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梁漱溟为何会与众不同

时间：2017-06-22 10:14:23 朝燕24由分享

　　梁漱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观点、作为、举止，甚至照片，都能给人以“特立独行”的印象。他在自我评价时，也把“不肯苟同于人”视为自己历来的两点长处之一。那么，他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他又为什么与众不同呢?下面就随学习啦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

　　国学大师梁漱溟的学术基础

　　做学问和做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不能上来就干，要有一些积累和准备，即所谓“学术基础”，或者说“知识结构”。鲁迅的学术基础是国学、德国哲学和浪漫主义诗学等;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相当驳杂，他把它们分成八类：诗经论语注疏、小学、文化史料、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博物书、笔记、佛经、乡贤著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学者，各有偏好，术业也各有专攻，但私塾似乎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共同起点，差不多都是从四书五经中背出来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则不一样。他接受教育，尽管也是从这里起步，但他生长在北京，其父为开明人士，因而能得风气之先，成长经历与同辈学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国学大师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国学大师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国学大师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便是国学大师梁漱溟最后的学历。

　　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启蒙画报》的创办者彭翼仲与梁家是亲戚，他手创了三种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启蒙画报》作为中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家报纸，读者寥寥，头几年一直负债经营，几度濒临倒闭。这类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的读物，却成就了国学大师梁漱溟的自学基础。国学大师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后，仍能清晰和细致地回忆出《启蒙画报》的大致内容。国学大师梁漱溟十来岁时，已经拥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整年的《新小说》(杂志月刊)。

　　在中学时代，国学大师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这在与国学大师梁漱溟同辈且齐名的学者中，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类似的成长经历。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曾反复申明过。他说：“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可见梁巨川不仅“放任”国学大师梁漱溟，更影响着国学大师梁漱溟。

　　正因如此，国学大师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国学大师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国学大师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国学大师梁漱溟：“世界会好吗?”国学大师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国学大师梁漱溟感慨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

　　国学大师梁漱溟的脱离了俗念

　　1934年，国学大师梁漱溟写过一篇题为《三种人生态度》的文章，当中的第一种，他称之为“逐求”，并解释说：“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纵观国学大师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视而不见。他在回答艾恺的问题时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一个《自我检讨提纲》上，也写过这样的话：“志不在温饱，”“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许多事例表明，国学大师梁漱溟达到了这个境界。

　　梁培宽曾这样评价父亲：“一辈子的态度都是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则。”梁培宽拿自己为例回忆说，母亲在世时，家事都由母亲操办，1935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他们兄弟两人交给学校或亲戚家照管生活。而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在梁培宽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绩。后来涉及到“子承父业”的问题时，国学大师梁漱溟明确表示，如你们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并无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将国家和社会需要作为考虑自己前途的出发点，干大事小事，干这种事那种事，全由自己决定。像国学大师梁漱溟这样以如此态度对待子女的成长，在今天，恐怕是没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当时，在当时的名家当中，也没几个人能做到。不仅是子女的成长，世俗所看重的许多“模式”，在国学大师梁漱溟看来，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过年，在国学大师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几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他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那时兵匪不分，这个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声和枪声中一个人度过的。1935年春节，他在上海访问军事家蒋百里。1936年春节是在梧州到南宁的途中过的。1938年初国学大师梁漱溟去延安，归途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住进河南旅馆，就这样把年过了。1939年春节，他正在前往敌后巡视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记记道：“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节，国学大师梁漱溟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便利用寒假带两个孩子去重庆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缙云寺里过的。解放后，生活稳定，不再东奔西跑，过年时他也和平时一样，一般都是在写作，从没把它当做什么特别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业之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爱好。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国学大师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俞听后说，这太可怕了!思考问题本是一种工作，怎么能够当做爱好呢?国学大师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国学大师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国学大师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国学大师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爱好”，国学大师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一度脑子总停不下来，以致严重失眠，身体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长提出过辞呈。他曾说，自己的头脑“好像一条长的绳索，发挥放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他也曾在一个记事本上写过这样两句话：“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国学大师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国学大师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是两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满足于偶像崇拜，心态上并没有脱俗;前者则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国学大师梁漱溟正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须摄取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国学大师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但他从不以这个称号自居，就是对孔子的学说，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还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点罢了。他的这种学术境界，在当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难得的。

