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的论文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不同形式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篇1

　　浅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婚姻观

　　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制度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决定的。包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夫一妻多妾和男尊女卑等具体表现。传统社会，女性处于劣势地位。在恋爱之前，被男性观赏，供男性取悦的角色;在涉及谈婚论嫁时，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甚至也没有离婚的自由，只有男性才能 “出妻”;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最低端的地位，要遵从三从四德的礼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将妇女解放和婚姻变革提到了新的高度，妇女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思想得以席卷全国。在新时期的婚姻观里，家庭和个体是两个部分，家庭包括实体的财富、资产，个体包括个人的精神性，即无形的个人情感和现代人格。三部小说都涉及家庭和个体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矛盾构成小说的主要矛盾，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就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

　　1夫妻双方良好的交流是维持婚姻的重要条件

　　《伤逝》中夫妻双方都是具有现代独立人格的，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置办家具时，她坚持要卖首饰出一份力。她和涓生恋爱的时候，两个人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身世、缺点，无所不聊，是完全纯真热烈地相爱。但结婚后，两个人温习的时间越来越少，生活被琐事占据，从两人连谈天的功夫都没有，子君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家庭琐事，越来越颓唐，以至于不大开口。子君和涓生都意识到了双方的变化，然而当二人想鼓起勇气改变时，对方都退缩了。子君从爱情当中平等的关系中回归家庭，两个人的交流减少，无法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最后婚姻和爱情都走向悲剧。小油鸡就像是两人爱情的写照， 可爱诗意而养的油鸡，难逃经济压力，被吃掉。阿随就像是一个预示，狗被抛弃了，兜兜转转又回来了，自由恋爱到婚姻的摸索道路还有很长很长。

　　2没有一种相对完美的婚姻模式

　　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婚姻模式不一定成功，女性有经济地位的婚姻也不一定幸福。

　　《离婚》中的老李在接妻子和孩子来到北平之前，老李在衙门里当闲差，一个人住在公寓，吃了外卖之后闲得看报或者剔牙，他说“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乐音，贞纯象个天使。”，要接乡下的妻子进城时，他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妻子，只会赶小鸡、叫猪、撒村骂街，甚至只是父母的儿媳妇、孩子的妈。他越来越觉得和妻子有巨大的代沟，他要给妻子读杂志，发现完全是对牛弹琴。但是他又不完全排斥自己的家庭，认为“小孩把女人的尊严提高了”、“生活美满多了”。老李在种种压力下，觉得“唯一值得活着的事是天天能遇到机会看一眼东屋那点‘诗意’”。故事中的几对夫妇都没有离婚成功，老李也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家庭需要责任。这种责任感制约着老李，也是他在社会上背弃理想和责任的借口。可以看出，老舍的婚姻观是，在现行婚姻制度上建立的家庭，所有人都是无奈的心态。

　　在《寒夜》里， 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他们曾经有过许多美丽的理想，但抗战爆发后，两人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在《伤逝》和《离婚》中，男性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而在《寒夜》里，曾树生则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却又不能发泄，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悲剧除了传统的婆媳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家庭和个体关系的理解。按照传统的伦理观念来看， 曾树生当相夫教子，尊敬赡养婆婆，但她内心是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的，她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个体意义的重要性，想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例如“没有坐花轿”在婆婆眼中是媳妇的软肋和把柄， 而在她心里却是彻底摆脱婆婆控制束缚的标志和起点。

　　3文学启迪人生

　　《伤逝》、《离婚》和《寒夜》，三部作品是不完全相同甚至相反的婚姻模式，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也不单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更是个体和家庭的事，在结婚前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为爱情、兴趣、价值观等多種因素组合了家庭，男人和女人角色就有了分工，有了牺牲，有了妥协，一旦有交流变少或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就很容易失去平衡，产生矛盾。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篇2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中“墙”的意象

　　一、“墙”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墙”的本义是指用砖石等砌成承架房顶或隔开内外的建筑物。《释名·释宫室》中曰：“墙，障也，所以自障蔽也。”[1]是指用泥土使建筑物竖直方向的主要构件，起分隔、围护和承重等作用，还有隔热、保温、隔声等功能。后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墙”有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内涵，它不再是单纯的建筑存在，而是成为了封建秩序和规范的象征。

　　孟子的《孟子·滕文公下》里记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贱之。将“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视为卑贱之事，可见“墙”在当时被视为是具有礼制约束的物体，是秩序和规范的象征。

　　同时“墙”作为一种意象，被写进不同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情感与礼教、理想与现实、自由与禁锢等内涵，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墙”在古典文学中象征着男女之别、男女之防、男女之隔的伦理秩序，是礼教之墙、伦理之墙。《诗经·郑风·将仲子》中：“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元稹《莺莺传》中“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宋词中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用逾墙、跳墙这种有违封建礼教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来实现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可见“墙”不再是单纯的建筑物，而是被赋予了封建伦理秩序内涵，成为文化障碍的隐喻和象征。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墙”的意象，象征着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冷漠、疏远和生活的苦闷。“墙”在这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堵厚厚的“心墙”。

　　“墙”作为一种意象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横亘于男女之间的封建礼教的象征体;是束缚人、禁锢人，阻隔理想与现实的“心墙”。这堵“墙”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深沉的文化内涵，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之中。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墙”意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在语言形式、文学形态、文学内涵以及文学观念上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新的更迭。在创作方法上，中国现代文学是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多元共存。作为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意象”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也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在这众多的意象中，“墙”更是反复出现，承载着这一时代人们复杂的情感和经历，有着它特殊的时代表现和文化内涵。

