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3)

浅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三、罗尔斯的批评以及我们的简单结论

　　由于哈贝马斯总是竭尽全力地从“有效性”、“民众交往”、“公共领域的商谈”以及“意见形成的程序”等方面来对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注解，所以他在由之而来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构筑中不但以不同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的方式厘定了合法性的内涵，而且实质上将合法性渲染成政治哲学的焦点性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突出政治的民众参与基础就是突出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虽然与以“正义”为核心的当今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享用着共同的理论前提，但其实与后者又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一情况在罗尔斯看来，就是自由主义与弱共和主义、正义与合法性(或者说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殊异与分歧。这样的殊异与分歧，使他与哈贝马斯之间发生理论的大交锋变得顺理成章。罗尔斯强调，哈贝马斯将政治哲学的焦点集中在合法性而非正义上，看上去是一个小问题，但如果不对其理论的虚妄进行指证，则难以在当代不同的政治哲学坐标之间进行孰优孰劣的价值排序与理念抉择。基于此，罗尔斯集中从四点批评了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

　　其一，合法性与正义并不一定存在一种对称关系。例如，一位合法的国王可以通过有效的政府来实施其统治，但即使这样，他的统治也可能并不正义。“因此，合法性是一个比正义更弱的理念，它给可行的行为所施加的约束也更弱一些。尽管合法性肯定与正义有一种根本性的联系，但它也是制度性的。”

　　其二，宪法民主实际上永远难以像哈贝马斯设计的那样通过公共领域的基础来安排其政治程序和政治争论。因为在实际的政治条件下，议会、法院等政治实体在它们的实践中必然要大大偏离哈贝马斯所预设的公共领域的图景与交往辩谈的理想。就民主选举来说，虽然要求经过适当的讨论、商谈后进行总结，最后才进行投票，但是，由于时间、地点等因素的限制，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对所有的证据和材料进行分析与评估。所以，人们通常都是在无所知晓的情形下进行投票，而公共领域在这样的过程中则根本无法承当哈贝马斯所指认的角色。

　　其三，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理想辩谈中推理与论证之程序的描述并不完善。因为一个直接的事实是，试图通过理想辩谈的交往过程来对待所有人的利益是不现实的，这可能会产生一种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平衡之功利主义的原则。而且，在讨论中要求达成一致极有可能限制公民在支持立法时所使用的理性，亦即，他们的推理理性被迫与其他公民的认识相一致，这就容易造成妥协性的观点。而“如果说，立宪民主的条件往往迫使各种群体拥护较具妥协性和理性的观点——假如这些观点是有影响的观点的话，那么，这些观点与各种理由的混合在一次公民缺乏对这些指南的意识的投票中，就会很容易导致非正义，即使该程序的结果合法。”这一缺陷，也正是第一点指涉到的问题。

　　最后，合法性作为一种程序性正义总是依赖于其可能性结果的正义，即依赖于实质性正义。这样，一切制度程序的法规和立法虽然应该被公民们看作是可以置放于公共领域中加以开放讨论的，但这种讨论只是构成了实质性正义和理性的背景，任何宣称纯程序的合法性理念和理性理念都只是虚幻的。

