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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是什么

学习啦【逻辑思维】 佳玲时间:2017-08-22 11:00:53我要投稿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整体、直觉、顿悟为全世界所称道,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中国人是什么思维方式?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介绍的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希望对您有帮助哦。

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是什么

  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一、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二、概念不清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么“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么。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是

  坏的一面:个人浪漫主义 非理性 封建农业社会 打麻将的 阿Q思维--羊群思维

  好的一面:集体理想主义 悲剧英雄式 过度竞争的 人治社会 夜郎(自大)四维--独狼思维

  中国人是什么思维方式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文化具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崇圣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是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政治上的统治是专制的。各种内讧、动乱、战争,起因在于推翻一种专制,但不管成功与否,目的仍然还是建立另一种专制,以至一直延续着绵绵古国的超稳形态。政治既内涵于文化,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驾御着文化老车,使之循规蹈矩地沿其旧辙。专制政治须“忠君”,治下文化便少不了“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成必然逻辑。后来,经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如火如荼如血,“异端”近乎赶尽杀绝,中国人“崇圣”的“既定路径”思维终成了主脉。

  中国人崇圣、狭私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极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系统性的客观存在,它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大面积的改观,认清这个特点,对正确地推进中国整体改革是有帮助的(容另文分析)。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思维方式,这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路径。

  在古代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概述:“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观念更倾向于绝对独立思考。而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转变。

  在此传统基础上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首先,这一研究从理论上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解释,文化如何从深层次上影响中国人的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其次,这一研究从实践上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很多人评论,中国人

  缺乏创造力,新兴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

  关于《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有人赞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从心理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缺少把问题从整体背景中区分出来的意愿、能力、技巧,因而无法做

  出进一步的分类。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远程作用力,却不善于对此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与分类,也就不可能产生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新的学科,更别谈更专注更深入地研究。

  三个因素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目标上,中国人希望达到和谐;从认知和过程来看,中国人看问题从整体去把握;从行为表现上看,中国人处理问题采取折中方法。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也应包含三个维度:矛盾观念,中国人的思维承认矛盾观念;认知变化,

  从认知取向看,中国人承认变化;行为变化,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承认变化,容纳矛盾观念,处理人际关系时追求和谐,处理问题时采取折衷方法。

  “围绕目的思维”实质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它将事物各个可能的发展变化状态(结果)预先进行评估、权衡,从中找到一条最好的发展变化状态(结果)作为选择标准,继而确定主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依据。我体会,“围绕目的思维”可对很多(一切?)事物,包括大

  到国家的发展进步、小到个人的生存生活都进行高深度的理性思考,既能把那些纠缠不清的大理论问题明晰化、简洁化,又能把流弊丛生的日常琐事条理化、有益化,使沉重艰深的思维转换问题变得比较轻松、便捷和实惠。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三十六计”(图) --欧洲首席汉学大师胜雅律说:“我要揭示由三十六计所捕捉的普遍人性,并要使大家明白,汉学,研究中国的学问,能够跨越中国的国界,并能在中国的文化中发现所有人共同的人性,并对这共同的人性有所裨益。”

  瑞士汉学家胜雅律先生被誉为西方智谋学的领军人物。他花了数十年的研究之后发表了第一本给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的书。1988年,《智谋》上册德文版在瑞士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多次再版,并先后被译成荷兰文,意大利文,中文,英文、法文等十二种文字,全世界发行量达到五十万册。 胜雅律在写《智谋》上册的时候,三十六计只写了十八计,由于当时不知读者是否欢迎,所以没写全。也算是略施小计,投石问路。看到读者已被吸引,很喜欢这本书,他于是在2000年又出版了《智谋》的下册。2006年8月,该书上、下册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回到了中国故乡。

  11月10日,记者参加了胜雅律先生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胜雅律先生体格魁伟,言谈举止充满了东方式的儒雅之气。他的中文水平炉火纯青,整个讲话用了许多非常地道的中文特有的表达方式,异常风趣生动。

  结缘三十六计 胜雅律出生在瑞士威勒采尔的一个书香之家。1963年中学毕业那年,他在父母的朋友家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汉字,并且一见钟情。那年秋天,他进入苏黎世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又到汉语系学中文,双管齐下,同修两门专业。1971年,胜雅律通过国家律师考试,成为一名律师。但是他却没有沿着自己铺平的道路前行,为了圆他的中国梦,他来到了东方,先后在中国台湾、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留学。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胜雅律接触到了三十六计。“台北师大国语中心的老师有一次突然跟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我就问老师其他的三十五策是什么,结果老师说:‘你问住了我,我也不太清楚。’当时我住在台大法学院的男生宿舍,周围都是中国同学,因此我就问过他们,知不知道三十六计。过了两三天,有一个同学拿着一张纸,在纸上他自己亲手写的三十六计计名。过了几个星期,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一个书市,忽然这个同学从一个书摊拿了一本书,说:‘这是关于三十六计的书,你不是对它感兴趣嘛?’,于是我就买下了这本书,这就是我的第一本关于三十六计的书。”胜雅律笑着回忆说。 回国后,胜雅律开始用三十六计的眼光观察西方社会的一些现象,对西方社会现象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说:“我开始认识到三十六计不光是中国的东西,它有普遍的全球性的认识价值,可以更好地认识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我写的《智谋》上册中,我选了许多西方世界的例子,将三十六计这门中国学问加以全球化。”

