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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事春节政治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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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时事春节政治论文篇二

  百年春节假期变迁

  近日,全国假日办在网上发布“关于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的调查问卷”,得到了约211万人的反馈。据报道分析,大多数网友对现行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表示不满,他们的一大呼吁是延长春节假期。

  时光回溯,一百年来,有关春节假期的安排,数次引起剧烈而广泛的社会争议,其中蕴含了政治诉求、时代变迁和民俗传承等矛盾。在民国时期,春节甚至一度被官方取缔。

  各中小学不准放春节假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最初是采取以西历为主,兼用传统阴历的做法。1912年1月孙中山签发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记载,“新旧二历并存”,“旧时习惯可存者,摘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延续了孙中山颁布的命令。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春节原来的民间称谓为“元旦”、“新年”,改历后,元旦指代阳历1月1日,而阴历1月1日开始叫“春节”,该称谓一直延续至今。

  春节成为法定节日后,单位、学校在春节例行放假。1918年2月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就将春节放假公告,“本年春节假期定为一星期……”

  但春节的命运在上世纪20年代发生了剧变。当时国民政府面临一个尴尬事实,就是国历颁布十几年了,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国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在此背景下,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了《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内政部提案称,两种历法并行的现实是“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提案的措施颇为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

  从提案开始,国民政府掀起了极具争议的废旧历运动,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春节的废除。一场针对春节的“围剿战”展开。1930年的广东省市政公报显示,查禁春节的措施非常严厉,公报令各中小学放国历假,不准放春节假,一旦查出,就将校长撤职。在废除春节运动中,上海华界的住户都收到一张类似传单的东西,标题是《上海市政府为推行国历新年通告市民》。

  废除春节运动甚至引起了恐慌。在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和老太太中间,有的人担心废除春节后“连生日、四时八节都要过忘了”。

  废除春节,也有支持者。比如1930年1月30日的《大亚画报》就刊登了一篇《废历春节的罪恶》。文章谈道,“自从提倡国历,有许多腐败愚氓,误国历为洋历。由夏蛮夷,废旧历是大逆不道。这种人真是进化前途中的障碍物。”但该文同时提到,截至当年,民众对春节的兴趣依然很浓。

  但绝大多数是反对的声音:1931年第1卷第27期《民众生活》在“编后的话”中称,“才过了国历的新年,眨眨眼又是废历的新年了。这个年字的头上,虽已加了废弃的‘废’字,但民间依旧十分兴奋。一切还和不废一样,可见字面上的‘废’,终究是空自好看,令人快意而已!”

  1931年第4卷第1期的《时事月报》刊登了一幅叫《废历的前途》的漫画。在漫画中,废历被描绘成一个缺少一腿,拄着拐杖的残疾人,面对着一个“残废收容所”。

  对春节的怀念也体现在知名学者的日记和回忆中。

  1932年第2卷第3期的《民间月刊》刊载了学者顾颉刚的《论中国的旧历新年》。其中提到春节的快乐,“我自己做小孩的时候,每逢节令,吃到许多特别的食物,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尤其是大家穿了新衣裳,红红绿绿的走着玩着,满觉得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快乐的空气包裹了,这种快乐彷佛是天上的仙女散下来的,充满了高贵而又温和的意味,又彷佛这些花样是天上规定了的,有不能改变的意义。”

  在1934年春节前一天的日记中,还在读书的季羡林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生活。”

  在普遍的反对声中,废除春节运动在1930年已经被当局认为不成功。

  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称实行阳历是“本党对内重要政策之一”,但也承认推行的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文章承认,大多数人阴阳日历并用,而且认为阳历是一种点缀,商界年终结账的习惯也没有改。

  1930年12月江苏省政府公报第75期承认,“将人民庆祝废历元旦仪式严予禁止仍不足以收实效。”

  “革命化”春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春节为法定假日,有3天假期。

  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春节则充斥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1959年2月7日农历除夕夜,人们吃的是满桌的麻雀肉。在过去的一年,全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被大规模歼灭。

  在““””中的1967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出当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决定职工探亲假在““””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967年春节,许多人不再寄送贺卡,而是改寄毛主席语录。过“革命化”的春节成意识形态主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春节的休闲意义一直被“革命”替代。

  1968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读者来信综述》,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迎接今年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这是各地读者来信表达的共同愿望”。文章提及,有读者来信称,“现在学校中有少数人,不关心复课闹革命,却筹备春节‘回家事宜’,这种现象要及时纠正。”

  1970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提到,在山西省武乡县农村插队落户的7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决心春节不回城,就地闹革命,“在农村过好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个革命化春节。”该报道介绍,在贾豁公社杨桃湾大队插队落户的王术功等12名北京知识青年,认识到自己原先的“冬闲休息,春节回城”的想法不符合元旦社论要求,于是发出了坚守农业生产岗位,春节不回城的倡议。倡议得到插队落户的七百多名北京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这个县原来有20%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想春节回城,“现在都改变了主意”。

  1979年,对春节不放假的“革命化”终于开始出现了质疑之声。1979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两篇质疑文章。一篇作者为黑龙江金河林业局物资库的梁衍德。梁衍德所在的林区这年春节不放假,理由是“为了打好‘三年大见成效’这一仗”。“这种做法以前有过,上面通知谁敢反对?”可梁衍德认为,“既然是‘法定假日’,除了像医院、铁路等确实不能休假的部门需要轮休外,都应该依法休假,不要任意去改变。”梁衍德称,“我林区第一线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仅有这么几天假日,应该让他们好好地度过这个节日。你硬占了去,表面看来这几天出勤是有了,实际上该办的、当休的还不是挤掉别的生产时间?此得彼失,半斤八两,长官意志的疲劳战实际上难以收效。春节放假,工人高兴,为实现四化干劲更足。”

  另一篇文章《让农民过个“安定年”》,作者为河北黄骅县李村公社通讯组郭德才。文章称,“前些年,越临近春节时候越叫劲。一到快春节了,上级又是‘强调’,又是‘要求’,‘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闹得群众不得安宁。农民一年到头,春节是放假休息的时候。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干不上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春节生活逐渐去政治化,成为百姓一年中最大的休闲时光。不回家的“革命化”春节,最终被“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群迁徙”春运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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