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史的大学论文2000字(2)
近代史的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文化形态学的近代史》
中国文化有两次大转型，一次是殷商之际的汤武革命，完成了由“神”到“圣”的转变;一次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了由“圣”向“人”的转变。
关于第二次文化转型的研究，晚清近代史备受人们关注。《通往立宪之路》(以下简称为《通往》)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的一部晚清史研究的力作。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晚清史研究，而是一部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具有文化形态学意义上的史学论著。
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
中国有两个，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就两个中国的关系来说，作者认为，文化中国“以自然形态言之，它为‘江山’;以社会形态言之，它是‘民间’;以文化形态言之，它叫‘历史’。历代王朝，便从这历史的本体里生长起来的，它不但是诞生王朝的产床，同时也是埋葬王朝的墓地，王朝史只是它的一部分”(《通往》，P9)。因此，在作者看来，“文化中国”是源始的、基础性的、活的文化生命体，而“王朝中国”如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历史，只是“文化中国”的一次经历或一种存在方式而已。
根据以上的基本区分，作者对历史的时间概念也有了自觉认识。一般来说，历史事件被排定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中，这种排序象征着因果关系，即在前的事件总被理解为在后事件的原因，比如近代史(1840年到1919年)，这里时间的数字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在先发生的鸦片战争，被理解为在后事件(如五四运动)的原因之一。这种史学观，实际上是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学上的应用，而没有看到“文化有机体”与“物”属于不同类型的对象。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编年史的数字和数学的数字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数学的数字(如自然数1、2、3……)是一种限制和分割，它把整体世界分割成众多的印象，再将数学知识运用于这些印象，从而建立起因果必然性的世界图像。
但是，编年史的数字与数学的数字不同，它和语言功能一样，反映文化共同体的内在世界感，先有这样的内在世界感，才会出现分割和限制意义上数学的数字。因此，编年史的数字绝不可理解为数学的数字，即不具有直线排列的“先后”顺序，仅仅意指“不可逆”方向。
文化的演进是由“不可逆”的时间逻辑(有机逻辑)决定的，其演进过程就是文化转型期。在作者看来，“文化中国”演进逻辑是“神化→圣化→公民化”，这个方向就是历史命运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史不只是记录清王朝的灭亡，或“王朝中国”的死去，更重要的是，它突显出由“圣化”到“公民化”的文化转型方向，为强调文化转型期的历史命运，《通往》也称为“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王朝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它不是“文化中国”的近代史。关于“文化中国”的近代史断代问题，作者认为：“时间性，并非近代史的唯一尺度，近代史要以‘近代性’为准”，“‘科学与民主’，才是近代性的根底”，因此，近代史“大概在明中叶以后”，即“以科学言之，近代史从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始;以民主言之，则萌芽于中国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通往》，P25)。
《通往立宪之路》与文化形态学
“文化形态学”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的史学观，它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文化是有机体。每一种文化，作为有机的生命体，都要经历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等不同阶段，并具有各自的命运必然性。
斯宾格勒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识到“形式不变性”(即范畴)，却没有给出“形式同一性”证明，并认为，康德不可能给出“形式同一性”的证明。在斯宾格勒看来，一方面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和经验判断是无法区分的，另一方面，康德的感性直观是半直观。这是因为纯粹醒觉意识有两个重要因素：情感和理智活动。理智活动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情感弥散在整个意识中的、内在化的确定性。
据此，斯宾格勒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形式：一是“先验范畴”，它是理智活动所认识到的形式;二是“文化形态”，这是情感因素直接体验到的形式。前者关涉对象是“已成之物”(自然世界)，遵循因果必然性，后者关涉到“生成之物”(即文化历史)，遵循命运的必然性。
第二，文化有机体具有自己的“心灵”。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心灵”，这种心灵就是内在确定的“世界感”，比如，儿童在觉醒的自我意识中，在他的文化共同体中，获得相应的文字感和数字感，从而形成了内在的“世界感”。而“世界感”可通过象征表达“精神”外貌。因此，研究历史的方法，是通过观相法直接看到的、内在体验到的活的历史图像，而不是由理智活动即概念所规定的自然图像。
比如，斯宾格勒从古希腊的裸体雕塑、欧氏几何等方面，直接体验到“就近的、有限的、实体的”古典文化的“心灵”，其文化的精神是以“阿波罗”为原始象征。从哥特式建筑和数学分析等，斯宾格勒直接体验到西方文化的“心灵”：“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或者说，对无限的渴望和对经验的深度体验，而“浮士德”象