　　国学大师梁漱溟的交游之道

　　国学大师梁漱溟一生交游甚广，和包括国共两党领袖在内的无数人物打过交道。和国学大师梁漱溟来往的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他的学生，他们出于对老师的崇敬而成为国学大师梁漱溟的追随者，这类人不是很多，但彼此关系深，交往时间长;另一类则是在进行某项工作时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即所谓“各界人物”。

　　国学大师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时，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不能不借重他的权力，也就不能不与其来往。国学大师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与毛泽东相识，算是有“旧”。1938年他到延安访毛泽东，并多次长谈，都是在讨论问题，而非叙旧。国学大师梁漱溟在抗战期间曾与许多“第三方面”人士频繁接触，也是着眼于大敌当前、缓解国共间的矛盾，不致让抗战力量削弱。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必须联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从而形成力量。发起成立民盟前后，国学大师梁漱溟和一些人从不认识到认识，和另一些人的交往由少到多。例如黄炎培，与国学大师梁漱溟相识多年，但从前来往不多，组成民盟后，黄是第一任主席，双方有了频繁的交往。两人在重庆同住青年会招待所，又因为同有素食的习惯，吃饭也往往在一起。黄炎培曾戏言：“我们是黄粱一梦啊!”和罗隆基、张君劢、章伯钧等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来往日多。

　　国学大师梁漱溟在工作中与人交往，始终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与共事者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看法。例如罗隆基和章伯钧，均属于有才干而活跃的人物，但也都有自己的短处，政治上不无野心，国学大师梁漱溟对此心里有数，并不赞同，但为了大局，他还是愿意并努力与他们合作，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毫无杂念的行事原则，让国学大师梁漱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当年他一度拒绝担任民盟秘书长时，除罗隆基之外的所有民盟中都来找他谈话，劝说他就任。大家相信他，知道他从事民盟活动没有个人的贪图。他认为，政治见解可以不一致，但不影响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

　　国学大师梁漱溟其实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国学大师梁漱溟与人相处，如果发生无法合作的情况，问题往往不在他这边。1923年，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国学大师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国学大师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国学大师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他这样申明自己的看法：“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大家“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虽彼此有所不同，但“我们还是不相为碍的，而是朋友”。对待见解不同的人，他的态度一贯是宽容的，一贯是“和而不同”的;承认有“不同”，但强调的是“和”。

　　国学大师梁漱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梁培宽回忆说，包括在家人面前，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一位中学教师专程来北京拜访国学大师梁漱溟。谈话间他问梁：“您对郭沫若怎么看?”他当然希望听到国学大师梁漱溟更多的评价，但梁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是个才子喽。”对黄炎培“外圆内方”的自诩，国学大师梁漱溟并不以为然。民盟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组织，当时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一年多后，民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将由秘密转为公开，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时，黄却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坚持辞去主席一职，并要求为他领导的“职教社”参加民盟保密。后来提到这些事，国学大师梁漱溟也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外圆内也圆”。

　　不揭短，不背后议论人，并不意味着国学大师梁漱溟处世圆滑，无视原则。对老朋友，对曾经崇敬的前辈，在公开场合，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看法。国学大师梁漱溟一生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怀人的文章，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我们能看到他对梁启超诸多贡献的肯定，也能看到这样坦率而客观的评价：“梁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章士钊也曾是青年国学大师梁漱溟所倾慕的人物，在见到章之前，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感到“彼此精神上，实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他坦言：“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而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

　　在学术界，国学大师梁漱溟与熊十力的交往很深。但国学大师梁漱溟也批评熊在佛学上“此土凡夫”，对佛学不懂，批评佛法使之流荡失守等等。随后熊在寄给梁的明信片上说：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两人自此“不打不成交”，历四十余年之久。熊十力晚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花了很大功夫。国学大师梁漱溟对此一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儒学不光是著书立说，更要身体力行。他写了很长的文章对熊进行严厉的批评。对冯友兰也一样，“批林批孔”时，冯发表文章后，有学生来信问国学大师梁漱溟的看法。他回信说，文章我有，不值一看。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上分得很清楚。即使是对老朋友，也绝不搞无原则的“和平共处”。

猜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