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2500字范文(2)
中国近代史论文2500字篇二
《浅议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
摘 要：“五四”精神就是启蒙。中国的启蒙运动决非欧洲启蒙话语的横向移植，相较欧洲，五四运动只是一场局部的启蒙，只是发生在道德与文学领域的启蒙，起支配作用的是文化观念决定论。
关键词：五四运动 启蒙精神 后世影响
有关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早概括见于运动参加者罗家伦在运动期间发表于《每周评论》的文章，被认为是“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大都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等。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时，许多人强调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精神。进入新世纪以来，又相继提出爱国、民主与科学和社会主义“三种精神互相贯穿与互相联结”说，“爱国救亡、文化启蒙”、“变革社会”说，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说等新意见。
上述观点林林总总，笔者认为，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致力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五四”的先驱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代表工业革命(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敞开思想的大门，反对愚昧，否定专制，追求个性解放。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直以启蒙为己任，尽管由于内乱或外患，启蒙的进程屡屡被打断，但启蒙的话语一直不绝如缕，启蒙精神一直得到正面评价。各个时代的守旧势力或统治者虽然竭力阻止或扼杀启蒙，但多半另寻借口，未敢正面理直气壮地否定，更无能力在思想理论上加以贬斥。
对五四运动的回顾使我们回想起欧洲历史上那场启蒙运动。较早向中国读书界介绍萨伊德的张宽说：“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移植。”五四的启蒙是否是在传播西方殖民话语?启蒙在中国受挫的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坚持启蒙，还是应该排斥启蒙?
面对上述疑问，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启蒙运动决非欧洲启蒙话语的横向移植。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情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当时中国眼界最开阔、最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养分的人，但他们毕竟不可能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一刀两断，他们要在自己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国弃旧图新、个人解放和民族存亡的问题。
欧洲的启蒙是要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启蒙思想家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宗教教条、教会和教士，而中国的启蒙首先是要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所以思想先驱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儒家礼教，是家族宗法制度及陋习。当然，启蒙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和自由，但条件的差别使中西启蒙的内容有相当大的差异。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启蒙具有不同内涵。”
在康德那个时代，启蒙意味着一种觉醒，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用真理取代宗教迷信;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启蒙意味着一种背叛，要求砸碎几千年以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枷锁。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薄伽丘的《十日谈》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正是中西启蒙差别的象征。任何研究过五四启蒙运动的人，都不会轻率断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不过是照抄照搬西方话语。他们攻击儒学传统，因为这种正统卫道、因循守旧的学说已落到了途穷末路之境，而国势的危急容不得人们犹疑反复，只能弃旧图新。另外，启蒙思想家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传统，而是利用传统中的支流反主流，或者利用儒学中与人性、民主性较为接近的因素。更多的人在这里肯定康有为、章炳麟的思想对五四启蒙一代的作用。
康有为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他无意抛弃传统，而是力图用近代西方精神(他其实知之不多)重新解释传统。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教义，康有为提出“天欲而人理”的口号。而章炳麟则在戴震那里发现了“以理杀人”之说。康、章的反传统思想是部分受外来影响，清代学术的自然演变是更重要的动力。其实，以中国传统的源远流长、义理精深，以及西方话语的隔膜与陌生，启蒙思想家中态度最激进者(如主张“拿来主义”或“全盘西化”的鲁迅、胡适)，也是新学于外而旧学于内，决非西方话语的传声筒。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的观念，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旧格局。”
虽不能说五四启蒙完全失败或半途而废，但远未实现目标，因为我们还不能说，广大中国人民已经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一切做出独立判断，能够意识和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主潮从未摆脱整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控制，启蒙话语的表面优势仅在于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道义认同，它一直受到强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挤压。事实上，由于传统文化的顽强有力和巨大惯性，新文化运动不是被外患就是被内争打断，没有哪一种西方话语在中国扎下了根，其中最需要的启蒙话语更是遇到重重阻力，因为它被各方现实政治力量排斥。启蒙在中国命途多舛首先是中华民族国运多难的结果：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入侵，大敌当前的中国人不得不使个人自由让位于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当爱国和救国任务压倒一切时，对传统批判清理让位于对它的维护。激烈的知识分子甚至不得不认为，为民族生存的利益计，与封建势力携手只能在所不计。虽然国共两党都自视为五四运动的传人，但都不约而同地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内涵转换为、归结为爱国。当然同一个“爱国”概念各有所指，如守旧的蒋介石曾质疑“新文化意味盲目崇拜外国，不加区别地引进和接受外国文明”，把五四精神归结为爱家庭、爱家族、爱亲属和自我修养。而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毛泽东则把五四精神化约为“革命”等于“与工农相结合”的标准。
可以说，相比欧洲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只是一场局部的启蒙，只是发生在道德与文学领域的启蒙。支配这场启蒙的是文化观念决定论，这种观点把价值观的更新看成社会前进的主要推动力量，并当做启蒙者的唯一使命。这样，启蒙仅局限于道德和文学领域，而对旧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制度、背景毫无触动。启蒙者只关心思想解放，不关心制度转型，导致制度虚无主义倾向，同时使启蒙的内涵残缺不全。
要继承“五四”精神，首先必须吸取“五四”的教训。要完成“五四”的使命，首先要把“五四”的局部启蒙扩展成全方位启蒙。启蒙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导人们更新价值观念，还在于从理论上重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并使体制转型的必要性和新体制的内涵在社会上获得认同和支持。唯有通过全方位启蒙，才有可能加快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步伐，才有可能在新体制的沃土中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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