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形势与政策扶贫论文免费(2)
2017形势与政策扶贫论文篇4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要：食品安全从社会层面来看，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是社会安定团结问题。因此，食品安全问题科学管治意义重大。针对目前的治理现状，笔者从立法、市场行为价值取向、执法监管及媒介引导四个角度进行了思考，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性意见。
关键词：食品安全;价值不善;风险交流
中图分类号：TS2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0-0322-02
1树立重金补偿、规范标准、科学决策的立法观念
1.1重金补偿制度弥补立法不慎的不良后果立法意识滞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乏前瞻性和全局性。近些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对社会公共安全和财产造成重损害。特别是食品安全事故导致的次生的社会负面效应――食品交易市场恶性循环、民众对食品环境市场心理预期的降低。针对此类社会公共事件，政府制定相应政策、修改相关法规，加大处罚力度，但食品安全问题并未因“严刑峻法”的出台实施而得到有效的解决。刑法修正案(八)及最高法院发布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相比而言，加大了量刑以及处罚力度。刘襄等生产销售瘦肉精案的宣判就是“重典治世”思维在司法实践方面的典范。我们整个社会和相关部门及立法专家应该意识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法律虽是极其重要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而且这种解决问题思维是不科学的，特别是“重典治世”的法律思维。从立法目的讲，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惩罚、制裁。通过教育，有效地提前预防和制止犯罪行为。以低司法成本实现高法律效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立法不慎，朝令夕改，有损法的尊严和权威，法律条文的状态应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再者，一出现问题就“严打”这种惯性做法与执法并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治乱要用重典，但与其用重罚，不如用索赔制度――既然违法者重利，就从钱上下手。建立重金补偿制度，以益制益，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违法企业和个体的犯罪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净化食品安全环境。
1.2食品安全标准规范应为有效立法的保障食品安全生产标准不一。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多套国家级食品标准的国家，就以食品而言，不同的主管部门依据不同的食品安全标准执法，有些错位重叠。如根据食品卫生法，有食品卫生标准，主管部门是卫生部;根据产品质量法，有产品质量标准，主管部门是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主管部门是农业部。这三套标准都具有国家强制性，生产食品的企业在执行安全指标这一共同指标上难免顾此失彼。所以规范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立法，制定统一的、具有法律执行力的食品安全标准规范是食品安全生产的有效立法保障。
1.3订立标准的决策科学化，避免主观化的民意表决企业参与，科学决策。标准起草应当需要企业参与，因为企业不仅最了解生产情况，也是标准的最直接的执行者。但在整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企业只参加起草，并不参与评审和最后的卫生部行政审查。如果企业按照制定标准生产出来的食品出了问题，只追究企业的法律责任就违反了权力与义务的一致性、对应性原则。而且食品行业相关标准的制定是专业性、科学性的决策与判断，因此，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立法的整个过程中，要加强企业各个环节的参与度，从起草到评审、审批。并由食品安全的相关专家参与其中，使订立标准的决策科学化，避免主观化的民意表决。
2构建互信机制，矫正扭曲价值观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背后反映的利益行为和价值观念是畸形的、非普世的。在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导向下，社会中的个体和组织为获取财富，不顾社会公共安全，不尊重他人生命健康而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和道德良知的沦丧。市场经济中契约精神(诚实守信)、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被扭曲。市场行为中缺失基本的交易规则和商业文明。中国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严重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公司化，不断的为了这个公司的利益做出侵害人民的恶行，国企领导人转任政府官员必须调整心态，从企业家转变为政治家(中国社科院陈光金)。整个社会重商主义色彩过浓，这是令笔者颇为担忧的。商品交易是为了人类的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服务的，而提供商品服务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按着成本输出与盈利收入的比例提取服务费用，可纵观我国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从商品生产的材料源头到商品销售末端整个过程中，利益链条冗长、复杂，参与主体混乱、各个服务环节都在有限的利益配置范围，采取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投入，尽可能多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恶性商品服务循环下，市场主体双方最终是受害者。市场竞争的秩序和规则被摧毁殆尽，重要的一点就是互信机制的重建。欧洲食品安全局前主席PatrickWall在和中国官员和企业交流的过程中，他说“希望监管者明白，虽然不能保证食品百分之百安全，但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如何保持消费者的信心却尤为重要，透明度是信任的关键”。
3严防监管不善，执法不严，产生不良后果
我们社会中，政府较公民个体更为强势，政府手中握有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和权力，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和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一般的社会公民只是虚拟的监管者，法律的执行力更无从说起。所以相关执法部门才是参与主体。由于分级监管模式的复杂性，使得监管部门的权责界限不明确，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产生争夺和推诿的现象。行政监管部门应当明确监管范围，将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互通部门间信息交流和执法手段的多元化，强化执法力度。执法部门对法规的立法意图不明，在执法过程中有意或无意扩大、缩小法条的外延，只是该宽的不宽，该严的不严，执法的不准确，不到位。制定的食品法规本身并没有大的问题。只要能够严格实施，都能够保障安全，如果执法不能针对所有的生产者一视同仁，那么很容易沦为不正当竞争的工具。
