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

　　市场化和公共化构成了我国财政改革及其理论变革全过程的基本线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供大家参考。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篇一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摘要

　　摘要：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技术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2)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3)实证结果显示，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财政收支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继续研究如何增加我国财政收入的同时，研究和着手解决我国的财政支出问题，以实现我国财政收支的良性互动。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内容

　　关键字：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协整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引言

　　1978-2010年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长到了79373.44亿元，年均增速为20.94%。按可比价格计算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长到了93494.47亿元，年均增速为21.64%。此外，财政赤字年均为3859.47亿元。

　　关于税收和政府支出关系，主要有4种理论假说。一是Friedman (1978)的“税收-支出假说”;二是Barro(1974)和Anderson等(1986)提出的“支出-税收假说”;三是Meltzer和Richard (1981)的“税收-支出相互促进假说”;四是Baghestani和McNown (1994)提出的“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关于税收和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如同理论上的分歧一样，也存在许多争议。实证研究多采用协整检验确定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影响的方向。Von Fursten-berg、Green和Jeong (1985)，Anderson、Wallace和Warner (1986)以及Ram(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单向Granger因;Man-age和Marlow (1986)的实证研究则显示美国的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Joulfaian和Mookerjee (1990)对OECE16国的研究支持“税收支出相互影响假说”。Baghestani和McNown (1994)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Owoye(1995)对G7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日本和意大利，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而在其他5国，税收和支出呈现双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赤字也成为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关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本身的增长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过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缺乏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Tsangyao Chang和Yuan Hong Ho(2002)用1977-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其研究的样本期过短，研究结论缺乏可信度。本文拟运用Hakkio和Rush (1991)所使用的经济模型，以1950～2001年我国的财政收支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页资料，1978年为基期，消除短期经济因素的影响，此处本文采用1978-2010年CPI指数计算得出历年实际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数据缺失，样本数据中不包含1979年、1981-1984年和1986-1989年的相关数据。分别对样本数据去自然对数，并不改变变量的特征，Lfin、Lfex分别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有关计量方法模型如下：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检验法、PP检验法和ADF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检验法，其模型为

　　其中，{εt}为白噪声，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原假设为H0：ρ=1，即{ yt}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T为时间趋势因素。若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A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由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gle Granger最小二乘估计法。假设{ yt}和{ xt}通过单位根检验两个变量均为I(2)，即两个变量二阶差分下是平稳的，用OLS法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分析：

　　协整方程全面的反应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

　　3、 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因。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 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Lfin和Lfex的原水平和一阶差分水平下序列的ADF值大于Mackinnon临界值，而二阶差分以后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因此Lfin、Lfex是非平稳的，且是I(2)，即二阶平稳。

　　由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fin、Lfex是二阶平稳的，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两变量Lfin、Lfex均为二阶单位根过程，可以由“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考察其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

　　模型(6)的回归系数比较显著。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模型(6)。长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将同方向变动1.020个百分点。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由于我国的Lfin、Lfex均为I(2)过程并具有协整关系，故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非Granger因，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非Granger因。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决定因素，财政支出增长不显著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决定因素，财政收入增长也不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增长。

　　四、 结论与政策

　　本文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均不具备稳定性，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长期而言，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第二，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不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

　　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现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提高我国财政支出的效率，在财政支出总量上升的同时，提高投资质量，避免投资结构失衡与盲目建设;其次，疏导现行财政支出管理体系，使之能与市场相互配合，改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最后，重视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肯定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充分发挥我国财政收支政策的积极作用。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文献

　　[1]许雄奇，朱秋白.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1.

　　[2]马栓友.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3]庞瑞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2，(3).

　　[4]D·F·韩德瑞，秦朵.动态经济计量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Anderson，W·M·Wallace，J·Warner.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what causes what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January，1986： 630-639.

　　[6]Baffes，J·A·Shah. Causality and co(movement between taxes and expenditures：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Brazil，and Mexico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44： 311-331.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篇二

　　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与碳排放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摘要

　　摘要：利用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财政分权还会对碳排放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间接影响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支出而实现。随着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会逐渐减弱。而且，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高排放地区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最大，中排放地区次之，低排放地区最弱。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内容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二氧化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4-0021-04

　　Abstract：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0，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expenditur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Result found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 It also has an indirect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This indirect impact is achieved by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When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creases， the acceleration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will be waning. Moreover，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has regional differenc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highemissionregion has the biggest effect， the midregion followed by， and the low region weakest.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nancial expenditu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的急剧增加。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中国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蔡昉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1]。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二氧化碳排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分权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一是财政分权本身可能直接影响碳排放，即“财政分权——二氧化碳排放”;二是财政分权通过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进而间接影响碳排放，即“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二氧化碳排放”。这种间接效应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其取决于财政分权和政府财政支出的综合作用。具体到我国的情况，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集权。以GDP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会促使地方政府快速发展经济，并且可能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那么，中国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综合效应是什么?财政分权制度究竟是激励还是限制地方政府实施碳减排政策?

