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学概论论文(2)
社会学概论论文篇4
试谈个体成长的社会学影响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等方法对桂林市的部分个体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分析了特奥运动对志愿者、运动员家长、运动员以及其他市民成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特奥运动对个体成长有积极的影响，就志愿者、运动员家长、以及其他市民而言主要表现在传统观念改变、相关知识增多、责任感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等几个方面;而特奥运动员则表现为健康水平、自控能力、心理认知水平、社会适应能力、社交意识等方面均有提高。
关键词:特奥运动;个体成长;社会学影响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简称特奥运动)，是专门为智障人士开展的体育运动，同时，特奥运动也是由智障人士和正常人共同参与的运动。在整个参与过程中可以为智障人士提供平等的机会，展现他们的技能和才华，加大社会对他们能力和需求的认知，使他们被社会接纳和认可，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奥运动对个体成长的影响的个体包括志愿者、智障人士、智障人士的家长以及普通市民等四个群体。桂林市是推动全国特奥活动示范社区活动中广西的定点城市，桂林市特奥会于2004年12月30日成立，是广西第一个成立特奥会的城市，桂林市培智学校于2008年、2010年两次荣获中国残联、国家体育局颁发的“全国特奥运动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且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在省级比赛、国家级比赛和上海国际特奥会中多次获得优异成绩，这些都证明对桂林市的特奥运动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可以作为个案研究。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根据选题需要，收集了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等各学科领域的相关文献资料，查阅了大量有关特奥运动的文献资料，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及实证依据。
1.2问卷调查法家长问卷共发放100份，回收问卷98份，回收率为98%，其中有效问卷94份，有效回收率为95.9%，具有统计学意义。志愿者问卷共发放200份，回收问卷189份，回收率为94.5%，其中有效问卷182份，有效回收率为96.3%，具有统计学意义。
1.3访谈法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编写访谈提纲，对600名桂林市市民进行关于特奥运动社会效应的专题访谈，并对访谈结果做好详细记录。
2结果与分析
2.1桂林市特奥运动对志愿者的影响志愿服务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新时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活动载体之一。志愿者不仅是奉献者，还是受益者，志愿者活动是志愿者在服务他人时进行自我社会化的过程。表1中的数据显示，68.1%的志愿者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信心变强;快到80%的志愿者变得更加有责任感，也更加开朗乐观;50%左右的志愿者在服务他人的同时，不仅增强了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还从特奥运动员身上学会了不断超越自我、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些数据说明，大部分的桂林市志愿者在参加特奥运动后都有不同程度地改变，促进了志愿者本人的全面发展。
2.2桂林市特奥运动对家长的影响从表2中可以看出，78.7%的特奥运动员家长主动对特奥运动知识进行了学习，21.3%的特奥运动员家长没有对特奥运动知识进行主动学习。这些数据表明，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家长的主动学习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从表3中可以看出，26.6%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28.7%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只是有一个模糊大概的了解;41.5%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不怎么了解。表明50%左右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不太了解。对以上两个表的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虽然很多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家长会主动进行特奥知识的学习，但是大部分的家长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学习，只有一小部分的特奥运动员家长对特奥运动知识比较了解，甚至一部分特奥运动家长对特奥运动还处于不了解状态。
2.3桂林市特奥运动员的成长及影响
2.3.1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从表4中可以看出，有4人，比例为4.3%的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提高的非常明显;31人，比例为33%的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42人，比例为44.7%的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提高情况比较一般;15人，比例为16%的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的改变不怎么明显。数据表明桂林市的大部分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身体素质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图1所示，13.8%的特奥运动员健康水平提高的非常明显;31.9%的特奥运动员健康水平提高的比较明显;38.3%的特奥运动员健康水平提高情况为一般;14.9%的特奥运动员健康状况没什么改变。大部分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身体健康状况都有了很大程度地改善。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智障人士的生活质量，减轻家长的负担。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其生理功能障碍也不同，特奥运动员参加体育锻炼后，身体健康的提高水平也就不同，应该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
