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比较文学论文范文
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文学的趋势是走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及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对研究世界文学并对抑制文化霸权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一：当代比较文学论文
摘要：“语言”和“文学”这两个术语是韦斯坦因视为决定学科独立与否的关键性词汇，“语言”和“文学”将比较文学集成为立体浑成的有机体，既有历时的发展脉络，也有共时的彼此观照，呈现出稳定中的变化、变化中的稳定色彩。
关键词：比较文学;语言
一、“文学”之维和“语言”一样
“文学”/“文学性”也是韦斯坦因确立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一环。在完成了什么算是“比较的”文学的回答之后，对于什么样的文学可以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韦斯坦因也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在韦斯坦因看来，“文学”/“文学性”也和“语言”一样，有着丰饶的立体构成和深邃的理论价值，它既指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范畴，也指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其重要理论著作《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韦斯坦因对“文学”作了言简意赅的探讨:在英语和法语中，“文学”一词原来是“学问”(learning)或者“博学”(erudition)的意思。例如，伏尔泰谈到夏普兰时，就说他有“渊博的学问”(une littérature immense)。直到18 世纪，研究的焦点才从主观的人转到了客观的作品上。但即便在这一较晚的发展阶段，文学所包括的还是所有出版物，不管它们在实质上是什么类型的作品(在英、法、德诸语言中，“文学”常常用来指那些非文学的作品)。
在 18 世纪，非功利的作品常常被称为“诗”(poesy)或诗类。直到 19 世纪，才将实用性作品与非实用性作品作了系统的区分。只有当这种区分获得了普遍性的时候，“文学”才获得其真正的含义。正如西蒙•格诺在《七星百科辞典》的序言中告诉我们的，“在搞技术的人们逐渐把他们的专业提到科学这一高度”的时代，“文学是与功能性地使用书面语言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我们不应忘记，直到世纪之交，诺贝尔文学奖还多次授予那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呢。由上，韦斯坦因总结，文学可分为“科学的”和“美学的”两部分(里面也有像科幻小说这种属于两可的情况)，但是，因为有诸如历史小说、散文、日记、自传等杂交类型的出现，这一领域往往不能划出准确的界限。他说:“从理论上讲，如果希望充分考虑文学研究，就应当限制研究非文学现象，而集中探讨文学现象。但在实际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文学界限之外。”
韦斯坦因主张一种“收”与“放”两相结合的“文学”研究。所谓“收”，是指他对“文学”范围的考察和规范，他所强调的立基于文学基础上的比较研究，他的“文学”研究所指，乃为出色的语言艺术品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作品，而非一切文字作品，韦斯坦因和韦勒克一样，强调文学艺术品的美学价值，他说:“文学研究如果降格成为材料的堆砌，它就丧失了尊严，因为不再判断其美学价值了。”所以他认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历史渊源，应该是英国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关注的题目;研究《高老头》中金钱的作用，则是传奇学者和经济史学家感兴趣的题目。此外，他将尼采定位为“诗人”，认为他可以进入文学研究领域，“这不仅因为他写过诗，他的散文风格具有文学性，而且也因为他对许多德国和非德国作家产生过影响。”但是叔本华、博格森、康德、休谟就戴不上“诗人”的帽子，因为他们的著作专业性太强。所谓“放”，是指韦斯坦因为类文学和杂交文学类型留下足够的比较研究空间，他注重具有文学性的作品。韦斯坦因在梳理比较文学史时，曾对布吕纳季耶有所赞誉:“从今天的观点看，布吕纳季耶的思想比他那位杰出的同伴的思想更具现代意识，巴尔登斯伯格后来曾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采取了他的见解。布吕纳季耶说:‘什么叫“文学的”? 不就是有意识地创造那种独特的东西吗? 或者说得确切些，不就是作者，不论他是知名的还是无名的，本身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的某种雅和美的观念吗?’”迪尼对布吕纳季耶这一进步的观念同样赞赏，迪尼还进一步评论道:“布吕纳季耶主张文学批评不但必须集中于文学作品的本身，而且须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分开。这种见解为 20 世纪的批评艺术做了不少铺路的工作。”"7#(331)从中可见，迪尼和韦斯坦因对“文学”的规定既涉及了文学种类问题，同时也将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形式等涉及美学的问题考虑进去。韦斯坦因既为“文学”划分了疆界，但是又不将其框定死，因为他意识到文学研究中“充满了活跃离题的地带”。与此同时，他仍是反对立足狭隘的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韦斯坦因有针对性地否定了同行学者将比较文学严格地限定在文学的范围内的做法，“我的同道中有些纯粹派，希望把比较文学严格地限制在文学的范围内。
对他们来说，如果我答应永远把文学作为起点和目标，也许可以消除疑虑。弗利德里希建议我们把学术研究和教学分开，以便抚慰我们语文学家的良心，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怀疑这种方法是否明智。”这种收放结合的灵活处理方法，为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研究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对于构成“文学”(此处专指比较文学研究)的内核，韦斯坦因划定了纯文学、美学、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圆周环”。他说:“在我看来，在文学和非美学的或基本上非美学的‘人类的表现领域’(例如哲学、社会学、神学、历史编写学和纯科学或应用科学)之间的研究，答案真不简单。”他按照历时的顺序，论述从法国学派肇始的“文学”在名与实上发生的变化和引起的讨论。同样，他划定圆周而不定死边界。韦斯坦因认为，“索邦的创立者们”最初建立学科，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某些褊狭，决定它必定会把自己限制在一种文艺的氛围之内，他也指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其中不断作出努力试图将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展出“纯文学”;然后，二战之后，布朗(C. S. Brown)开始从事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他的观点渐渐成为学科内的潮流和常规;“构成比较文学内核的第二个更大一些的圆周环，是对文学和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它超出了美学范畴，因此更有争议。……从历史上来说，社会科学与文艺学的关系要比自然科学密切。”从韦斯坦因的论述来看，他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倾向，那就是非常青睐文学与其他艺术互相阐发:“只要文学是一种艺术，即它是非功利的积极创造的产物，所以尽管它们的媒材不同，但是它们之间似乎可靠而且很有可能存在的一些共同的因素(反之，它们也为比较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使得文学与其他缪斯控制的领域有某种自然的亲和力。”