4媒体及时播报可减少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
许多食品新闻“事件”之所以演变为“食品安全事故”，关键在于当事件突发后，公众亟需得知真相，政府又反应滞后，发布信息量有限，透明度不够，公众与政府之间缺乏及时的媒介交流平台，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民众更容易产生恐慌心理和急躁情绪，往往就会使得整个事件变得复杂甚至失控，真相完全被情绪所淹没。导致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食品行业的信任越来越低。所以政府应该设有专门部门、人员及专门经费来沟通，使得民众和政府之间构建起一个风险信息交流平台。此外，社会还应设置一个民间的，能提供专业知识的风险评估机构――及时必要的给予民众科学的咨询援助。而且食品安全就是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客观存在，不可能没有，因此，公众和政府双方对此类事件要有客观的心理预期。
总之，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有效管治，法律不是解决的唯一途径，严刑峻法更不是解决之道。整合社会资源，“德刑并用”才是平衡的治理之策。
参考文献：
[1]黄军英.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探析[J].粮油加工，2008(11).
[2]王玲.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食品安全法律对策研究[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1(03).
[3]麦玮琛.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现状分析及监管体系模式展望[J].广东科技，2010(02).
2017形势与政策扶贫论文篇5
《农业现代化:趋势与反思》
[摘要]农业现代化，近几年虽然已不再是人们谈论的新话题，但农业现代化进程在不断推进中，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还存在许多认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概念，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是综合化。本文指出了这种发展趋势的表现，并从哲学的高度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农业科技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6-0011-04
农业现代化，近些年虽然已不再是人们谈论的新话题，但农业现代化进程仍在不断推进中，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还存在许多认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探讨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并对农业现代化进行反思，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
尽管各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千差万别，但是，各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即农业的生态系统、技术系统以至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农业工业化以至现代化方向的一致性，是由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形态按照自然界物质运动形态发展的固有次序循环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这种客观规律的普遍性决定着各个国家农业现代化方向的共同性。综合化以至生物化，即农业生态、技术和经济系统组织和管理方式都趋向综合化以至生物化，这就是农业现代化的总趋势。
农业综合化是现代以石油为主要动力和高度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良种化及设施化农业向未来生物化农业的过渡阶段。综合化农业不仅在技术上把非石油能源为主要动力的综合机械化、自动化、水利化、良种化及设施化有机地组合成综合的农业技术系统，而且把现有农业的生态系统改造、重建、提高或新建成综合的生态系统，把现有的农业经济组织管理改革或完善成综合的经济系统管理。它将现代农业发展的所有成果集中起来加以综合化和系统化，一方面使人类农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又为向生物化农业过渡在技术上、生态上和经济上作好准备。因此，综合化农业以至生物化农业是比现代农业(包含石油农业)先进得多、高级得多的农业发展阶段，它代表着农业发展的新方向。那么农业的发展为什么趋向综合化?其原因我们认为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规律，二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
代表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发达国家农业是以石油为基础的高度工业化农业。其工业化进程是如此之高，以致无论从生态上还是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来看，这种农业的发展都在趋近自己的极限。如何突破这种农业的固有极限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新的解放，已成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农业的综合化，正是为了适应现代农业求得持续发展的这种客观需要，把各农业学科的单科单项知识组装成整体知识，把各学科、各领域、各部门和各种相互矛盾的要求、信息和力量结合成一个有条理而协调的结构，把农业中的各种生态的、技术的和经济的因素或分量组合成一个达到最优水平的完整体系，使农业生产持续达到最大(或最优)的生产力和综合效益。
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规律，就像社会生产的其它一般规律一样，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农业生产都要共同遵守的。当人们能从经验和科学上认识它时，农业生产就能持续发展;当人们不认识它时，它便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人类，用饥饿、危机、灾难以至文明的没落和毁灭来强迫人们去承认和遵循它那严格的质的规定和量的界限。在古代农业中，有些地区如恩格斯所说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一些地区居民，由于只知道向自然索取，而不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结果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整个地区的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都沦为衰落和消失。科学家们对世界上许多地区文明消失的原因进行了考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业土地的退化是其主要原因。如中东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的消失，主要是由于排水不良而造成灌溉系统的淤塞;我国的黄土高原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农业生产的发祥地，也是由于长期不适当的耕作而造成了土壤侵蚀严重，以致现在复垦都遇到很大困难。