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2)

浅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二、公共领域作为合法性的基础

　　哈贝马斯虽然对自然法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检点与批评，但他并没有将这两种传统简单、粗暴地推上思想的被告席，而是在指证它们不能处理“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关系的前提下，对其沉积下来的思想资源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进而将自然法传统彰明的价值的东西与实证主义传统彰明的事实的东西内在地统合在他自己对合法性的理解当中：“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然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对合法性如此这般的理解，是否就能够保证“事实性”和“有效性”的张力空间完全敞开，进而合法性的理想模态完全形成?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层层说明的问题：首先，“事实性”与“有效性”虽然对于合法性的理解而言都不可或缺，但后者相形之下无疑更为根本，因为一种政治或者法律制度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它在论证合法性时才具有思想的说服力。在这个意义上，“事实性”并不必然包含着合法性之“有效性”的基本要求，但反过来说有时却是可以成立的。其次，从现代法律秩序的创生来看，“有效性”向度的凸显根本不能依靠政治人物和法律专家的“良心发现”与“道德自觉”，而只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公民应该时时都能够把自己理解为他作为承受者所要服从的法律的创制者”，②因为在这样‘的语境中，公民不会不把自己的意志和生活故事接入到法律的创造过程中，一种值得信赖的法律的形成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再次，公民成为法律的创制者，并不意味着以一种检测“公意”(卢梭语)的方式来检测法律的民意，这种静态的统计学的方式并不能保证公民客观、真实、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合法性若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说明，是极其困难的。公民成为法律的创制者，毋宁说是要通过他们的意愿和意见的形成过程来得到保证，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公民才可能将自己的生活要素链接到法律的规范与事实当中，法律秩序的“有效性”才可能凸显出来，它与“事实性?之间的张力关系才可能得到确当的处理。这就触及到现代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合法性的根本内涵：“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程序条件和交往前提是唯一的合法性源泉”。

　　这样一来，哈贝马斯就把对合法性的说明转译成对交往行动理论的政治哲学诠证，交往、话语、商谈、程序等交往行动理论的概念由此成为合法性理论的关键之词。至于合法性理论因何能够与交往行动理论发生范式的通约，哈贝马斯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根由：其一，民主的商谈将议题和提议、信息和理由置放于可申解、可论辩的程序当中，人们即便不能直接地借此澄明什么样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主张是适恰的，什么样的政治措施和政治行为是应当予以取用的，这些政治要素也可以间接地从商谈中赢获出场与在场的根据和意义;其二，就作为合法性重要载体的法而言，它与交往行动并不断然分开，在很多情况下，它“以抽象而有约束力的方式，把由于具体的交往行动关联而为人所知的邻里熟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结构，传向匿名的、以系统为中介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商谈、也就是变得具有反思性的交往行动形式，对法的规范的产生(以及运用)具有一种构成性的作用。”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的根由对于说明合法性理论为什么能够立基于交往行动理论之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于说明前者怎样立基于后者之上则还远远不够，因为交往行动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什么样的交往、在什么样的场域中发生的交往需要接人到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架之中，是应当得到具体的解释的。对此，哈贝马斯这样说道：“政治立法过程的合理质量不仅仅依赖于赢得选举的多数和得到保护的少数在议会中是如何工作的。它也依赖于参与的水平和教育的水平，依赖于信息和有争议问题之表达的清晰程度，简言之，依赖于政治公共领域中不可工具化的意见形成过程的商谈性质。公共生活的质量一般来说取决于公共领域的传媒和结构实际上开放的机会。”在这段话中，哈贝马斯实质上是将对政治要素起构造作用的商谈限定为公共领域的活动的展开，从而将公共领域设定为合法性与交往相互关联的根本质点，交往对于合法性的基础性意义也就呈现为公共领域对于合法性的基础意义。这一点，应当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在逻辑上的一个落点，也是他在这一理论中着力说明的问题。

　　什么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这样界定：“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像整个生活世界一样，公共领域也是通过交往行动——对于这种行动来说，掌握自然语言就足够了——而得到再生产的;它是适合于日常交往语言所具有的普遍可理解性的。”“日常实践的微观领域自发凝聚而成的交往中心发展为自主的公共领域，并且巩固了自我支撑的更高水平的互主体性，当达到一定程度后，以交往为媒介的生活世界的潜能就能够被有组织地得到运用。自我组织的形式强化了集体行动的能力。”公共领域“通过其市民社会基础而根植于生活世界之中”。这些界定说明：公共领域在本质上是一种交往结构和因交往行动而形成的社会空间，它与作为交往之根本背景假设的生活世界直接勾联在一起，并以市民社会作为其形成与存在的最直接基础。

　　在对公共领域如此这般界定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继而解述了下列问题：

　　第一，公共领域作为商谈与合法性之介质的内缘。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虽然就其本来的意义而言是在私人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作为生活世界的结构又在表达公共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决策、制度建设以及法规生成有着这样那样联系的公共问题。就此而论，公共领域又作为能够作用于政治系统的结构而存在，构成生活世界的政治形式。正因为如此，“公共领域形成了政治系统这一方面和生活世界的私人部分和功能分化的行动系统这另一方面之间的中介结构”，它不仅与生活世界而且也与政治系统勾联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公共领域及其在其中所形成的公众舆论完全可以使建制化的政治与非建制化的自由商谈(商谈的语境即是生活世界)相互融通、彼此连接，从而既保证了政治意志建立在民众意志基础之上并由此彰显了“有效性”的要求，又保证了民众意志不至于散漫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并由此彰显了“事实性”的要求。