至于其他学科范围的比较，他认为既然“文学”范围只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只能“讨论方法上较为稳妥的”影响研究，后来，他修正了这一观点，“(我)抛弃了后浪漫主义时代的、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思想，并恢复了世界文学的观点。”所以，他强调将诸如科幻小说、歌剧、芭蕾舞、漫画等文学的混合形式纳入比较文学研究;他尤其关注纯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存在的联系和互相交融的现象，比如瓦格纳的综合艺术品，或具有多方面才能、用两种或多种不同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如米开朗琪罗)。想要指明比较文学的“比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韦斯坦因认为，必须首先界定“整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即民族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韦斯坦因主要考察的是其余三者与比较文学有所关联之处。
韦斯坦因认为，民族文学是“那些形成比较文学基础的基本单元”，它们在语言的区别上与比较文学形成了分水岭;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的区分是人为的，二者在方法学上没有什么意义;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有关或重叠的几层含义有:第一，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包含着对各民族文学的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尊重之意，“因为歌德强调国际接触和富有成果的文学之间关系，阻止根除民族文学特色，所以歌德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对我们的学科是极其有用的。”[5](20)第二，其延伸的含义，“用以指一切时代和世界各地的杰作”，但是在教学中一般只是介绍并讲解它们，这种实践阻碍了比较研究。第三，作为“世界文学史”的缩略用语，必须被理解成世界上所有文学的历史，涵义更为繁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以上术语，涉及包罗诸多相对流动的边界，需要结合实际，决定它们的归属。综上所述，韦斯坦因以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时期的理念反思比较文学历史;他通过整理比较文学史和梳理文学理论，将语言问题作为区分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标准提出来;他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和语言密切相关的翻译问题将成为比较文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这些，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不止于此，因为对艺术史的稔熟，在将艺术(主要是造型艺术和歌剧)与文学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时，韦斯坦因的“跨语言”已经超越了字面意义上的“语言”，既包含时间维度，也具有历史意识，而成为关乎文学艺术创作、关乎文学艺术作品的接受等问题的链接点，成为理解文学和艺术及其关系的一个符号，从而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立体交叉地综合统一起来，把比较文学研究推入到一个纵深阶段。
二、结语
总之，“语言”和“文学”这两个术语是韦斯坦因视为决定学科独立与否的关键性词汇，“语言”和“文学”将比较文学集成为立体浑成的有机体，既有历时的发展脉络，也有共时的彼此观照，呈现出稳定中的变化、变化中的稳定色彩。可见，“(跨)语言”和“文学(性)”的标准之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规定，是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理论建树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参考文献
1、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张隆溪;读书1981-05-31109
2、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谢天振;中国比较文学2006-07-20102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二：比较文学跨学科分析
摘要：中国高等院校学科组成的多元性，中国理工农医经管法和艺术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跨学科研究”的内容将成为比较文学基础教学的一个新的重要支柱。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
一、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日后，学术界将雷马克将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②。这是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吁求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杨周翰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③。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在前一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在“跨学科”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为此，他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①。
历史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又被称为“科际整合研究”，即把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处于同一个母体的、日后被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割裂开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重新整合起来，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的外围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得益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视野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嬗变。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①，而且已不能满足宏观视野下综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和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性研究，既可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顺应时代发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其实，在提出“跨学科”理念的同时，雷马克就谈到了“科际整合”或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有雄心加入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见解和成果集中起来，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别的学科，贡献给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为比较文学“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结起来的桥梁。”