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地区，特别是我国、日本及朝鲜的一些地区的传统农业，经历了两千年、三千年乃至四千年的漫长岁月而没有出现地力衰竭，就是由于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从经验上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重要性，创造了保证土壤的永久肥力、产量的不断增长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的无与伦比的农法。但传统农业中对物质变换的认识仅限于经验，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现代人类要能避免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所遭受的第一次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惨重恶果，就只有抢在第二次全球生态危机之前把目前单一的农业生态系统改造成综合的农业生态系统;就只有把单项农业技术合理组装成综合的农业技术系统，利用多项技术措施之间的正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来突破其现有的极限而进发出新的生产力。
农业的综合化，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生产规律的要求，也是科学技术进步规律的要求。近代农业科学在这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中，在经历了一个分化的过程后，开始出现综合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内在表现是：在细分化过程中某些分支学科之间的共同特征使他们联合起来，某些学科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知识而开始系统化，在细分化的纵深发展中出现的下级层次的学科需要上级层次的学科加以概括。所有这些趋势导致横向科学、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和系统科学的层出不穷。这些综合性的农业科学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而这些学科在农业中的应用又反过来推动农业的综合化。
现代农业的综合化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农业的工业化到农业的反工业化。在发达国家的现实条件下，农业的集中化开始向自己的对立面――分散化转化，小农场令人惊奇地增加起来，原来一直盛行的以大并小的趋势开始转变为成化大为小、大小联营的趋势;农业的专业化也开始向自己的对立面――兼业化转化，兼业农户普遍地发展起来，原来作为伴随专业化主流的一股支流，兼业农户在农业中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却变得相当重要了;农业的标准化和同步化经营曾经一度具有压倒的优势，但现在优势在转变成劣势，它的优势地位在被它的对立面――多样化和多元化经营夺去;农业的理化集约化自工业化开始以来一直是占主导地位，但它的主导地位现在开始动摇了，不得不给它的对立面――生物集约农业经让位;单一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立的“独立王国”，更是还没等巩固下来，就受到它的对立面――复合化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挑战。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中的工业化和反工业化这两种倾向也都在同时并行，互相补充，再也不像当年发达国家农业沿着传统工业化的单轨道来实现现代化了。
第二，从农业的城市化到城市的农业化。战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农村沿着“农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但“物极必反”，现已开始出现振兴城市农业，把市区内的农业当作城市内的一种产业、甚至主要产业来发展，或者新建农工一体化的田园城市，或者开辟家庭菜园，或者鼓励市民兼营农业等的趋势，许多西方学者都把这看成是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和一条捷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避免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弊病，也正在走城乡综合发展的道路。第三，从农工对立化到农工一体化。在农业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内部的许多环节逐步分离出去，独立成为专业化的农用工业部门，并用一个市场把前者同后者在供求矛盾中对立起来，当二者之间的对立尖锐得对双方都不利时，只好联合起来，组成“农工综合体”，或“农工商联合企业”。这样“分久必合”是所有实行农业工业化的国家共同的现象，工业相结合的综合化农业或农工综合产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已不可逆转地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强大趋势。
第四，从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到城市劳动力返回农村。工业化国家在对农业实行机械化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的现象，但当农业机械化程度达到一定高度后，大量的石油能来取代劳动力对农场主就变得不再合算;相反地，吸引劳动力，特别是熟练的脑力劳动者到农村中来倒是成为有利可图的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农业高度机械化的国家近年来出现了城市劳动力返回农村的现象，有些国家的政府还采取措施促进这种变化，以解决因电脑的大量使用而更加尖锐化的城市失业问题。
第五，从微观的专业化到宏观的综合化。专业化是工业化得以进行的基本因素之一。农业工业化、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农业内部和相邻部门的分工就越细，农业生产中采用的工业化技术和工艺就越多。这样的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给各行各业造成一个高度利害相关、高度敏感的商业环境，便会使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储备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此情况下，各行各业在一定范围内联合起来实行综合性生产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唯一出路。当建立综合性生产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时候，农业生态的研究和应用也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为把早先已经专业化的数种生产联合成统一的生态农艺生产线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途径。以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新一代综合化技术的出现，则进而为这些专业化的数种生产联合成统一的农艺生产线奠定了高级技术基础。
