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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政策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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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政策论文篇二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分析》

  【摘要】 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财务会计的一大难题,会计政策选择是盈余管理的常用手段。本文利用经济学理论中的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分析,解释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必然性,并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资料,进一步分析我国会计政策选择存在的原因,提出了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改进监管政策、加强职业判断等规范会计政策选择的建议。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 契约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

  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规定: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过程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

  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在公认的会计准则、其他法规等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所限定的范围内,管理当局在确认、计量、记录以及报告整个过程中,对可供选用的特定会计原则、会计基础、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进行分析、比较,通过主观判断选择有利的会计原则、程序和方法的行为。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1、从契约理论来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必然性。美国会计学家瓦茨和齐赫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指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连结,即通过各种相关契约,各具有独立利益关系的个体将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投入到企业中,并希望从企业中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提供投入是期望自己能从投资中得到报酬。由此可见,不同契约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如股东和债权人之间。会计在制定契约的条款以及在监督这些条款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计数据经常用于各种契约(债务契约、管理人员报酬计划、公司章程及细则等)。美国经济学家哈特也指出:由于契约的本身缺陷,使得企业管理层为确保自身的利益,会进行一系列盈余管理行为,通过改变会计盈余数字影响利益分配,使有利的利益朝自己或本企业流动。Williamson研究证明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层可以通过操纵会计系统而将利润留在自己手中。

  2、代理问题促使管理当局分享企业所有权。1932年,米恩斯和贝利出版的《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提出“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命题。直到1983年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指出,股份公司并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是财务资本和经理知识能力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合约。张维迎认为,现实中,经营才能和个人财产在人口中的分布并不对称。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财产,而有财产的人也不一定有才能。如果只有有财产的人才能当经营者(企业家),大量无财产而有才能的人就会被排斥在经营者队伍之外,而那些有财产而无才能的人也就要受到既有财产又有才能的企业家的“剥削”(通过压低资本价格)。股份公司为无财产而有才能的人与有财产而无才能的人提供了一种合作方式。

  在现代企业中,经营权通过契约授权给了职业企业家。由于个人的私利性,职业企业家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惜损害股东的利益。斯密就曾论述“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成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

  詹森和麦克林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讨论企业内部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在《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一文中,他们把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如果这种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为目标而行动,从而导致“代理成本”的存在。代理问题之所以发生,关键还在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签约后,委托人、代理人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诱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张维迎的研究证明,“在经营才能难以直接观察的情况下,个人财产可以起到显示个人经营才能的作用。所以在企业所有权的初始分配中财务资本的所有者更有资格提出企业所有权的分享要求。”但为了解决代理问题,不得不让管理当局分享企业的所有权。因为经理具有“自然控制权”,为了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得让他们承担一定的风险,让其享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这样,管理当局就分享了企业的所有权。管理当局的剩余控制权,一般通过契约授予。管理当局分享剩余索取权的方法:一是奖金或红利,二是股票期权。奖金一般与利润挂钩,具体数额由利润乘以一个约定的系数确定。而且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股价的变动与所报告的会计利润以及对企业各种会计信息的披露密切相关,即管理当局所能分享的剩余索取权与企业的利润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利润是具体会计准则及对会计准则运用的结果。管理当局剩余索取权的大小与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密切相关,管理当局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会直接影响企业会计利润和股价的高低,从而影响管理当局所能分享的剩余索取。管理当局为了分享更多的剩余索取必然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

  二、会计政策选择存在的原因

  1、存在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瓦茨和齐赫尔曼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总结出著名的三大假设:(1)分红计划假设。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人员更有可能把报告盈利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2)债务契约假设(负债权益比率假设)。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比率愈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愈可能选择可将报告盈利从未来期间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3)政治成本假设(规模假设)。在其他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愈大,它的管理人员就愈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盈利延续到下期的会计程序。后来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证实和完善了该假设。

  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动机是规避市场管制。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一个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场,政府对企业的上市、配股、交易及退出等市场行为都通过一系列会计指标进行管制。上市公司为了达到如“圈钱”配股、免于特别处理或摘牌等目的,往往会通过操纵利润等手段与市场管制部门进行博弈,选择或变更会计政策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在博弈中出奇制胜的一大法宝。因此,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操纵利润,使之达到预定的目标,以满足政府对配股或上市管制的最低要求。

  再则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经理市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当局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任命,管理当局的工资和奖金总额没有与会计利润相挂钩,因而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当局的报酬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管理当局为增加会计利润而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更多的是为了享受职务消费和拥有政治前途。管理当局的经营管理目标主要是保配股、扭亏摘帽等,追求目标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行为的短期化,不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因此,在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状况不理想、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努力工作的政绩远不如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操纵利润来得“立竿见影”。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管理当局就可能会选择增加或虚增利润的会计政策。

  2、会计领域的不确定性使准则留有弹性空间。会计最基本的职能是反映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又是复杂多变的,因而会计领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对具体经济业务处理提供最直接指导的会计准则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现实,会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导致职业判断,管理当局就可利用其信息优势,选择对其有利的会计准则。Ross Skinner就说过,会计准则弹性“就像一个小孩的气球,在遵循公认会计原则下,一个公司可以使自己的赢余或资产变大或变小,假定它的会计师能用力吹它或吸它的话”。

  3、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目前我国法人治理结构采取双层委员会制,类似于德国模式。但实践中,股权结构过度集中,代表国有股的“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严重。虽然设有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但由于其地位尴尬,致使内部监督机制缺乏。在外部监督机制方面,公司外部的市场约束是监督经理强有力的机制,而我国尚未建立起经理市场机制,因而缺乏对公司经理的声誉约束机制。行政任命的经理与企业的利益脱钩,经理人为实现自己升迁等私人目的而选择对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可见,由于公司治理内外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给管理当局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条件。

  三、规范会计政策选择的建议

  1、制定并执行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最早提出高质量会计准则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代表性的是时任主席李维特的一篇演讲。李维特虽然没有直接定义什么是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但他举例说:“按良好会计准则产生的财务报告,要使在本期报告的事项,既不提前,也不滞后;不提过多预防意外的准备;不确认递延损失;公司的经营业绩实际上在各年是起伏不定的,财务报告不应进行所谓的‘平滑’;不人为地粉饰一个似乎前后一致的、稳定发展的假象”。我国在制定会计政策选择的新准则中,从会计政策的定义、调整、变更、披露等方面都给予了明确规定。

  2、充分披露账务信息。按照充分披露原则的要求,财务报表要充分披露影响信息决策的信息,不能纳入会计报表内项目反映的,要在表外以附注形式加以披露,使报表使用者充分了解相关信息。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性质”的内容,同时要求披露“会计政策变更影响的项目名称和调整金额”。

  3、加强内外监督和职业判断。会计政策选择是管理当局作出的,其作为私利的经济人,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因而要想加强管理当局的职业判断,靠其自身是不现实的,只有不断加强对其的监督,才是可行之路。为此,一要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监督。二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加强外部监督。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可以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公允性即专业判断是否反映了经济业务的实质发表意见。三要发挥媒体的作用。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辐射效用,会对管理当局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四要健全诉讼机制,加大惩罚力度。如明确投资者的直接诉权,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建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民事赔偿制度等。

  【参考文献】

  [1] 黄文锋: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张先治:财务信息在契约中的作用[J].会计研究,2000(9).

  [3]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 魏明海、谭劲松、林舒:盈余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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