姜敬爱侧重从阶级意识出发描写时势变化导致的人的精神蜕变，而萧红则注重批判长久因袭在民众潜意识里的人性弱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作家对底层生活的亲历体验，即两位作家都有着孤寂的童年、饥饿的困扰和漂泊的经历，这成为她们共同具有的生活与创作资源;另一方面也源于作家不同的创作追求，即姜敬爱自觉地将小说创作纳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轨道之中，力求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剖析人性，而萧红则秉承“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创作宗旨，挖掘出长久积淀在普通民众心灵深处并腐蚀其灵魂的痼疾和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