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论文(2)
非政府组织论文
非政府组织论文篇二
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
摘要:文章通过介绍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中探寻我国非政府组织产生的国际和国内的原因,进而充分说明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政府产生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影响
一、非政府组织的涵义及特征
非政府组织英文缩写NGO。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是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第71款正式使用的。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其决议中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在当时,这主要是指国际性的民间组织。
世界银行则把任何民间组织,只要它的目的是援贫济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促进社区发展,都称为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也叫Third Sector(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就是由抱有相同或相近志愿的成员组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和固定成员、领导结构的、超出于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之外,而且独立运作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而关注于公众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是有别于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社会组织。
非政府组织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组织性,即有章程、固定的组织形式和人员配备;民间性(非政府性)主要是指独立与政府部门,既不属于政府又不受控制和支配;非营利性,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进行利润分配;志愿性,成员的参加和资源的集中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的;自治性,有独立的决策和执行能力,能够进行自我管理:还有非宗教性和非政治性,即不以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也不从事传教活动。
二、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
对于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了解,中国人是从国外的基金会开始的,西方一些著名的基金会从上个世纪社初,就关注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1949年,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就中断了,2004年曾经有媒体称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元年,2005年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人们才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在这之前,这个概念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大家对于民间组织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妇联、文联、青联一类群众团体的层面,群众在大陆语境下和党的领导是稳妥的对应,而非政府组织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词语,可以引起一些使人警觉的联想,所以很少会有人标榜自己是非政府,并组织起来成为今天的非政府组织。
(一)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展的历程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66年的初始发展期;1966-1978年的停滞期;1978-1995年,因改革开放导致社会团体大量涌现;1995年中国举办世界妇女大会至今,中国非政府组织自主性有所增强,整体能力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数量激增。
(二)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研究证明,当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由于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开始具备,社会土壤与政策环境有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该国非政府组织将因此出现爆炸式增长。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既是一国“黄金发展期”,也是其“矛盾凸显期”。一方面随着通货膨胀、大面积失业、垄断以及严重经济危机的出现,出现“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政府在提供公平竞争、维护弱者权益、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完善市场环境等方面无能为力,出现“政府失灵”。人们向市场和政府之外寻求出路从而使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获得新契机。非政府组织不仅是公民表达意见主张、实现结社权的基本形式,也是政府与社会的中介,是政府与企业的协调者。一些政府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事情由非政府组织来做取得了良好效果,所以也就出现了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政府“还权”于社会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提法。
1、国际方面的原因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促使中国政府走向国际。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强调与国际接轨,力图尽快进入国际社会,扩大中国在世界重大事务中的影响。毫无疑问,加强与国际NGO的合作有利于达到这些目的。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组织推动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及联合国组织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合作,以及与国际NGO合作。
2、国内方面的原因。(1)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农户生产主体的地位,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然而,由于农户实际上处于分散状态,从事孤立、封闭的个体生产,生产技术落后、信息闭塞,因此,独立经营的农户对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需求极为迫切。可是,原有的政府农业技术服务部门由于物力、人力匮乏,面对分散的众多农户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自下而上的技术服务型NGO。(2)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单位制度逐渐弱化,城市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构。一方面,游离于单位制度之外的个体户、私营企业需要一种新的沟通方式联结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市场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维护市场秩序,而政府也需要一种新的组织方式来沟通政府和分散的个人,减少社会管理的成本。在这种背景与需求下,自1984年开始,中国城市的NGO进入了快速发展期。(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劳动生产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也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出现了许多新的弱势群体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全通过市场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完全通过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不现实的。而国际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在满足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解决一些长期性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NGO具有创新性、灵活性的优势;具有与基层联系密切、了解基层实际情况的优势;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等等。这些优势使非政府组织在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政府与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也寄希望于非政府组织在消除贫困、解决就业、增进社会融合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4)社会中间层的出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形成了社会中间层,中国社会中间层的形成,不仅为NGO提供了新的筹资渠道、储备了志愿者资源,而且也为产生新一代NGO的领导者提供了基础。
三、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虽然提供公共产品仍然是政府的天职,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唯一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和服务。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非政府组织是移出的公共职能的合适承接者,而且这已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非政府组织就对政府组织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无所不包,行政权力随时和无限制地侵入与控制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进而使自己的权力延伸到尽可能宽广的领域,人们的一切物质文化需求都由政府计划供给,有学者形象的比喻“政府的手伸进老百姓的被窝里”,这就造成经济活力严重不足,物质极度匮乏。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市场经济也不允许政府是万能的,政府的万能会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共需求使得政府职能急剧扩张,政府机构由此显得膨胀臃肿,效率降低,政府运作成本扩大,社会不堪重负,由此形成行政管理能力下降,群众不满意度增加,所以政府要逐步放手微观领域的管理,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宏观政策调控方面,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手段特别是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加强对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进行调控,把一个万能的政府转变成有限的政府。
(一)建立一个责任政府
现代社会一般可区分为三大部门:政府、企业、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经济人),社会建设的主体是社会组织(NGO)政府是企业相互竞争、社会组织相互竞争的规则制定者和服务者。经济主体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可能带来社会(包括生态)问题,社会主体追求社会效益(包括生态效益)最大化,防止和消除社会问题,但需要消耗财富。政府制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规则和发展规划,维护秩序。”所以只有建立一个责任政府,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所谓责任政府,就是说政府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政府部门退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具体管理,要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职能转移出去。这就需要一个可依赖的组织承接从政府导出的社会公共职能,如果社会公共组织缺位或者不到位,社会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政府治理意味着对人们行使属于社会的权力,所以,从实质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其在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实现社会意志所提出的目的,即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乎理性的、合法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它主要包括政治责任、道德责任、行政责任。行政机关及官员的生活与行为若不能适合人民及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将会失去其统治之正当性。
(二)建立一个法治政府
从法治角度来看,权力与责任是相联系和相统一的,有权必有责,行使多少权力必须承担多少责任,而且政府权力(职权)本身就是一种职责、一种义务,政府的权力(职权)必须依法积极行使而不能放弃,否则就是失职,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法治政府是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利与责任紧密相联,集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于一身,并用法律加以固定即为法治政府。用法律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
(三)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
2004年初,国务院温家宝指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表明建设完善的服务性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我们政府虽然强调的是服务,但实际政府是对社会是一种管制,因此政府是管制型政府。
企业、NGO、政府各自追求各自的价值,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NGO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追求经济和社会综合成本的最小化和公民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在这三者中,只做两件事:一是制定经济竞争的规则和发展规则;二是做服务员和裁判员。所以,我们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服务性的政府。
参考文献:
李昌平.唯有打破“社会全能政府”,别无选择[N].南方周末,2010-07-08.
(作者单位:中共保定市委党校政经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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