　　1文献综述

　　关于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环境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Tiebout利用“用脚投票”理论解释了较高的财政分权体制可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居民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该辖区内居住，其中就包括提供较低的环境污染程度[2]。钱颖等则认为政府官员也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与辖区居民愿望想违背的决策[3]。就环境质量来说，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放松对高污染产业的管制，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对此，国内很多学者结合了中国财政分权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杨瑞龙等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的结论[4]。张克中等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权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5]。闫文娟等指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强度[6]。

　　另一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李猛实证检验了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7]。盛丽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支出角度的财政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要优于收入角度[8]。Ramon等认为在政府支出中，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支出所占的比重会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但在不改变支出结构的前提下，增加政府支出总量并不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9]。

　　上述研究有利于人们理解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和环境质量的关系，但是大多数文献将三者的关联割裂成两方面单独讨论，一类文献集中于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另一类文献则集中于研究政府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将这两方面内容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进行综合分析，着力于建立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内在影响机制，并运用中国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做实证检验。

　　Dec：目前财政分权存在多种度量方法。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支出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因此财政支出是作者的立足点。而且，从支出方面来度量也是中国研究财政分权文献中常见的做法，如殷德生、周业安和章泉等。所以，本文用支出分权度来衡量我国的财政分权，即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其中分子和分母都按相应的CPI进行平减。各地区的财政支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Fiscal：财政支出用各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表示。各地区的人均实际支出水平是以该地区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的、并以1999年为基期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单位为元/人。

　　4实证结果分析

　　4.1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碳排放

　　本文使用了稳健型的一阶差分GMM估计全国层面上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对表1中4个模型进行二阶序列相关AR(2)检验，结果均显示接受估计方程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假设。同时，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也都显示，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零假设(p值均显著大于0.1)。这说明作者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从表1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看出，滞后一期人均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且为正。上一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当期的排放量会增加0.603%。即使后面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该符号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上一期的碳排放量与当期量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连续、动态累积调整的过程。因为我国的工业资本投入、能源消费习惯和相关的宏观调控具有时滞性，上一期的碳排放量越多，则这一期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财政分权指标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财政分权度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增加3.377%，验证了假设1。即财政分权度越高，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自从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从而改善政府部门的福利和增加官员的晋升机会。因此，地方政府自然会将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重点，而碳减排等环境保护政策则沦为其次。再加上碳排放本身具有负的外部性，而努力减排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碳减排问题上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从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加。

　　人均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即人均财政支出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816%。这也验证了作者的假设2，政府财政支出越多，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一般比较短，所以决策者会将财政支出投入到能尽快出政绩的经济建设领域。而环境保护领域由于具有投资大、见效期限长和短期内政绩体现不明显的特点，往往不受到青睐。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会将经济建设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通过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减免税费和降低环境监管等方式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设厂。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狂热追求，不仅弱化了当地的环境质量标准，也间接纵容了企业排放二氧化碳。

　　在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得，3个核心变量的符号和估计结果是非常稳健的。模型(2)中加入了第二产业比重，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的第二产业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目前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处于高耗能的状态。因此，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会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模型(3)中加入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物质追求逐渐多样化。私家车的使用、旅游出行、大型家用电器的使用和居住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加。模型(4)中加入了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额逐渐上升。发达国家将污染和能源密集型企业向我国转移，使我国更多地从事高碳产业。

　　4.2区域差异分析

　　我国各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差较大，碳排放量比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煤炭资源丰富、人口较多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我国目前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标准并不适合对各省的碳排放量进行区域差异分析。因此，本文按照1999～2010年各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重新划分碳排放区域高排放区包括内蒙古、山西、宁夏、上海、天津、辽宁、河北、北京、山东和新疆;中排放区包括吉林、浙江、江苏、青海、黑龙江、贵州、湖北、河南、陕西和广东;低排放区包括福建、甘肃、安徽、云南、湖南、海南、江西、重庆、广西和四川。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态势。但是，高排放区所包含的省份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主要位于我国的中北部和环渤海地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邻近地区在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耗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由区域差异分析看出，财政分权对高排放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影响最大，中排放区次之，低排放区最小。并且，中高排放区所包含的省份在地域上有一定的集聚性，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京津唐地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很多地方政府想通过“搭便车的行为”来规避减排责任。因此，邻近的地方应该加强区域合作，打破行政关系的壁垒，共同治理碳排放问题。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文献

　　[1]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2008(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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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Qian Y，Weingast B R.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4)：83-92.

　　[4]杨瑞龙，章泉，周业安.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和环境污染——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R].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所宏观经济报告，2007.

　　[5]张克中，王娟，崔小勇.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碳排放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1(10)：65-75.

　　[6]闫文娟，钟茂初.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J].财经论丛，2012(3)：32-37.

　　[7]李猛.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对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修正[J].经济评论，2009(5)：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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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Ramon Lopez， Gregmar I Galinato. Asif Islam， Fiscal Spending and the Environment：Theory and Empiric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11(62)：18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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