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范文精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我国近代史的一大重要转折点。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篇1：《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的路径抉择》
[摘要]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进行了理论探索和丰富实践，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作出了路径抉择，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路径
一、 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将中国引向胜利之路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高举爱国图强的旗帜，奋起抗争，踏上救亡图存、改变国家命运的奋斗之路。但是，无论是爱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抗击列强侵略的顽强斗争，还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无论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这些斗争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高高举起的利刃屠刀之下，在封建顽固势力对革命人民进行疯狂反扑、残酷镇压之下，他们都未能彻底扭转乾坤，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华民族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禁锢和束缚。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其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将中国引向胜利的坦途。
二、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与路径抉择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站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前列，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标志，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需要引路的政党作出回答。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里，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丧心病狂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面对封建势力顽固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状态，面对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农民这一革命主体在这样的国度里开展革命，就必须对革命的路径作出抉择，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选择一条引领中国革命趋向胜利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所走过的道路，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对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实践的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加深认识并形成共识的。
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代议制民主制度对封建王权和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猛烈进击，资产阶级所发动的诸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无不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背景条件下而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举行的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推翻本国的反动政权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重点放在中心城市。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成功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一般论述，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寻求革命取得胜利，似乎就应该把通过中心城市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作为引导革命成功的必经之路了。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理论上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判断认识还不够深刻，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因循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一度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城市领导发动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以及北伐战争，虽然也曾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加之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影响，蒋介石和汪精卫在1927年先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遂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发动的一系列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也接连失败。
惨烈失败的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惊醒，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的问题。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爆发之前，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1]毛泽东也认为起义中“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2]这表明共产党人实际已经开始了革命道路思路的转向，为毛泽东在起义后期把革命队伍转移到农村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按照秋收起义的计划部署，准备在攻取包括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七个县镇后会攻长沙并夺取之。但起义开始后，进展并不顺利，起义军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先后遭受很大损失。在此紧急情势下，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南下，选定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作为革命队伍的落脚点。在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取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作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率领革命队伍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做法，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思考和判断。以秋收起义为始，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走上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新型的革命发展道路，开始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探索，踏上了对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革命发展道路方向的认识之途。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3]他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形式、具体道路，不应强求一致，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确定。“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4]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领导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造，深刻地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了极具中国革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
在十分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面对敌人的凶残进攻和严酷的形势，党内和红军中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一度滋长蔓延，一些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些疑虑和思想障碍困扰着红军，影响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举行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新鲜经验，强调了建立与巩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在恶劣环境中坚持对敌斗争并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疑问进行了明确的回答。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当时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和红军及党内思想状况等形势，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于1928年10月在湘赣边界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5]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又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写出报告，[6]这两篇文章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分析和论证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环境中的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建立革命政权的农村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密切结合，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途径和必由之路，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否定了照抄照搬的“城市中心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192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给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的主要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7]信中明确提出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同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再次指出，中国革命应该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8]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规律的探索正在逐步展开，思想认识在逐渐深化。
1930年1月，为了回应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对时局估量的右倾悲观思想，毛泽东给林彪复信，回答他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此封复信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在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状况的基础上，不但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倡导的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错误思想，而且批判了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所谓“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9]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10]“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1]现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但中国革命犹如“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12]在这种革命高潮的推动下，“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1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这种思想认识，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和探索，促进了全国各地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5块，红军数量发展到约10万人。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革命态势的蓬勃发展，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行性。农村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的局面，展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途径，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通向胜利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丰富的革命实践促进着革命道路理论的日臻成熟，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化和自觉清醒又指导着实践向纵深发展。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和激励着共产党人追寻着真理发展的正确方向，期待着进一步完善革命道路的框架设计，以期对革命发展的路径作出更为准确的抉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12月，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完成并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文章，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入手，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概括和揭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在理论形态上的完整和成熟。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4]从而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路和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提炼和概括出来，上升为理性认识，并把它作为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而抉择确定下来。
