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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文化形态的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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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文化形态的内容介绍

  今天中国武术的实践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在当今中国武术走上竞技化和院校化道路后,如何认识武术的文化特征与价值功能,如何看待武术的文化遗产性与现代性,如何为武术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方向等,使重新开展武术文化研究具有了必要性与迫切性。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武术文化形态。欢迎阅读!

  武术文化形态1、武术文化观

  “武术文化”或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阐释武术源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在国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热潮中,成都体育学院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运用文化学的理论视野与方法来研究武术。其成果体现在旷文楠、郝勤、程大力等著《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郝勤《道教与武术》等专著与一些相关论文中。但从那以后,不少学者开始以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武术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领域具有突破性的成果尚并不多见。

  “武术”在不同时代被称为技击、武艺、击剑、拳技、国术、武功、武术等,20世纪六十年代后被西方人称为“功夫”。无论被称为什么,武术就是中国民间流传的一类古老格斗术的总称。


武术文化形态

  但是,如果仅仅将武术视为一种“术”,或仅仅从“术”的层面来理解武术是不够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学者们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武术,尤其是将武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类技艺如拳击、柔道、空手道、泰拳等相比较时,就发现仅仅从外在的“术”的层面是无法说明武术到底是什么,也无法解释武术相对于国外同类格斗技艺的差异性与特殊性,更无法解释中国武术何以会出现太极拳、内家拳、八卦掌那样“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这类看上去与一般格斗理论完全相反的理念与技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有关体育部门曾提出武术进入奥运会的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现,面对现代奥林匹克体系,武术要实现“入奥”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除了需要满足国际奥委会关于入选奥运项目的有关指标与规定外,我们还面临一些属于武术自身的问题。如武术如何与现代竞技运动体系接轨?“套路”运动与同是打分项目的体操如何界分?“散打”与跆拳道在本质上有何区别?中国武术有那么多的流派、拳种和器械,一些新编的拳术器械套路和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的散打运动能代表中国武术吗?如果不能代表,那究竟又有哪些拳种器械,什么比赛样式能“代表”中国武术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显然,要说服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首先就必须说服自己。但就是国内武术界,对上述问题也存在着普遍的困惑和争议。

  显然,如果仅仅从外在的“术”的形态与功能层面来理解与阐释武术,我们将面临大量无法解答的问题。这是因为,当今国际上同样流行的拳击、击剑、跆拳道、空手道、剑道、泰拳等都具有技击本质以及健身、防身、表演等功能。我们仅从技术或规则层面是无法界定和区分武术的本质和特征的。因此,只有从文化的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武术,将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阐释,才可能走出当代武术理论与实践的误区与困境。

  这里涉及到了“文化”的概念。虽然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统计了从1871年到1951年十年间的文化定义有164种之多,[1]但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它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2]泰勒指出,文化是一个系统、体系,这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另外一个引起重视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来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3]而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秉承博厄斯学派的传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至少应该包括五层含义,即,文化包括行为的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模式不论是外显还是内含,皆由后天学习而得,学习的方式是通过人工构造的符号系统;行为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物化体现于人工制品中,因而这些制品也属于文化;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系统既是限制人类活动的原因,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结果。[4]上述文化定义对我们今天认识和阐释作为文化现象的武术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社会与历史文化生态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子文化系统。从结构主义的视角看,武术文化至少包括三个结构层级,即外显文化形态(包括非物态性的技术、动作、姿势、神态、功法、仪式、礼仪等和物态性的器械、典籍、符号、服饰、活动、比赛等)和内在的文化结构(包括制度、习惯、规则、规定、组织等半显性制度结构与道德、思想、观念、价值、审美等更深层面的精神结构)。显然,正是中国武术具有与拳击、柔道、空手道、泰拳等迥然有异的外在文化形态与内在文化结构,才使武术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确定性与界域度。

  根据上述文化学的观点,我们不应该仅仅将武术视为一种“术”,而应视为一种“文化”。换言之,“武术文化”这一概念是要从一个整体的文化系统的角度来认识与阐释武术,将其外在形态内在结构视为一个整体系统来加以认识。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应以历史唯物观作指导,将武术视为历史文化遗产与现实社会需要的统一;另方面,我们应以辩证唯物观作指导,将武术视为既具有统一性而又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文化系统。前者意味着,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武术的基本形态结构以及精神气质,但其发展决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态的变化处于动态与变革之中。而后者所要表达的则是,武术是以攻防格斗技术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无论是竞技的、健身的、表演的还是实战的武术,抑或是“官方的”、“院校的”、“民间的”武术,都是中国武术文化系统中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不存在什么尊卑贵贱之分。