  中西方人计谋意识的区别 胜雅律将计谋意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零层次,也就是“计盲”。胜雅律引用了一本中国出版的小人书上描绘的亚当和夏娃被蛇引诱偷吃禁果的故事。他说:“动物中最狡猾的是蛇。亚当和夏娃是属于计盲那类人,他们不懂计,因此他们就中计了。上帝很生气,惩罚他们,把他们从天堂赶出去了。” 谈到计谋意识的中层次,胜雅律引用了马基雅弗里《君主论》中的一个例子:马基雅弗里在谈到一个政治家时,他说这个政治家借用阴谋诡计,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用意,成功地使他的敌人与他和解了,最后政治家把他的敌人诱到一个地方绞死了。马基雅弗里在写这个情况的时候意识到政治家用了计谋,并且把它用语言表达了出来,但是他没有给出计名。胜雅律认为大部分西方人都属于这个层次,对于他们来说,知道别人是在使用计谋就够了,但不会去研究这是什么计,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意识。 至于计谋意识的最高层次,胜雅律认为只有在中国才有。最具体的就是中国的《三国演义》,如“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庞统巧授连环计”。他认为中国人的计谋意识已经不单单是使用,而是有着系统的研究、分类和总结,从而形成一套内涵丰富的理论,三十六计就是最广为人之的例子。“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就是富于计谋意识。我们欧洲人只能叹为观止。”胜雅律感叹道。

  智谋大师也曾误中“离间计” 作为智谋学大师,胜雅律在实践中是如何使用计谋呢?在记者招待会上,他给我们讲了他自己在瑞士的一次有趣的经历。 “我回瑞士之后,改变了专业。我本来是法学专业,但是我在北大不能进入法学系,就学了一年历史一年哲学。从后来看这大大扩大了我的视野,‘幸亏’没有学习法律。回瑞士之后,我觉得法律对我来说太狭窄,我想在汉学系发展,因此我就和汉学系的教授说:‘我想在你那里成为一个教授。’但是,汉学系的教授很不高兴,因为他培养了自己的接班人,他认为我是个竞争对手。有一次,因为有一个问题他给我写一封信,信中说附件寄给院长。我给他回了信,态度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他把信寄给院长,我也应该把我的信的附件寄给院长。他随后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内容在我看来就比较无礼了,我的回信自然也很不礼貌。他把第二封信又寄给院长,我也把信寄了过去。 本来院长完全站在我的一边,但是看了我的第二封很不礼貌的回信,他就有些生气,表示‘和我合作不容易,合不来’。因此,这个很重要的人物就不再支持我了。当时我是一个计盲的人,很可惜,虽然我了解一些三十六计,但是我还认为这是个中国的东西。后来我在写《智谋》上册的时候回忆起这个事情,发现我中了那个教授的‘离间计’。如果我当时不是计盲,我当然不会把信寄给院长。我亲身体验到计谋知识很有用,不了解计谋知识是很有害的。” 耶稣基督也曾经鼓励计谋意识 在谈到西方的计谋文化时,胜雅律引用了耶稣的一句话。他说:“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要机警如蛇,纯朴如鸽子’。可见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人也鼓励西方人要有计谋意识,但是西方人很多都不知道这句话。我在一个修道院上了8年的中学,去年我碰到了我的英文老师,他当了50年的神父。在星期天的弥撒之后神父应该有一个讲演,一般先引用耶稣的一句话,然后围绕这句话讲些道理。他说一生中有1000多次这种场合,于是我问他有多少次讲过这句话,他说一次也没有。我又问他有没有听到别的神父说过这句话,他说一次也没有。难怪我们西方人是计盲。” 三种用计方式 胜雅律将用计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主动用计;第二种是为了避免中计而分析对方计谋;第三种是作为旁观者分析别人的计谋。 他总结道:“为什么我提倡智谋学?我认为智谋学的确属于智慧。作为西方人,我认识到智谋知识大大地丰富了我自己的智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解政治,理解经济,理解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认识工具。我的着重点是计谋用法的第二种或者第三种:从旁观者的角度用计谋,或避免中计而用这个学问。我觉得为了优化西方人的智慧,应该借鉴或者引进计谋知识。你们可能会问:我的有关三十六计的书和中国作者有关三十六计的书的区别在哪里?在我的书里,我将这门知识加以科学化,系统化,并且从很多不同角度加以分析。我想如果我们可以和中国人一起使用这门很有价值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建设好一个能够互相理解的和平的世界。”

  
看了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的人还看了:

1.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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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试逻辑思维能力的试题

4.经典的逻辑思维训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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