2.3.2特奥运动员的自控能力
根据图2显示，智障人士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提高非常明显的有7人，占样本总量的7%;24名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提高的比较明显，占总样本量的26%;有48名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提高情况是一般，占样本比例为51%;13名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改变不怎么明显，占样本总量的14%;2名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没有改变，只占样本总量的2%，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由图2我们可以看出，桂林市大部分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因每个特奥运动员本身的情绪、情感、所处的社会环境、家长的教育情况等都不相同，所以他们在参加特奥运动后自控能力的改善情况也各不相同，而其中的一些改变可能达不到父母本身的期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参加特奥运动对智障人士增强自控能力是非常有利的。
2.3.3特奥运动员的心理认知水平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参加特奥运动后心理认知水平改变非常明显的特奥运动员有8人，所占比例为8.5%;心理认知水平改善情况比较明显的智障人士有29名，所占比例为30.9%;心理认知水平改善情况一般的智障人士有39名，占样本总量的41.5%;而心理认知水平改变不怎么明显和完全不明显的特奥运动员一共19人，占样本比例的19.1%。从图3的整个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在参加特奥运动后心理认知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地提高，说明智障人士参加特奥运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其中桂林市特奥运动员的心理认知水平提高一般的人数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原因可能是他们心理认知水平的改善程度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值或其本身的功能障碍比较严重等。
2.3.4特奥运动员的社会适应能力
图4显示，在94名参加特奥运动的运动员中只有6人，样本总量的6.4%的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没怎么提高，因其比例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在被调查的特奥运动员中，社会适应能力提高情况非常明显和比较明显的特奥运动员分别为13人和28人，占样本总量的43.6%，这个数据表明接近一半的桂林市特奥运动员中在参加特奥运动后，社会适应能力有了明显的改善，证明参加特奥运动对智障人士是非常有利的。
2.3.5特奥运动员的社交意识
体育对培养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图5中可以看出，参加特奥运动后社交意识改善情况一般的特奥运动员所占比例最大，有36人，占38%;其次社交意识改变明显的特奥运动员共有42人，占45%，其中改变比较明显的运动员有28人，占30%，改变非常明显的有14人，占15%。这些数据表明，桂林市特奥运动员在进行一系列训练和比赛后，社交意识明显加强。少数特奥运动员的社交意识没怎么改变，原因可能是残疾类型比较特殊、能力水平太差等。
2.4特奥运动对桂林市其他市民的影响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发现，82%的桂林市市民认为特奥运动是一种公益事业，可以促进智障人士的身心健康，帮助智障人士扩大交际圈，走出封闭的生活环境，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凝聚力，提高生活质量，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这说明桂林市市民已经有了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意识，能给予智障人士包容和支持。桂林市市民这种扶残助残的意识不仅有利于智障人士融入社会，还促进了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但社会对智障人士的宣传力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表现在另外有18%的桂林市市民认为特奥运动是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的，自己没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态度比较漠视。说明一小部分人对智障人士的认识不够，对智障人士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度较低。
3讨论
特奥运动对志愿者、运动员家长、以及其他市民而言主要影响表现在传统观念改变、相关知识增多、责任感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等几个方面。特奥运动员在健康水平、自控能力、心理认知水平、社会适应能力、社交意识等方面均有提高。有18%的市民对特奥运动的认识存在态度漠视的偏差，应潜移默化，广泛宣传，用换位思考的方法，提高他们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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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概论论文篇5
浅谈腐败现象的犯罪社会学思考