第六，从资源集约化到知识集约化。农业的工业化，实际上是以资源密集型的农业来取代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随着农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资源的投入量不断增加，资源投入量和资源费用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农业产量的增加速度，致使农产品单位成本急剧上升，危及农场主的利益，农业的发展同资源短缺、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工业化国家接连发生农业危机，就在这些国家的农业“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向农业生产和管理的领域冲来，为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展现了新的前景，使工业化农业技术革新的传统内容开始发生变化。国内外一些学者，甚至以这种变化来预测，农业将发展成下个世纪知识最密集的产业。
第七，从着重依靠不可再生资源到着重依靠可再生资源。农业的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给农业输入的石油能超过了输出的食物能。这种能量上的赔本生意本来是不合算的，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廉价石油为基础的高度工业化农业，在石油供应减少和价格上涨的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从而使农业的脆弱性得到了大暴露之后，人们才不得不承认，这样依靠不可再生资源的现象绝对不能再盲目地继续下去了。近十年来，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和农场的经济决策中利用再生资源的问题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利用农业有机废物和再生能源进行生产的农场越来越多，再生资源越来越多地取代不可再生资源而成为农业的资源基础。
第八，从单项技术的应用到多项技术的综合应用。单项技术之间及其同周围环境之间在生态上和经济上互相干扰和相互矛盾的情况，首先在化学防治与采用良种使作物和家畜极易受到病虫的侵害而需要大量施用农药;大量农药的施用又会导致害虫抗药性的发展和生理小种的出现，这又使良种倍受其害而不得不放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人们也未从这个恶性循环中挣扎出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不得不承认：没有单一的病虫防治方法能说是绝对可靠的;也没有单一的良种能被证明是有持久抗病性的;必须以尽可能相互配合的方式利用一切适用技术才能解决问题。同样严重的情况也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机械耕作与施用化肥、机械耕作与调水灌溉与施用化肥之间的尖锐对立中。实践证明：把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农业技术与农业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二、农业现代化的哲学思考
农业尽管是一个古老的生产部门，但对这个部门生产的全貌，人类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自觉地去综合认识。古代的还是近代的重农学者，也只是依据直觉对农业的外表有些笼统的认识，虽然至今仍有其发人深省之处，但终究没有严格科学的实验作为依据，更没能上升为理论。后来一些农业科学家分别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做了分门别类的实验研究，虽能深刻认识农业生产中的某些事物，但一直未能突破当时经验科学中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分工所形成的专业局限，从而也不可能对农业生产整体有综合认识。在科学史上第一次对农业的全面考察和总的思考，是一百多年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的。他们对农业的综合认识，不仅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农业科学，而且为现代农业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为人类对农业的认识由分析发展到综合、由经验科学上升到理论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现代系统科学和生态科学出现以前，他们之所以能对农业有这样的综合认识，是由于他们运用唯物辩证法这门“普遍联系的科学”来全面考察农业生产的结果。
唯物辩证法有“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用这个基本思想来看农业生产，就可以看到这种物质生产首先是农用生物的生物学过程和人类农业劳动过程的集合体。农业生产的生产时间或多或少地超过劳动时间，就是由于它的生产时间还往往包括劳动过程的中断，“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支配，要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农业生产中的这一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学过程，从人类劳动的过程来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种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过程。同时，劳动又是人和人之间的过程，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过程。由此看来，农业生产是农业生物学过程与农业劳动中的技术过程和经济过程的集合体。农业的生物学过程、技术过程和经济过程在一定的集合体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生产系统。它包含农业生态系统、农业技术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这样三个子系统。
应用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社会生产，就必然把社会生产看成是一定的经济系统通过相应的技术系统与一定的自然系统(物理系统或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综合系统。同样，应用唯物辩证法来具体分析农业生产，就必然把农业生产看成是一定的农业经济系统通过相应的农业技术系统与一定的农业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综合系统。用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把农业生产的本质概括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的交织”。在科学史上第一次给农业下了一个最科学的定义。从古至今人类一切农业生产活动及在生产过程和科学实验中获得的农业知识都没有超出这个定义的范畴之外。这是由于这个定义揭示了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矛盾。抓住农业经济再生产过程与自然再生产过程这个矛盾，就能从根本上掌握农业生产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理论体系就是以农业的经济再生产过程与自然再生产过程之间的矛盾统一为核心来展开的。它以这一矛盾为核心。对农业生产整体的各个方面，从农业再生产的实现、农业劳动生产力、土地肥力，直到农业生产结果，都以理论概括的形式做了抽象的综合。由于这一系列理论概括中都贯穿有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就能以这一矛盾为红线把所有这些理论概念联系起来，组成综合认识农业整体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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