如果想发挥这座桥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领域上做文章，即“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③。跨学科研究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边缘性、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外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使文学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藩篱，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学现象连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又将文学置于同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时空领域中，不但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开辟出一条文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对话的渠道，还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文学以外，站在其他学科的视角上观察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学，从而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径已为比较文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二、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
中国比较文学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选入了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的《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的《文学与艺术》;1985年，干永昌、廖鸿钧、倪瑞琴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也选入了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除了将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章选入外，还选入了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除了继续收录乐黛云和钱仲联的同名成果外，还收录了傅鸿杰的《奥尼尔与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诗人的宗教》等;1989年，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除了王宁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学与其他艺术》、许明的《文学与哲学》、王锦园的《进化论与文学》、徐志啸的《文学与宗教》、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王长俊的《文学与绘画》、王宁的《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孙津的《中西文论的哲学背景》等。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也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非本科范围研究”为题介简要提及了“社会学与文学”、“神话、民俗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语言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在“科际整合”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与艺术”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内容。
同年，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和艺术”、“文学和宗教”、“文学和心理学”以及“文学和哲学”等跨学科内容。90年代及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不但成为比较文学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延还拉伸到“文学和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系统论”、“文学与信息论”、“文学与控制论”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现于20世纪尾声和21世纪初叶。如陈洪的《文学与宗教》、龚每律、谭桂林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麻承照的《文学与民俗》、许建昆、陈又凌的《文学与电影的对话》、阮庆岳的《文学与建筑相问》、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等。此外，一些非文学工作者也在自身学术视野内探索文学与其专业的关系，如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蒋容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罗立刚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唐德刚的《史学与文学》、周群的《宗教与文学》等。另外，还有学者将“跨学科研究”引入具体的学术领域中，如郑杰文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陈致文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等。与著作类成果相比，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论文类成果上呈辐射式和多元化态势。除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及“文学与宗教”外，在“文学与计算机”、“文学与网络”、“文学与动漫”、“文学与医学”及“文学与农业”等方面均有数量不等的成果出现，展现出一种较为可观的局面。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1)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马克当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随新兴学科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使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渗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学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身的学术追求出发，深入探讨所在学科与文学的关系，如“绘画与文学”、“建筑与文学”、“医学与文学”等，有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赶超文学之势。(3)整体理论性探索不够，实践阐释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层，流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泛泛叙述。系统的、有理论探索的、有实践个案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论。