  武术文化形态2、武术文化史上的几次大变局及其影响

  从文化学视角来看,我们至少应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认识与阐释武术:其一,不同时代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生态对武术的影响;其二,在国外类似技击文化比较视角下中国武术特有的文化本质与呈现方式;其三,作为一个文化系统的中国武术内在的统一性、多元性与差异性特征;其四,武术传播的文化介质及其媒介文化衍生品。

  从完整意义上的武术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育过程来看,虽然南宋的《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老人繁华录》等典籍已经记载了宋代民间武术表演与结社的情况,但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武术作为一个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应该是在明清时期。从整体上看,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以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是中国武术史上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时间节点。前面三个历史节点的特点是王朝更替加上胡汉统治权转移导致民间强烈的武力反弹,由此为武术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尤其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也对近现代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与激化,政权的更替过程更为血腥与残酷,汉族士绅阶层与下层社会对政权变更的反应更为敏感与激烈,其武力反抗和结社自保也显得更为自觉、激烈和持久,促使拳技与刀枪棍棒等民间武技获得迅速的发展和传播,并与长矛骑射技艺为主的军事技术日益分化。元末明初的农民战争既具有阶级冲突性质,也具有驱逐蒙古统治者恢复汉人政权的意义。加上其商业经济发展与明代严峻的边患,使有别于军事技术的武术开始形成并在民间繁衍。这一时期《纪效新书》、《武经总略》、《水浒传》等典籍和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武术拳种、器械、套路、流派与武打描写就是证明。

  明末清初武术的最大变化之一是武术的组织化与帮会化,具体表现为武术成为民间反清结社组织有效的制敌技艺;清代各地的民间帮会、民间秘密结社及民间习武组织大多以此为源头;二是以《易筋经》为标志,武功与道家内丹功夫相结合,导致武功内外炼体系形成;三是随着武术的组织化与帮会化,为维系“武林”内部的社会关系促使精神层面的武德、武规及相关仪式、礼仪等形成和固化。

  清末民初是武术大起大落的时期。清末义和团运动掀起了华北地区空前的民间“练拳习拳热”,武术前所未有的在民间普及。但是义和团的愚昧性导致其很快走向与原始巫文化结合,产生了极其诡异的武术文化异端变种——神拳,而随着义和团被镇压最终导致武术走向低谷。清末民初的义和团运动反映武术文化基因的先天缺陷与不足。由于武术是在中国封闭的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产生繁衍起来的,其生态环境和根殖的土壤是农村宗法社会和被称为“江湖”的底层民间社会。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习武之人是与主流文化疏离甚至大字不识的乡民或流民。如黄百家、陈王庭那样的文人习武寥若晨星。武术这种草根性和自在性极易将自身导向“去文化”甚至“反文化”方向,其具体表现就是武术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封闭性、门户性、国粹意识与民粹精神。

  但是,清末民初也是中国武术获得巨大新生与变革的时期。清末新政与民国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化发生数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在强劲的西学东渐过程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也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变革之机。以1909年霍元甲创建精武会、1911年马良创编“中华新武术”和1927年张之江建立国术院为标志,受到庚子事变严重打击的武术在民初国粹运动浪潮中得到重振和新生,并开启了武术与近代文化与体育接轨之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武术表演团的成功,则标志着武术在中国新文化体系中站住了脚跟。从清末民初到抗战之前,武术一方面以“国粹”得到了主流文化与官方的承认,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则以马良“中华新武术”为先声,开启了武术与体育相结合的路子,使武术走上了大众化和套路化的变革方向,从而对直至今天的武术文化形态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武术又经历了一大变局。从20世纪50年代起,尤其80年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制度、体育体制、竞赛体制、体育院校专业设制以及民间社团管理体制变化对武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其最大的变化是,武术的发展被正式纳入了政府体育部门的行政管理体制,被置于从中央到地方体育部门下属的“武术管理中心”的管理职权之下。相对于武术作为非官方文化自古处于民间自发状态,这是现代武术之于传统武术最大的变化与差别。武术被置于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管理范围为其发展获得了以往没有的行政资源与财政资源,武术成为全运会和亚运会比赛项目以及成为北京奥运会表演项目都有力地提升了武术的国际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武术运动的发展。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武术的竞技化也深刻地改变了其原有的文化形态与结构。一方面,武术的竞技化导致套路和散打成为现代武术的两大项目门类,这使得现代武术与传统武术在形态与结构上渐行渐远;另方面,武术的主要载体由民间转向了高校体育院系,民间武师的地位也由高校武术教师所取代,而高校武术专业的学生学的基本上是现代竞技武术与高度程式化的套路运动,而对中国传统武术却十分疏离或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却是作为中国武术文化源头与根基的“民间武术”的边缘化与濒危化,传统武术文化遗产被忽视,甚至很多民间传统武技、拳种、器械和功法因无传人而消失灭绝。