　　第二，公共领域对于理解合法性的具体优势。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作为一种交往结构，由于总是与私人生活领域、与市民社会粘连在一起，所以发生于公共领域之中的商谈也就总是与民众、与市民社会的生活故事分割不开。一旦这样的商谈作为社会和政治资源被整合到政治系统当中，政治建构需要什么样的规范和价值，也就获得了最为实在的依托。这不仅避免了实证主义传统在合法性上引发的“价值无涉”的诘问与发难，而且避免了自然法传统根据恒定不变的价值准则来证立合法性的种种困难。例如，如果总是一成不变地将某一种价值准则接入到政治系统当中并由此说明合法性的基础，那么，这样的合法性说明至多只是与某一个固定时间内的固定群体相链接，而绝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一困难在公共领域的场境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公共领域将价值的生成发展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市民社会的普遍存在和这一普遍存在的展开，这是自然法的传统未曾具有的。推进地看，由于与私人生活领域、与市民社会相互关联，公共领域与政治中心相比更能敏锐地感受新的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情境：核军备竞争、克隆研究的风险、生态危机、第三世界的经济恶化、女性问题、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文化认同问题，这些自20世纪7D年代以来不断突现出来的新的社会问题，无一不是首先由市民社会和作为市民社会的公众的私人提出并引入公共领域的，相反，国家机构和大型政治组织却往往只是在公共领域对这些问题讨论和放大之后才将之纳入到自己的系统当中。由此而论，“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带有一些非专用的、但具有全社会敏感性的传感器。”它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公共意见而对议会组织以及法院等政治实体造成一定效应，并且迫使这些政治实体转到正式的权力循环当中。就民主法治国的政治、法律实践而言，实证主义传统所假定的“由合法律性而合法性”的公式在这样一种“场境”中是可以成立的，但它的成立也会仅仅是因为被置放于这样的“场境”当中，其它的“场境”都是不可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事实性”的东西与“有效性”的东西是相互吻合的，而不是像在实证主义传统那里经常是相互分离的。既然如此，合法性在这样一种“场境”中无疑就可以获得充分的自我说明与自我辩护，而公共领域在这样一种“场境”中对于合法性而言无疑就具有始源性的意义。

　　第三，公共领域的自我限制以及对于合法性立基的具体取径。哈贝马斯强调，指认公共领域对于理解合法性的优势是一回事，而指认它在理解合法性中的自我限制是另一回事，两者缺一不可。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其一，公共领域和作为它的基础的市民社会只有在自由的政治文化、完善的私人领域和合理化的生活世界的场境中生成并以这样的场境作为其存在的根本支撑，它对于政治系统之合法性的传导与强化才是可以谈论的;其二，公共领域无论与政治系统发生怎样的关联，它与后者在功能以及整合和再生产方式等方面都截然不同。所以，“在公共领域中，至少在自由的公共领域中，行动者能获得的只能是影响，而不能是政治权力。”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自我限制并不意味着它对于合法性说明软弱无力，而是意味着，要持守对于政治合法性而言的始源性意义，公共领域一方面应当捍卫作为其存在前提的生活世界的纯粹性，使之不至于因为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膨胀而质变为一个工具主义的系统;另一方面应当通过民主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的程序性的过滤，以及交往权力向政治权力的传递与过渡，来赋予政治决策以合法性的普遍信念。

　　第四，公共领域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构性。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与合法性的关联，既不是一个纯粹的规范性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验性问题，它所指涉的内涵要比这两者都远为复杂。这是为什么?哈贝马斯解释道，在合法性之自然法传统明显势衰而实证主义传统又还没有建立起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作为合法性之根本的社会对统治秩序的认可或同意，显然不是以自然法所推演的某种先定的观念为基点，而是以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为基点，它来自于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讨论和批判活动使得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化成为可能，这在公共领域与法律、民主以及议会活动的关系呈现中得到了最为真实的说明。然而，这一状况只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界分开来因而公共领域获得了充分的市民社会的基础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在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资本主义政治语境中，市民社会由于政治国家的不断干预而失去其本真的存在结构，公共领域也由之而蜕变为没有根基、不能自足，甚至是受操纵的社会空间。这样一来，“公共性原则(公共领域的标志性内核——引者注)不再担负有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责任。尽管无限扩大的公共领域为了获得广泛赞同，向被剥夺了权利的公众反复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公众同时也远离了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以至于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在这一情形下，政治系统无论是根据自然法的传统还是实证主义的传统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它也难以还原到自由资本主义标指的政治语境中，因而也难以摆脱合法化危机的深层困扰。在这个意义上，指认公共领域与合法性之间的勾联，就是将公共领域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经验历史及其所蕴涵的思想资源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开发出来，进而使合法性的理解建立在交往理论而非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工作，这又是对经验的一种当下激活，因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构成对合法性的重构。这种重构，自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吁求，它在现实的层面上也得到了回应：与新社会运动有着这样那样关联的“公民违抗”，就将抗议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虽然通过合乎法律的途径产生但又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决策，进而又“把有宪法结构的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与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连接起来”，以此抵制建制性政治的系统惰性并强化合法性的要求，这使重构合法性的公共领域基础成为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现实的一个交汇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