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甸战役背后故事

　　曹甸战役指1940年华中新四军发动对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的攻击战，它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指挥的首次战役，也是新四军武装开辟宝应的第一仗。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曹甸战役背后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曹甸战役背后

　　曹甸战役指1940年华中新四军发动对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的攻击战，它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指挥的首次战役，也是新四军武装开辟宝应的第一仗。陈毅作为华中总指挥部代总指挥亲自指挥了这一重要战役。在曹甸之战中，新四军、八路军以2000余人的伤亡，歼韩顽8000余人，虽然由于诸多原因未能达到占领曹甸的目的。但新四军在战略上获得了重大胜利，占领了平桥、泾河，勾通了与皖东的联系。

　　黄桥战败后，蒋介石、顾祝同对韩德勤极端不满，而韩则称病不起，“恳请钧座严予处分，另派贤能主持苏北军政，以挽危局”[1] 。顾祝同向蒋建议派王懋功取代韩，王不愿去，继之又拟令冷欣率1个师渡江增援，冷又以大部队渡江困难等理由推诿。因此，要想救活韩德勤这块孤棋，远水解不了近渴，唯一的希望只有依靠在陇海路北的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派部就近南下支援。

　　中共在华中也有一块孤棋。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弹丸之地，狭处于无周旋余地的泾县山区，面敌背顽，处境十分险恶。中共高层一直关注着皖南新四军的安危，想方设法要救出这条被围困的大龙。[2]

　　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黄桥之战结果大出蒋氏所料。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3]

　　。对蒋、顾在黄桥战后要在皖南报复，延安早有预料。1940年9月，黄桥战前，毛泽东、王稼祥就对项英明确指示：“韩德勤部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即刘少奇，时化名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1940年夏天，顾祝同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皖南新四军，特意将上官云相的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从江西前线调到皖南。9月21日，顾祝同“为统一党政军指挥，加强防制起见”，决定成立“对外不公开不行文”的“党政军联合委员会”，由上官任主任委员，凡苏南、皖南“该区域内党政军一切有关事项事务，即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以命令行之”，授其防制长江以南新四军的尚方宝剑。黄桥战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10月12日提醒军部： “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4]

　　中共中央担心黄桥战后会招来蒋、顾对皖南新四军的报复，同样，顾祝同也顾忌如在皖南动手会使苏北韩德勤遭到更加严厉的打击。韩德勤在新败之余是否还能经得起再一次攻击?何况八路军黄克诚部已挺进到苏北，顾祝同对此必然要作出慎重的权衡。10月28日，叶挺应邀去泾县会晤上官云相时，上官极力想从叶挺口中探询中共黄桥战后的动向，“着重问及苏北是否已停止行动，并能否保障今后不再进攻兴化”。上官还向叶挺透露，蒋对顾在皖南的态度极为不满，曾有电责顾，顾“还是想以和平方式求得解决皖南问题，缓和苏北问题，但战区中黄埔系少壮派则颇有主张即打者”。据叶挺汇报，“顾对进攻我迟疑不决。一因无完全把握消灭我军，二则估计如皖南动手则我对苏北必彻底消灭韩”。可见国共双方在苏北和皖南的利害关系密不可分。[2]

　　中共中央经过党内高层的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为争取事态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面转化，于11月9日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致何、白“佳电”，一方面据理驳斥并拒绝“皓电”限令新四军、八路军开赴黄河以北的要求，明确表示国民党如进攻，中共必定自卫的立场;另一方面主动表示让步，答应将皖南新四军开赴长江以北。毛泽东在11月15日向党内指出：“蒋介石怕我们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活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中共“佳电”发表后，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是，蒋介石却视中共“佳电”态度为软弱可欺。11月14日，军令部将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呈报给蒋介石，准备集中第三、第五战区主力，第一步先“肃清”江南新四军，第二步“肃清”所有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到11月中旬便开始演变为华中局部规模的军事冲突。桂军第一三八师莫德宏部开进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向皖东新四军张云逸部第四支队挑衅，李品仙威胁中共“交还”整个皖东政权;鲁苏战区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越陇海路南进至苏北淮阴以东苏家嘴一带，与八路军黄克诚部对峙，企图以“武装调停摩擦”为由，打通鲁苏联系，增援韩德勤部;韩德勤虽然黄桥战败，但仍拥兵数万，与在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相比，兵力仍占相对优势，此时也按捺不住，扬言要“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5]