  武术文化形态3、武术的文化传播介质及其衍生文化

  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传播方式与介质决定着其发展的命运与方向。武术本质上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格斗术,而要作为一种文化产生广泛的社会传播力与影响力,却必须依靠特定的社会文化传播介质。

  纵观武术的形成发展过程,其最令人瞩目的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都是中国处于社会阶级矛盾激化或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武术通过现代媒体的再加工,形成了武侠小说、武打影视等影响广泛的武术文化衍生品。这对于现代武术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际上,武术的形成发展是与其传播方式与介质紧密相关的。在中国古代封建大一统专制和宗法社会中,武技的传播一方面长期限于父子或师徒间封闭式的人际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其社会传播也仅限于街头巷尾的跑马卖解。封闭的人际传播方式是造成中国武术长期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如黄百家《王征南墓志铭》中就记录了明代的内家拳因无传人而遭至灭绝。清代太极名家杨露禅“偷拳”的传说也反映了传统武术传播的局限性。直到清末民初,由于近代印刷出版业和报纸媒体的出现,武术才开始借助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

  武术传播最基本的方式与手段是武术表演与比武活动。自古以来,武术表演就是武术社会传播的重要形式。很多职业武术师靠在街头表演兼卖跌打损药维生。《水浒传》中描写的梁山好汉打虎将李忠落草前从事的就是这类职业。该书中对燕青参加泰州庙会相扑擂台赛的描写也反映了明代这类比武活动的情况。近代以来虽然大众传媒发展迅速,但武术表演和比武活动仍是武术传播最基本的文化传播形态与手段。

  现代学校教育是武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介质与途径。武术在古代长期是靠家族或师徒传承的。近代以来,武术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成为各级学校体育课的教学内容。这是武术传播与传承方式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另一方面,武术进入学校虽然已有数十年历史,但武术教学在内容、方法、手段、安排、体系等方面仍有大量问题需要探讨与解决。

  武术的最早的衍生文化是文学。从明清始,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等话本小说都生动描写了大量武术格斗场景。民国时期平江不肖生、白羽、还珠楼主、赵焕亭、郑征因、朱贞木、王度庐等的武侠小说影响了一代人;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梁羽生、金庸、古龙的现代武侠小说都风靡一时,在大陆和港台以及海外华人圈中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

  武打影视是另一极具社会影响的武术衍生文化。自从李小龙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创了“功夫片”这一电影品种并获得极大成功后,20世纪80年代一批大陆与港台的武打片也曾风糜海内外,对宣传与推广武术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直到今天,武打片仍是广受大众欢迎的影视品种。另外,武术比赛活动与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合作是当代武术文化传播最值得重视与关注的途径与手段。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开办的《武林大会》等节目的成功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除了以上路径与媒介外,当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网络、报纸、杂志、电台、音乐、戏剧、舞蹈、雕塑、摄影等也是现代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在现代大众传媒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无论人们如何认识武术的媒介衍生文化和产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武术在国内外具有今天这样的广泛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现代传媒。这从另一角度也证明了,武术在今天不仅仅是实用性的格斗术,而是一种具有多种功能价值的综合性文化形态与体系。

  武术文化形态4、几点结论与几个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与观点是:

  其一,中国武术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既包括了技术、动作、神态、仪式、礼仪、服饰、符号等外在显性文化结构,也包括了思想、精神、道德等内在的隐性结构。武术形成发展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深受儒、道、释及易经、阴阳、五行、八卦等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影响,但另一方面,武术主要是在民间社会形成的,又具有中国农村与“江湖”民间草根文化的特征。中国下层民间社会是武术产生的源头,也是武术形成发育的土壤。因此,我们既不能将武术理解为只是一些拳械技能技术的集合,也不能一讲武术文化内涵和精神就仅仅是儒、道、释等主流传统文化思想。我们不能忽视武术发展生态对其文化形态与性格的影响,应当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乡村社会、流民社会、民间结社、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以及近代以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文化冲突、社会结构、管理体制、法制政策、体育体制、体育策略、教育制度、社团管理、文化体制、传媒技术、国际体育生态等对武术文化发展演进的影响。

  其二,中国武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长期形成发展起来的。应该说,武术作为民间格斗技能从军队的战争单兵作战技能分化出来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元末明初始,武术开始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与文化特征,其间历经五个大的变化时期:一是元末明初开始形成民间性质的拳种、器械、流派;二是明末清初武术成为民间秘密结社组织的武力手段而获得有组织的传播与发展;三是清末民初义和团运动中武术与巫述结合的“神拳”导致武术大普及后又陷入低谷;四是民国时期在国粹思潮推动下武术得到重振并被主流文化所认同;五是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武术被纳入官方竞技运动体系而发展出竞技武术体系。我们在认识和研究武术文化时必须注意武术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甚至在不同的区域,武术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形态与功能形态是不同的和呈变化状态的。

  其三,中国武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但是在近现代也随时代需求的变化加入了近现代文化的因子。那种只看到武术的传统文化一面,忽视近现代文化对武术的改造以及武术的现代化转型的一面是不正确的。例如,民国时期霍元甲建立精武会时就加入了近代体育的一些内容和手段。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则是根据近代体操的原则与方法对传统武术加以改造的结果。而建国后推行的“24式太极拳”、“初级长拳”等一批拳械套路运动则继承了马良“新武术”以近现代体育方法改造武术的路子。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奥运战略成为中国体育的主要方向,在官方主导下,以体育院校为基地,武术迅速向竞技化方向演化,形成了今天的武术套路与散打两大“竞技武术”系统。因此,笼统地说今天的武术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不准确的。除一些民间武术外,今天中国武术的主流文化形态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结合的产物。

  其四,竞技不是中国武术传统的历史文化形态。武术是中国传统格斗术的总称。在其长期形成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实战、健身、表演等功能形态的分化,近代一些地方也曾出现一些民间比武活动,但武术本质上与远溯希腊近产生于英国的竞技运动完全不同。竞技运动必须要求高度的制度化、规则化和标准化,而武术的文化形态与结构功能恰恰是自在的和自为的。武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功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的流派、拳种、器械等,完全无法统一在现代竞技运动的框架与标准下。武术的竞技化是武术与竞技体育结合的产物,只是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支和品种,并不能代表武术的本质与全部。因此,以各类运动会为载体的竞技武术应该继续发展下去,但若将其视为武术发展的主要目标甚至唯一模式就是误区了。

  其五,应该重视民间武术文化的研究。民间武术是中国武术源头与根基,民间大众也是中国武术的真正的土壤。武术的形成发展长期根植于民间草根文化之中。武术的营养成分来自于民间,武术的基因也源自于民间。在今天全民健身运动中,武术更应该在民间找到自己土壤与生存空间。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以来出现的“官方武术”、“院校武术”、“竞技武术”逐渐脱离了中国民间武术文化的土壤,无论在文化形态上、价值功能上还是情感联系上都与民间武术渐行渐远,而与此同时,则是作为武术文化根基的民间武术被日益边缘化和濒危化。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有关部门曾组织过全国范围内较大规模的民间武术挖掘整理活动,但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并未持续下去。有关方面与学术界应该借政府今天大力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机,将民间武术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作为一个重要课题。

  其六,应高度重视武术文化传播问题。在近现代大众传媒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武术在利用各类媒介实现传播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丰富的武术衍生文化与文化产品。这类武术衍生文化的特点是媒体结合自身传播特色与市场需求对武术进行再创造,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武术文化产品。其中既包括各类武术表演与比武活动、也包括武术教学、武侠文学、武打影视以及以武术为题材的摄影、舞蹈、雕塑、书法、美术、博物馆陈列等各种文化艺术行为。我们今天应该改变那种一提武术就只能是拳法套路器械的惯性思维方式,而应将武术视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形态,充分利用各类传媒技术平台来推广和传播武术文化,同时以宽阔的胸襟来适应与接纳各种新的武术文化形态,使武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路径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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