摘要：腐败犯罪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毒瘤。处于社会转型期，众多犯罪类型中的腐败犯罪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来，国际和国内对我国反腐进程高度关注。反腐一直都是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进行剖析，并且提出了一些治理方案。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治理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并且从中找到治理的对策。社会转型期内，我国腐败问题尤为突出，既牵扯到整个社会的宏观发展，又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那么，对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我们可以作出具体分析，从而找出一些对策遏制腐败现象。
一、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过程，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随着我国不断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冲破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同时不同的文化不断地汇聚，然后冲突或者相互吸收。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法制与传统习惯的冲突，市场竞争与垄断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冲突等等。
二、我国目前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我国目前反腐形势严峻，习对腐败犯罪深恶痛觉，采取绝不姑息的态度，后我国反腐成果显著，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腐败犯罪现象的新特点。
(一)腐败犯罪手段多样化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在迅猛发展之中，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够让我国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利决定着这些资源的分配。各种国有资产，如土地、矿产、石油行业无疑成为腐败犯罪的重灾区。腐败犯罪从官员本人直接收受现金转向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从周永康落马后，整个腐败犯罪链条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康的整个家族成员成为商人行贿对象。官员家属开设公司的资金大都来源于商人，而这些隐蔽的资金很难查到来源。还有一些人会收集相关官员喜好，投其所好。从名画、玉石到毒品，行贿手段层出不穷。
(二)网络成为反腐重要阵地网络不仅成为腐败犯罪举报的工具，更成为民众了解腐败犯罪的重要途径。也促使官员在生活中更加谨慎。从之前的“表哥”到现在腐败犯罪的新词汇“通奸”、“不正当男女关系”。正是因为网络，我们接触了解到了更多的腐败犯罪，从而能够提醒自己保持自我的道德准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随着电子计算机不断普及，网络成为举报和反腐的重要途径。当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时，群众通过网络举报往往成效显著。
三、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
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层出不穷，我们需要正视腐败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其产生的成因。犯罪原因宏观与微观层次论认为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的视角：个体犯罪形成的原因，总体犯罪形成的原因。前者是犯罪原因的微观调查，后者是犯罪原因的宏观研究。微观原因将个体犯罪至于微观社会中，核心是对犯罪人个案的微观社会剖析，探析一个人为什么犯罪，宏观研究将总体犯罪置于宏观背景下，核心是对犯罪现象的宏观分析，揭示社会为什么存在犯罪。笔者主要从腐败犯罪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探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宏观原因1.经济与腐败犯罪。我国经济改革成果显著，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对于官员而言，他们每天见到的都是比他们物质条件丰富得多的各类人。作为官员，他们手中的权利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拥有过多的财富。那么一旦他们把获取财富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又没有其它手段来获取更多财富，就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把国家利益和职责放在一边。
正如默顿认为当文化规定的作为普遍追求的合法目标与社会结构所能结构的借以实现目标的社会认同手段之间存在冲突时，就会使人们体验到“失范性紧张”，为了消除这种示范性紧张，人们便可能以形式主义、退隐主义、反叛等方式表现出越轨行为。2.文化与腐败犯罪。在社会转型阶段，官员面临着诸多文化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思想与现在的廉洁奉公思想产生冲突。国外腐朽的资本主义享乐思想与公务员艰苦朴素的思 想产生冲突。官员在面临着这些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如果思想不坚定，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在这些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会有部分人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从而形成自己的亚文化，来对抗恪守职责、廉洁奉公的主文化。所谓“亚文化群”理论，是指全体成员在密切交往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与主流文化相差异的文化特性，这种群体亚文化一旦形成，便具备自我再生产和自我维持功能，群体成员效忠于这种文化并受其控制。官员一旦进入到亚文化群体中，思想就会松懈，和一些不法商人勾结起来。一些落马的腐败官员会沾染黄、赌、毒等不良嗜好。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贪腐的官员都是链条式落马，彼此勾结，官官相护。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内，官员在面临不同文化冲击时，要坚守住内心的底线。