征着西方文化的精神。
《通往》一书也具有以上两个基本特点。
作者开篇就指出：“‘热爱祖国’，从来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绝对命令，宛如天命。‘祖国’与生俱来，仿佛自明，就在你身上，你身边，无须你确认”，“有了‘我的祖国’，我们就把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分开了”(P4)。
“祖国”是什么?作者认为，她就是自古而今的血缘认同，和从家到国的地缘认同。这种认同，从文化形态学意义上说，就是文化有机体的内在确定性，即源始的、基础的、生成的“文化中国”。“祖国”不是“王朝中国”，而“王朝中国”来自“祖国”(文化中国)，是“文化中国”的“圣化”形态。
“文化中国”精神的象征是什么?在作者看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们的文化之道，“文化中国”之精神。
这一精神，首先由王国维发现，经陈寅恪提炼而昭示天下。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很显然，他指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文化转型”(P547)。他站在那个时代，亲见“王朝中国”灭亡，体察到“圣化”形态的巨变，而为“圣化”文化殉道。陈寅恪感同身受，并为之撰文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而后，作者在《文化的江山》和《通往》书中，进一步把“文化中国”这一精神，提炼为“文化个体性”。所谓“文化个体性”指自我的自觉、自律和自由，“自我，以自觉、自律、自由，确立了文化个体性。自觉，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自律，是自我本质的确定;自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P550)。
重构近代史
在文化形态学意义上，作者以“近代性”(科学与民主)为依据，提出近代史开始于明中叶，并突出了“民间海权”和“传统书院”在近代史的位置。这一断代，其意义在于：使近代史走出“王朝中国”，走向世界史。
关于近代史开端，作者认为，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来自士人，从徐光启到徐继畲;另一条路线来自民间海权，从郑成功到孙中山。
有人认为，近代史应以1552年沙勿略登上上川岛为起点。该书否定了这一起点，因为沙勿略只是单向度的传教，不能体现“文化中国”的独立性。而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表明：利玛窦肯定了中国文明，徐光启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体现了我们文化的独立性和包容性，或者说，折射出“文化中国”精神，即“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
作者把握了“文化中国”精神象征，文化思想的交流对话的历史作用在《通往》得到彰显。作者说：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四次对话：“第一次是孔、老相会，开了诸子百家先河，从此思想之光，便照亮了中国，使中国有了历史的自觉;第二次是朱、陆‘鹅湖之会’，开了宋明思想新格局。而第三次，就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以中西会通之科学为中国近代史开头”，而第四次就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与徐继畲相会”(P28)。
显然，徐继畲的历史意义被作者重新发现了，其历史地位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国家主权范围和合法性的自觉认识。作者说：“‘中国’的地缘属性变得清晰起来，使天下观的‘王土中国’转变为地缘化的‘主权中国’”(P79)。因而，自觉意识到了国家主权的合法性问题，并确定了“地理为经，历史为纬”的主权范围。
其次，海洋权概念的萌芽。书中区分了徐继畲和林则徐两种不同类型的爱国主义，林则徐属于天朝的爱国主义，虽展示出民族“骨气”，但不是先王之道的“大气”。而徐继畲则是放弃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把捉到文化中国的命脉，而得风气之先，这种爱国属于国权的爱国主义。通过二人的对比，作者说：“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控制海权，中国的安全，也要靠海防。……于是，徐氏希望中国向米利坚学习，打败英吉利。联美抗英”(P82)。
再次，《瀛环志略》在晚清产生了积极影响。曾国藩在其日记里，没有提到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却提到了徐继畲，他“读《瀛环志略》，读了两次，第一次读，读后不以为然，认为徐氏夸大英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他再读《瀛环志略》，就认为自己不足”(P89)。晚清另一重臣郭嵩焘，对于《瀛环志略》不以为然，出使英国后，改变了原来看法，极力推崇徐氏为先知：“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P129)就晚清的国家利益关系来说，书中总结道：“先知为徐继畲，先行者为郭嵩焘，始作则曾国藩”。
最后，肯定华盛顿的世界历史地位。书中认为，徐继畲以先王之道为人类公理，放诸瀛环，走向世界，称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并从华盛顿身上“看到了‘几于天下为公’的力量，这力量的源泉，就来自‘国事付之民议’的民主制度，来自与中国‘三代之遗意’相通的自由思想”(P154)。
《通往》除了发现徐继畲外，还发掘出石达开、赛金花、严复等近代史的历史意义，从文化形态学角度(书中称为“个体性”)，重新评价了郑成功、曾国藩、李鸿章、胡雪岩、光绪、慈禧以及蔡锷等人，并对“夷夏之辩”、“以夷制夷”、“落后就要挨打”等观念，进行了发人深思的澄清或辩驳。
总之，《通往》是一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学术论著，值得我们认真一读的好书。书中观点和论证，或可反对和别解，但对于拒绝思考的人来说，最好的回答是：“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修订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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