　　罗尔斯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人们对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进行质疑的那些突出的观点，同时他的批评也使得这一理论在当代学术场域中的思想效应被放大(就此而论，不让罗尔斯的批评出场，似乎就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把捉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这种情况与哈贝马斯对罗尔斯理论的批评如出一辙。然而，将所有这些问题安放到我们的学术场域中进行评价时，则应当小心谨慎。因为人们经常是通过处理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间的思想学案而走入哈贝马斯的思想世界并进而对他的理论做出种种评价，可人们又经常相沿成习地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学案，于是由此而来的评价由于隔离了真实的思想语境而变得不那么真实。例如，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做法就是，以哈贝马斯没有解决罗尔斯的问题而对前者进行这样那样的指责，甚至于在他的合法性理论上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可是，若是极为根本地审视会发现，虽然哈贝马斯也将“正义”以及与此相类似的价值理念看作是合法性不可缺少的内在元素，而罗尔斯也像哈贝马斯所指认的那样通过激活自然法传统的方式来回答合法性问题，但他们之间的相互批评基本上还是不同理论坐标中的问题的碰撞，因为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部集中论述合法性的著作的前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就在它(指资本主义一引者注)可以独占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自我理解的遗产的时刻，面对在全球性社会危机四伏的层面上积极推进对资本主义进行福利国家的、生态主义的驯服这个任务，它却气馁退缩了。对市场导控之经济的系统逻辑它毕恭毕敬;在国家科层之权力媒介的过分负担面前它至少是小心翼翼。但是，对于那种实际上已经受到威胁的资源——贮藏在法律结构之中、急需持续更新的社会团结——它却置若罔闻，缺少哪怕只是有些相似的敏感性。”在这段话中，哈贝马斯将以公共领域来说明合法性的理论范式又系于他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等工具主义的行为领域对价值的、规范的、人道主义的文化领域的遮盖使没有完成的现代性的推进变得步履维艰，而这正是合法化危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生的深层根源。即便不是站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立场上来指证这样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分析也是从批判理论的逻辑基点出发的，这与罗尔斯自然是大不相同的，因此简单地将罗尔斯作为标准来评价哈贝马斯，则难免有些理论错置的感觉，虽然罗尔斯对哈贝马斯的上述批评在某些方面点到了哈贝马斯理论的致命之处。

　　实质上，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出发论证合法性时，他与葛兰西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一致的，即对政治上层建筑问题的考察，不是主要通过说明经济基础而是主要通过说明文化问题来进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等等都是如此。而这些理论定位与思想观点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正是它们在真实的意义上揭示出现代社会的政治逻辑，揭示出如果不能将政治的根基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因素连接起来，政治结构的合理与合法是不可能获得充分的说明的。哈贝马斯将合法性的基础指认为公共领域而不是政治国家，显然就是这样一种葛兰西以降自上而下的思维路向的延伸。他认为在公共领域这样一个有着独特结构的社会文化世界中，可以确立起一套既指向个性自由发展又指向群体认同的普遍有效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规范，而政治结构越是向公共领域敞开，越是与这样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规范对接起来，就越是能够将“事实性”与“有效性”有机地结为一体，合法性自然也就越是能够为自己提供有说服力的辩护。这样一种与葛兰西，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惊人类似的理论指认，正说明哈贝马斯的理论思考不是偶然的学理预制，它与对其背后的历史与政治逻辑之场境的彰明是关联在一起的。这样的场境似乎也没有成为罗尔斯这样的政治哲学家心中认可的东西，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在对这样的场境进行理解的原点上创构“正义”理念的。所以在我们看来，甚至于罗尔斯本人对哈贝马斯的有些批评都没有从后者真实的语境出发，因而不中肯的地方并非不存在;而人们在没有理解哈贝马斯理论之背后场境的前提下所做的种种评论，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也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毕竟，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和从各个角度展开的说明，都是深刻的、有见地的，对于我们理解政治与社会、政治与文化、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域自律与私域自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事实与规范、法治与民主等等，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智慧。

　　然而，我们的论述并不在于怀着一种崇拜的心结来为哈贝马斯辩护什么，因为我们也认为他的理论布展中的确存在罗尔斯所指证的某些问题，例如公共领域、交往辩谈的抽象性、理想性等等。而且，既然罗尔斯这样一位西方语境中的哲学家都对哈贝马斯预设的情境(甚至于在哈氏看来是有经验作支撑的重构的情境)充满怀疑，我们自然也要提出质疑：哈贝马斯信誓旦旦地宣称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哲学指认，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是否是完全适恰的、能够对号入座的?在这一问题面前，我们显然不可能有那么自信，这不仅是因为交往前提的一般抽象性，同时更是因为哈贝马斯所界划的公共领域、生活世界、市民社会等虽然已经成为中国学者据以引证的话语资源，但在现实性上却几乎不能找寻到它们的对应之物。不管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过于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或者是由于其它的什么原因，事实总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下，试图完全根据公共领域等来提升政治、法律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政治、法律建设无疑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如果我们并不愿舍弃哈贝马斯理论耕作中那闪光的真金子，这倒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