3.社会控制与腐败犯罪。社会控制论认为阻碍人们走向犯罪的原因有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抑制因素。外部的抑制因素就是社会约束或社会联系，内部因素则是健康的个人品格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内部力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抑制力脆弱，都会导致人们走向违法犯罪。中央巡视组在一轮巡视过后，打击掉诸多腐败根基。但是缺乏相关的监督制度，使得官员大都抱着侥幸的心态。因此把腐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我们当前所需要做的工作。除此之外，有些官员并没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成为自己工作的准则。以至于会出现诸多贪腐现象。在有些会议上，一些官员会大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引经据典熟练地阐述，但是会后就被中纪委带走。官员没有用行动去践行核心价值观，而更多的是挂在口头上。
(二)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微观原因1.家庭与单位因素。长期和各种富裕商人打交道，官员家属难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以他人或群体为参考系进行比较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后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心理。虽然权利让他们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享受了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是相比周遭的朋友，就可能产生一种处于劣势的消极社会心理。同时，萨瑟兰的差异交往论认为犯罪是习得的。从十八落马官员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生涯的开端都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但是随着他们政治生涯的延续，他们会看到并且学习到某些同事的隐蔽的贪污犯罪手段，这也会诱导他们走上腐败的犯罪道路。
(三)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个体原因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我国改革成果显著。会有部分官员放松警惕，从心底开始懈怠。同时从腐败犯罪者的年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犯罪大都是在中年。他们在生理上大都已经不如年轻人，而权利之大达到政治生涯巅峰。此时，他们会产生能捞一笔就捞一笔的懈怠思想。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如很多官员都在聚会中会钱色诱惑。网络中会经常出现官员在ktv放纵的照片，当他们满足心理和生理的欲望，在ktv与行贿者娱乐时，这种情景因素最利于麻痹心智。接受行贿者的安排，然后任其摆布。
四、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治理
(一)建立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安全阀机制冲突理论者确信，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愈是僵化，或愈是不容许社会成员表露出对立的要求或主张，慢慢积累寄来的危险、敌对的社会情绪便愈多，也就愈需要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在社会转型期，官员面对工作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找到宣泄的出口。生活和工作中的不满积压在心中，既不利于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也不利于解决群众的问题。解决民众的诸多诉求时，我们会考虑为他们建立完善的安全阀制度。但其实官员同样需要安全阀制度解决他们的不满。在社会转型期，官员既面临着机会又面临着挑战。他们是各种利益博弈的平衡点，在诸多冲突中寻求一个理性点。内心稍有动摇，就极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他们同样需要安全伐制度诉说他们的诉求，提出他们的意见。
(二)加强社会内在控制社会内在控制包括文化和思想控制。现今社会对腐败具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从民众舆论到社会风气，无形中纵容了腐败现象的产生。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官场腐败文化，腐败文化对官员影响范围广泛程度深远。因此每当大老虎落马时，民众就会产生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担心是否引发官场地震。只有彻底铲除官场的腐败文化，彻底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犯罪。不仅需要官员严格恪守廉洁执政，而且民众需要树立对政府公信力的信赖。只有整个社会对腐败采取零容忍姿态，严格按照规章程序办事，尽量不去“走后门”，官员才没有滋生腐败的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需要官员和民众共同努力，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在言行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含义。
(三)完善腐败监督机制腐败犯罪的检举揭发最需要民众的参与。公权力只有受到民众的监督，才会得到制约，从而才能保证不被滥用。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长远之道。反腐不能只靠党内反腐，最根本的是调动起民众对权利的监督。网络反腐成为民众反腐的重要手段，但是更多的反腐举报不能通过网络实现。民众对于官员的监督，相关材料难以递交。历经很多程序递交后，难以得到反馈。民众一直被隔离在权利监督的栏杆之外，没有能够参与进来。中国的反腐进程要进步，就需要民众的参与。我国各种政府工作需要更加公开、透明。总而言之，民众能够监督国家公权力的使用，官员的决策能够体现民众的诉求，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才能更加健康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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