三、“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的角色转换
在比较文学基础教学中，“跨学科研究”至今还是一个配角。尽管作为三大研究途径之一，“跨学科研究”拥有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等的地位，但落实到教学环节中，“跨学科研究”则往往成为可有可无的边缘性角色。这一点，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出版的教材中就可见一斑。最早的“跨学科”内容，是以“附”的方式出现在教材的角落中，篇幅也很小。随后的“跨学科”内容，或以“科际整合”，或以“跨学科研究”为题，正式出现在教材的章节中，范畴和篇幅也有所扩充。日后及今的比较文学教材，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格局，即大多把“跨学科研究”作为一个章节的内容加以介绍，范畴相对稳定。然而，一旦进入到具体的教学，对“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关注度，就远远大于“跨学科研究”。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留给“跨学科研究”的寥寥无几，其“附属”的配角地位至今没有大的改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是前面所述的理论建构的不足。自雷马克提出这一理念起，“跨学科研究”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没有产生“影响研究”的“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以及“平行研究”的“主题学”、“题材学”、“文学类”、“比较诗学”以及由此变异而生的“形象学”和“译介学”等理论范畴。缺少了理论根基，就缺少了底气，教学上自然会产生无话可讲的感觉。其次是知识结构的陌生。由于“跨学科研究”的外延超出了文学本身，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对所“跨越”到的学科领域或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在文学与这些学科之关系面前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下手。这种知识结构上的陌生感就导致人们或被迫放弃，或敬而远之，至今尚无成型的理论体系，在课堂上沦为配角就不足为怪。而理论建构的不足和知识结构的陌生，势必导致“跨学科研究”在个案研究上的缺憾。缺少了实践个案的支撑，教学上就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可讲可不讲，可有可无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我们偏偏生活在一个科际整合和学科渗透的时代。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需要多学科交叉影响与整合下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这种态势下，单一的学科领域，单一的知识结构，单一的研究视野，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吁求，纯文学范畴内的研究势必面临超文学和“跨学科”研究的冲击，“跨学科”就这样成为比较文学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学科交叉、文理渗透的趋势下，中国高校的学科组成在近10年中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除传统的文科院校外，汉语言文学专业也走进了理工农医经管法和艺术类院校，不但已培养出别具一格的本科人才，而且已培养出多批别具一格的研究生人才;不但建立起了二级学科的硕士学位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建设也大获丰收。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院校格局和学科格局，也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比较文学就是被强烈冲击的主要对象。在众多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非文科院校中，其不同的强势学科所形成的不同的氛围和校园文化，既决定着该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决定着该学校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就业指向。有的院校有理科偏强的历史传统，有的院校在历史上以工科起步;有的院校在金融、法学类历史久远，有的原本就是艺术类院校。虽然从更改后的校名中无法看出其强势学科的因素，但其内在的强势所形成的校园主导倾向还在左右着其他学科和专业学生的学习走向以及专业素质的形成。在这类学校学习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与传统的文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相比，除了专业名称、学科名称和课程名称上差别不大的外，其内涵已无可比性。考生有的来自文科，有的来自理科。有的自愿报名，有的调剂而来。他们中间，真正打算从事文学事业的凤毛麟角，而其所选择的第二专业往往是法学、金融学、广告学等热门专业，就业是他们的首选，文学只是他们帮助就业，提高人文修养的辅助手段。换言之，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单一的文学知识，而是多学科互相交叉下的综合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比较文学教学中那种纯文学式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就远不如“跨学科研究”那么受欢迎。“跨学科研究”之所以在此类院校中大受青睐就不难理解，“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由“配角”到“主角”的角色转换就成为比较文学基础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建构一种适应此类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以“跨学科”为主体的比较文学课程体系，就成为比较文学基础教学中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中国高等院校学科组成的多元性，中国理工农医经管法和艺术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跨学科研究”的内容将成为比较文学基础教学的一个新的重要支柱。这不是对传统的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为主体的课程体系的否定和取代，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补充和完善。如能得到健康发展，不但可以顺应此类院校人才培养的需求，还可以在客观上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2003-01-2042
2、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立法探索与比较研究刘筠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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