　　面对霍守义师南下和莫德宏师东进，刘少奇于11月10日致电延安分析说：“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难应付”，决心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监视霍守义部，“主力即进攻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沟，彻底解决韩部”。这是一个解决韩德勤的一揽子计划。第二天，刘少奇再次致电延安，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与刘少奇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急躁情绪相比，延安的态度较为冷静和明智。11月11日，毛、朱、王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明令“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6]

　　针对日益恶化的华中形势，毛泽东于11月15日就如何发动反内战运动致电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并新四军、八路军高层领导，指出：“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电报在分析蒋介石进攻华中已具决心，但还存在几种困难时指出：“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故我应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气，略谓苏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不咎既往，但如汤、李、霍、莫不停止进攻，则我不得不打韩德勤，此空气尤应直接从韩本人及顾祝同方面着手，表示我可继续保全韩德勤，但必须停止汤、李、霍、莫进攻作交换条件。”[2]

　　11月18日，霍守义部于奉命南下途中向八路军黄克诚部驻地逼近。黄命驻童营、苏家嘴、风谷村、青沟等地所部退出，让其驻防。韩德勤部第三十三师获悉后由车桥向北到达风谷村、益林附近接应霍师。11月19日延安指示华中总指挥部积极整军，沉着观变，同时要黄克诚待命进击霍师。黄克诚在复电中分析了双方兵力等情势，认为东北军武器好，战斗力强，建议以小部钳制霍师，以华指主力消灭韩德勤，彻底解决苏北问题。[7]

　　黄克诚的这个建议，符合刘少奇的既定方针。在先打韩德勤的问题上，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观点逐渐趋向一致，但他们都低估了韩部的实力。11月21日，华指向所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并决定总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22日，刘、陈将此部署电报延安。同日毛、朱、王致电叶、项、刘等人说，估计国民党各路大军全部开至新黄河、淮南路一带进攻出发地，约在下月中旬左右向彭雪枫、张云逸部发起进攻，“那时我除令彭雪枫、张云逸以游击战争暂时支持皖东与淮北两地外，我苏北主力即须动手解决韩德勤”。延安此时仍然坚持采取自卫原则，务要等待12月中旬国民党各路大军发起大规模华中摩擦，衅自彼开，才准许苏北动手打韩，其目的是考虑政治上的主动和给皖南军部留出足够的北移时间。然华指仍然坚持先机歼韩。分析其原因，应是认为韩德勤黄桥战败后已溃不成军，而新四军、八路军会师后实力大增，一旦霍守义部南下与韩军会师，将错失歼韩良机，加上皖北彭雪枫、皖东张云逸处形势险恶，时久恐难以支撑， “皖东、皖北阵地有丧失可能”， “皖东将更破坏不堪” (刘少奇语)。于是，华指决定在保留韩德勤、不攻击兴化的前提下，发起一个局部战斗即曹甸战役。

　　在刘少奇的决策下，华指于11月26日向各攻击兵团发出部署，命令:“各兵团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同一天，刘少奇以其个人名义电报中央，表明其看法：“不管胡宗南是否向陕北进攻，因桂军向皖东进攻很急，我们可以增援皖东理由向沙沟、射阳、安丰、平桥推进，并占领该地区。”为了争取中央的首肯，他没有再提“彻底消灭韩德勤”的问题。至此，延安方面终于放弃了之前关于攻韩的前提条件，于27日同意了刘少奇的计划。接中央命令后，华中总指挥部立即令八路军五纵队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攻占射阳、安丰、曹甸、平桥之战斗部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