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庸与大仲马武侠小说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2)

　　二、两人小说的相异之处
　　第一，首先表现在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同。大仲马的小说遵循对历史“大事不虚”的基本原则。其主人公主要是来自一些“野史外传”，而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则成为他“挂小说的钉子”。《三剑客》取自在巴赛图书馆偶然发现的一本《御前火枪营统领达达尼昂先生回忆录》；《基督山伯爵》出自《巴黎警察局档案中摘录的回忆录》第五卷的一章，题目叫做《复仇的钻石》。他的故事年代交待的一清二楚，某年某月某人物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仔细对照的话，大仲马的小说中历史年代是不会有错误的。甚至于故事发生地的景致，他往往也会亲临当地去考察，故而他对各个地方的地理风貌的描写大都给人以真实细腻之感。
　　而金庸小说尽管也都是历史题材，但往往对历史作“虚化”处理，即尽量模糊故事发生的年代，只将其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另外，对故事发生地，金庸并不像大仲马那样去进行“实地考察”，比如大理、蒙古草原等地，他根本没有去过，其景致风物描写完全借助于艺术想象来完成，从而体现出“小事不拘”的特点。
　　第二，人物身上体现了作家不同的价值观念。大仲马的作品有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侠义小说，在文类上与金庸小说接近，但两者确实蕴涵着属于不同民族的不同的价值观念。仅以爱情为例，大仲马的侠士们必有情妇，大仲马本人的情妇就多到难以精确计数；金庸小说的主人公除小流氓出身的韦小宝之外，爱情上都是专一的，尽管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被许多个美丽的女性包围着。
　　第三，价值取向上与文化内涵上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大仲马小说不但体现了大仲马作为共和派作家反对专制与黑暗统治的政治倾向，还突出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热情奔放、酷爱自由、爱国尚武的民族性格。一位大仲马的研究学者就把《三个火枪手》里的四位主人公当作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来称颂，是颇有道理的。
　　金庸虽然深受大仲马影响，但其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却与后者有很大差异。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大多具有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仁厚谦逊同时又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传统精神，渗透着儒家、道家、佛家的深刻内蕴。其中乔峰形象尤其值得称道，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具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
　　更值得重视的是金庸小说所包容的厚重的文化含量。这完全是金庸的自觉追求。他的小说具有迷人的文化气息、扎实的文化底蕴和文人的艺术情趣。作者不但依据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的需要将诗、词、歌、曲、琴、棋、书、画等化为小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连武功与武技较量也成为阐发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绝妙空间。金庸小说涉及的宗教、哲学、文史、科技知识的广博丰富，也令人惊讶。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同时可以视作文化小说[5]28。与金庸作品体现中华文化内涵之深厚比较，大仲马作品在体现法兰西民族文化方面似乎就相形见绌。
　　综上所述，金庸与大仲马的武侠小说尽管在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可比之处，但就二者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内涵而言，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参考文献：
　　[1]金庸.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大仲马.三个火枪手[M].李青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3]金庸.金庸武侠全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4]大仲马.基督山伯爵[M].石宗宾,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5]林丽君.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M].香港：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