　　(一)封建礼教的象征

　　中国现代文学自20年代起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在形式上突破了三千多年来的文言文体，建立了白话文学新文体，跨入了世界现代文学的行列;二是在内容上积极为民族启蒙而高歌，为人民觉醒而呐喊，为推翻“吃人”的旧制度发出愤怒的吼声。其间，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文化新军。鲁迅，就是这其中最伟大最杰出的代表。“墙”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多次出现，深刻揭示了旧礼教这堵厚重的“高墙”对中国人民的迫害。

　　代表作《故乡》中这样写道：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2]

　　书中的“我”是带着对故乡深深的思恋回到故乡的，然而离乡之时却背负着沉重的疏离感和被放逐感。其中描绘的看不见的高墙象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闰土恭恭敬敬的一声“老爷”，让“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2]这堵可悲的厚障壁就是鲁迅所憎恶的“看不见的高墙”，他深切地期望拆这堵高墙，因此在《故乡》的尾声中，“我”真诚地期盼下一代的宏儿和水生“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鲁迅在其它小说中也多次着力描画了这堵无形的高墙。我们在《药》的革命者夏瑜和华老栓之间，在《祝福》悲苦的祥林嫂和鲁镇幸灾乐祸的人们之间，在落魄的孔乙己和咸亨酒店的酒客之间，在《阿Q正传》“被碰墙”的阿Q身上，都可以看到这堵高墙森然可怖地矗立着。正如鲁迅在《华盖集·“碰壁”之后》里说的：“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4]然而在“高墙”背后，并不意味着人们是毫无作为的，鲁迅努力从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道路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新的人生思考——“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这里，他提出了毁墙寻路的主题，有着很强的探索精神。

　　(二)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探索

　　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作家的主体意识更加强化，更注重向生活的深层突进，文学呈现个性化风格和多样性发展。40年代是中国小说意象艺术走向多元与成熟的时期。作家们采用意象化的创作方式，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开掘，使人的精神世界得到关注，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大凡人生必然带有苦难和困境，这些困境像无法推倒的“墙”一样时时萦绕在你的左右。“墙”在这里象征着人生处处会遇到的生存困境——孤独、痛苦、恐惧。

　　张爱玲对意象的运用历来是为人所称道的，夏志清先生所说：“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5]在她的笔下，带有苍凉意味的意象随处可见，如风、墙、窗、镜、月、胡琴等。张爱玲的代表作《倾城之恋》中对“墙”的描写就尤为突出。

　　《倾城之恋》有两次写到墙，一次是流苏和柳原散步时来到了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旁：

　　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6]

　　作者以这堵泛发着“死的颜色”的墙，思考着文明的崩溃，思考着地老天荒，拷问着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脆弱。在这里，“墙”的意象明显带着张爱玲对文化与文明的哲理之思。

　　其后写道：

　　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6]

　　在这里“墙”浸透着一股深沉的悲剧感和苍凉感，却又让主人公有了些许的安慰。张爱玲用自己苍凉的笔调利用“墙”的意象解构了人生处处会遇到的生存困境。

　　(三)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障碍

　　墙的本质既是人类避风御寒、防止侵害的建筑构成，又是房屋园囿、生活界域的一种标志，这就使得墙具有封闭性、防御性的特征。作家们于是发现了“墙”的具有封闭性、防御性的特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所存在的障碍有某些相似之处，“墙”成了创作主体“隐含寄托”主观情志的载体，时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象征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钱锺书的《围城》表现了整个战争年代人们独特而普遍性的生活状态：茫然，焦躁不安，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更不用谈人生价值的实现。这种状态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以及个人的孤独感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竖起了厚厚的“心墙”，难以摆脱困境。《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身边有四个代表性的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他与鲍小姐是激情所致，并无真情;与苏文纨不爱却因优柔寡断而纠缠不清;喜欢纯真可爱的唐晓芙却隔膜不断;与孙柔嘉结为夫妻也只是因为不讨厌且别人觉得他们最相配。对于自己的婚姻，方鸿渐感觉如同被困在一个围城里，迷茫而郁闷。他不禁慨叹：“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总之是不拆除“心墙”，人生到处是围城。

　　《围城》是一部富有哲学思考的作品，作者想展示的不仅是一种“围城里的人想出来，围城外的人想进去”的恋爱哲学，更是将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思考上升到整个人类的背景下，使人看到知识分子的弱点不是一部分人的，而是整个人类的，这个反思层次是相当深刻的。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寡妇白流苏因为香港的沦陷而获得爱情和婚姻，他们结婚并不意味着两人有了真爱，“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两人的内心深处依然充满着隔膜、孤独和荒凉。表面上看着洒脱的双方都企图让对方掌握在自己手中，内心的孤独甚至恐惧是无法掩盖的。那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也许还剩下墙。

　　“墙”让人想到的是隔膜，流苏与柳原之间也是隔着一堵无形的墙。城墙的“极高”、“冷”、“死”的颜色时刻提醒着那境况下人与人之间既相互猜疑又不得不相互依靠的脆弱矛盾心态。

　　三、结论

　　综上，我们发现，墙不仅是作为一种建筑物而存在的，而且是作为一种意识、观念存在于社会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墙已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墙作为文化现象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在文学创作领域，“墙”被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写进不同文学作品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尤其是这个对于中国来讲有着特殊意义的战争时代，“墙”更是被反复写进现代文学作品中，墙的意象不断丰富，墙的存在象征着秩序和规范的存在，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隔离，象征着人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