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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外开放的毛概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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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外开放的毛概论文

  浅谈对外开放的毛概论文篇二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成熟标志》

  [摘要]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如何开展对外经济交流进行深入思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对外开放思想。建国后,他又在发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这一思想,《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成熟的标志。

  [关键词]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论十大关系

  [作者简介]陈再生,漳州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副教授,硕士;汪红娟,漳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助教,福建漳州363000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6―0062―04

  开国领袖毛泽东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对外开放的设想,并在推行对外经济交流实践中形成比较完整的对外开放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记者、美军军事观察员等人的交流中以及自己的著作里,对如何与外国合作以发展本国经济作了比较深刻的思考,并对革命胜利后如何发展对外经济作了大胆设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对外开放思想。

  1 主张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毛泽东认为,取得革命胜利后,应主动打开国门,与外国人做生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在1936年7月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毛泽东就表明了我党愿与友好国家开展经济交往的愿望:“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1944年8月,在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交谈中,毛泽东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可以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他说:“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他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随着革命成功在即,毛泽东更是把与外国人做生意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他认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2 主张吸引和利用外资。战后国家重建接受他国帮助,是现代社会的国际惯例。中国除了需要重建,还面临实现工业化的重任,如何创造条件,借助国外资本,将“重建”与“工业化”两大任务毕其功于一役,是中国共产党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在初次结识斯诺时就披露了这种想法:“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另一记者福尔曼谈话时明确表示欢迎外国政府与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他说:“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做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在与谢伟思的交谈中,毛泽东甚至提出美国才是帮助中国战后重建和实现工业化的主要国家。他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的援助之下才能做到……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他还说,中国战后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基础,苏联由于遭受战争打击,战后将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经历二战破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有经济实力在中国投资,而且中美经济具有互补性,因此,希望美国能与中共进行经济合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又强调了利用外资的态度。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的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

  3 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毛泽东一贯强调,要取得革命胜利,既要争取外国援助,更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土地革命时期的前期,毛泽东就极力呼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1945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同年8月的延安干部会议上,他再次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此外,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还表现在军事、文化等方面。在军事上,毛泽东主张要重点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经验和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1939年,他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2l周年的文章中指出:“苏联红军战斗的经验教训是为外国军队所取法。使我们懂得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队也要变为政治上具有正确方向的军队,也需逐渐具备新式的技术装备,近代的军事素养,与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因此,要“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毛泽东还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军事理论的思想观点及成功经验。如在《论持久战》中,他就列举了许多古今中外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以增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信心。在文化上,毛泽东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为此,他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在积极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还对对外开放问题进行深入全面思考,使这一思想更具全局性和可操作性。

  1 毛泽东认为对外开放要立足统筹兼顾。建国后,尽管处于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但毛泽东还是认为,发展对外交流要注意统筹全局,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在第一次访苏期间,毛泽东得知波、捷、意等国要与我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消息后,立即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美、日、英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1950年1月7日,毛泽东再次从苏联致电中央,提出要统筹各国的出人口贸易,电文明确提到:“关于出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人口的种类和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同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协定公布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

  2 毛泽东明确提出虚心向外国学习的主张。建国后,我国在推行“一边倒”政策,主要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明确指出:“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即使在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后,“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1956年1月,毛泽东对参加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代表们说,外国的好东西学一点好,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外国有用的东西,就是要学。一个月后,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时,他又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同年4月,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毛泽东再次表示,我们愿意向全世界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愿意向他们学习。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口号,并将处理好中国与外国关系当成建设社会主义重大问题加以阐述。1957年,他又重申:“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

  3 毛泽东提出利用侨资的新思路。华侨遍布全世界,侨资非常丰富,如何利用侨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建国后,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使得毛泽东关于引进外资的设想难以实施,于是他把利用外资的目光转移到积极争取华侨回国投资上。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我国专门设立华侨回国投资辅导委员会。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统战部《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根据国家经济计划的需要,照顾投资人的愿望,以国家经营的投资公司为主,采用合作经营或公司合营的形式,并可允许个别的私资经营。中央财经委员会还专门研究怎样改进吸引侨资的工作。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对港澳工作作出指示:“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拿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并无所损。”他要求广东省委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以消除华侨对回国投资将来被“共产”的顾虑。同年12月7日,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为此,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会第78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华侨投资兴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公司的优待办法》两个文件,鼓励华侨回国投资。这正是贯彻落实毛泽东吸引侨资主张的表现。

  建国初期,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选择了苏联的建设模式。但毛泽东已在实践中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于是,他向全党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口号。1956年春,在听取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吸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其他领导人研究成果,在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5月2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报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其更加充实和完善。《论十大关系》报告的第十个关系即“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范围、内容以及应遵循的原则,构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报告虽只字未提“对外开放”,而是提“向外国学习”,但这里的“向外国学习”就包含了“对外开放”的意思。笔者以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成熟的标志。

  1 《论十大关系》阐明了“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起点不高,在这样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需要虚心向外国学习。“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此外,毛泽东还看到,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2 《论十大关系》明确了“向外国学习”的范围。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就设想与外国做生意。经过建国以后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向外国学习”不能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应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3 《论十大关系》丰富了“向外国学习”的内容。在向外国学习的内容上,毛泽东认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张“向外国学习”是多方面的,既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和“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益高、会做生意”的长处,也要学习、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经验;既要在社会科学方面学习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也要在自然科学方面努力向外国学习;既要在技术上对“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的东西“先要照办”,也要在学术上与外国加强交流;等等。

  4 《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必须遵循的原则。首先,反对教条主义,切忌照搬照抄。无论革命还是建设,毛泽东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在向外国学习问题上,他一再告诫我们,无论是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还是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即使在我们比较落后的自然科学方面,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习”,哪怕是明显落后于人的技术方面,也“不要事事照办”。其次,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认为我们技不如人,应该虚心向外国学习,但不能因此妄自菲薄,要自力更生,提高民族的自尊心,不应“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1958年他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针。最后,反对短视行为,主张永远学习。毛泽东认为向外国学习不是权宜之计,而应作长久打算,不是因为目前落后于人,才向外国学习,就是将来国家强大了。也要虚心学习。他提醒全党:“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受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思考、建国初期形成理论体系的对外开放思想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对外开放认识上发生较大偏差,其对外开放实践明显带有重政治轻经济的倾向。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对外开放实践与理论方面的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对外开放策略提供了实践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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