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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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篇一
《“五四”精神的当代意义》
[摘要]在追忆往昔中重新检索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程，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内省方式。“五四”运动已经走入了历史的记忆，然而，它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丰厚而深邃的。
[关键词]国家 民族“五四”精神
毫无疑问，当今时代和社会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如何围绕这个主题，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是当代每个青年需要认真思考的严峻课题。
如何正确地区分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之所以将爱国主义放在五四精神的首位，是因为这场运动首先是在当时各国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旧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而发起的一场改造旧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因此，爱国主义就成为五四精神的逻辑起点。
在今天，爱国主义仍然是青年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毋庸置疑，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爱国主义是和以奉献为核心的集体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它意味着青年人不仅要关注个人的发展，而且更要认识到个人的发展依赖于整体的发展，或者说没有作为整体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发展(在今天，集体主义具体表现为对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和同胞的关注和奉献)。因此，在当今这个弥漫着个人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社会氛围中，如何弘扬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不仅要强调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法律诉求，而且更不能忘记以至呼唤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道德良知和行动自觉，是当代青年应该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
同时，如何正确地区分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爱国主义是由对本民族和国家的感情认同和归属感而升华出来的一种情感和由此而产生的荣誉感和为此而献身的思想和行为、态度。它固然与民族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两者的区别则在于，爱国主义在爱自己的祖国的同时，并不排除对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爱和尊重与关注。在这里，爱国与爱人类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却将两者对立起来，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思潮，它不仅是在国家关系中为极端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践踏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如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文化关系中抱有一种极端的文化优越感而盲目地排斥外来文明(如文化排外的国粹主义)。这是必须予以警惕的一种思潮。
在传统中国概念中“天下”这个词的文化意味，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种排他的地理和文化存在，而具有一种在多元并存的前提下，与其他“国”“文化”和谐并存的意味，而这种“和谐并存”的价值观，正为我们青年朋友在如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识，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纪念和发扬五四精神时，在反思五四运动对待传统文化全面反叛的激进态度时，所应该认真总结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精神建立民主
欲追求与实现民主，首先应该明确自由和平等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建立民主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而实现人的自由，因而自由是民主的最终目的。这也同时意味着，民主制度必须要真正理解自由的涵义：它首先意味着人格的独立、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进步意义正在于它是一种首先肯定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格关系的政体形式。但是，自由又不仅意味着个体的上述权利，它还包含着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对社会的责任和容忍不同意见的宽容精神等内容。
欲追求与实现民主，还应该明确自由与平等在当代中国的深层意义。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竞争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从人间关系的层面而言，自由更多地是作为竞争的手段而存在，而在精神层面而言，这种自由更多地是一种“欲望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而言的。因此，形成自由之人格，是我们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之前提，而如何形成自由之人格，则是一个需要整个民族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建设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五四运动九十年后的今天，如何反思五四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明确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方向，仍然是一项艰巨和严峻的课题。
最重要的是，欲追求与实现民主，应当明确以何种精神追求民主。狭义的“民主”起源于西方，但它又是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是人类世界文明发展共同的财富。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民主制度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可能是稳定持久的，也可能是乱象丛生的;可能是促进国家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也可能是使国力衰败、民不聊生的。但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的民主制度，必然建立在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的尊严之上。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无法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更加无法保障民主制度良好的运行。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精神建立民主。只有以正确的爱国主义旗帜为指导，民主制度才能为中华民族造福，最终为世界造福。
正确认识“科学”的内涵
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仅仅是科学在器物层面的衍生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本身不是生产力，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逻辑思维方式，它要通过一系列环节、技术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而这一转化需要的是一整套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其中实证精神、理性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中国人包括科学界、科学家仍然缺乏普遍的共识，在民众中、甚至在官员和学人中更是雾里看花。简单说，技术是可以引进、模仿和复制的，是可以在“干中学”的，而科学则不然，“五四”先哲们不仅看到科学的“形而下”的物质功用，更揭示出科学作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蕴，“两种文化”的沟通在中国仍然十分匮乏。
科学在西方的成长离不开其文化、传统及制度的滋养和维护。将科学移植到中国这一全新的环境中，显然不能仅仅把西方科学现成的科研成果拿来简单复制，我们同样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科学赖以生存的环境，在引进科学发展硬件环境即“建大楼”、“拉工程”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科学文化滋生的土壤和软环境建设，这样，科学才不至于水土不服或者畸形发展。反观今天的科学教育体制，仍然存在着这样的短视、急功近利的现象，如果不能从教育思维中根本转变这种单纯的技术思维，科学将永远无法在中国真正生根发芽。
此外，科学不仅要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科学的指导。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大大拓宽了科学的视野，不亚于自然科学的“哥白尼革命”。最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完善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国家的战略，必然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反过来，在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和经济基础。
历史与往昔，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寄托。在追忆往昔中重新检索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程，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内省方式。“五四”运动已经走人了历史的记忆，然而，它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丰厚而深邃的。以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历久弥新，闪烁着永不磨灭的光辉，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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