在中国革命道路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实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抗战后期，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广大乡村控制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逐步实现了分块分片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任务。成功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巨大威力和对革命道路抉择的无比正确性。1949年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入城市。新中国的诞生，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所抉择的实现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了圆满成功。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抉择的启示意义
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的理性抉择，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道路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坚持理论创新，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41、242页。
[3] [4]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1、544、542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该决议的第一部分。
[6] 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7] [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8、32页。
[9] [10] [11] [12]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98、98、98、102、50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篇2：《浅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不断创新的基础发展起来的，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以及以后去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本文简单介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的必然性、目的、理论创新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义革命;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世界就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欧战结束后的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到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以及去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国革命的成功，结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改变了世界面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一、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借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不断干涉我国的行政和司法权，而当时的清政府昏庸无能，使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并没有使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再加上民族资本的先天不足，重工业的比重不高，技术、设备的缺乏，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
二、中国走出旧社会、走向现代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
在旧中国各种变革失败之后，我们社会革命的时代也就来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日益发展的新的生产方式，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1944年8月，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毛泽东认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国境内的实现。”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个阶段是1927～1937年，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第三个阶段是1937～1945年，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第四阶段是1945～1949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同志从世界革命的整体看问题作出的定义。首先，提出革命目标是建立新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提出，中国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要分两步走，所以革命胜利后，不可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次，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完全不同，与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也有区别。并且，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比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代表的范围更为广泛。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独到之处在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且社会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结合和统一。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社会，最终必将走向社会主义。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
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突破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模式，创造了第三种革命类型，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课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为中间站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想，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新国家，创造条件，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675、610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篇3：《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大贡献》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妇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参军参战壮大了革命队伍，扩军拥军保证了部队兵源，生产支前保障了后勤供应，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妇女 新民主主义革命 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妇女群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参军参战中抛头颅洒热血，在扩军拥军、生产支前中无私奉献，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巾帼英雄之歌。
一、妇女积极参军参战壮大了革命队伍
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因而这一时期妇女运动同武装斗争密切相连，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断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崇高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妇女改变了几千年的传统，“不爱红装爱武装”，积极参军参战，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踊跃参军，壮大革命队伍。从1927年人民军队创立之日起，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一批批先进妇女先后参加了赤卫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武工队、民兵、人民解放军等革命武装。她们同男战士并肩战斗，英勇顽强，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屡建战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根据地的女子军和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是其中两支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妇女武装。琼崖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于1931年5月，共120人，下辖3个排，划归第二独立师红三团建制，连长庞琼花(后为冯增敏)，指导员王时香。1932年2月，红三团又成立女子军第二连，共70人，下辖2个排，担任乐会县(今琼海县一部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保卫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的妇女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支妇女武装，成立于1934年3月。妇女独立团下辖3个营，团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同年秋，在旺苍坝成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二团，团长刘伯新(牺牲)，政委曾广澜原妇女独立团则称为独立一团，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两个团2000余名女战士，年龄大部分在15岁至20岁之间。她们的主要任务是警戒搜山、剿匪、运送弹药和伤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抗日游击队伍里，都活跃着无数英勇无畏的女战士。1937年10月组建的八路军学兵大队女生区队，有女学生120多人，1938年2月她们陆续奔赴抗日战场。成立于1938年10月的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队，到1939年10月共培训女干部200多人，学习训练结束后她们都奔赴抗日战场。1938年，陕甘宁边区有女自卫军1万多人，一年内就发展到4.6万人。1940年，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部分地区，有女自卫队员158万人。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妇女积极参加武工队、民兵和自卫队，配合解放军作战。女民兵担负着侦察敌情、站岗放哨、交通联络、抬担架、运输、修路筑桥、带领群众转移等任务。“1947年初，山东有女自卫队员102.5万人、女民兵22.6万人。冀鲁豫一次扩军，妇女参军达3000人。”[1]p206
(二)积极参战，壮大革命力量。大革命时期，成立于1927年2月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中有1/3是中共党员，在反蒋平叛斗争中她们随军参战，锻炼革命意志。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女生队有30多名女兵参加了南昌起义，部分女生参加了广州起义，为革命流血牺牲。起义失败后，这些女战士有的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有的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战斗在各条战线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妇女大规模地参加武装斗争。琼崖女子军英勇顽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转战乐会、琼东(今琼海县一部分)、万宁、定安、文昌五县，鏖战50多场，为配合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的“围剿”、保卫琼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成立后屡立战功，长征中承担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并多次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此后，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们又参加了西征，经历了悲壮的历程，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的赵一曼，八路军第一二○师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李林，长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刘亚雄，都是武装抗敌的女英雄。在华中，1939年陈少敏率部从河南挺进湖北与李先念会合，担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政委，领导抗日武装斗争。“这支队伍在6年时间里进行了1000多次战斗，消灭敌人5万多人。”[1]p152在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很多妇女参加壮丁模范队、女子武装队、琼崖女子特务连等，这些妇女武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蒙古族女共产党员乌兰担任冀热辽地区蒙民武工队女骑兵部队的政治委员，率领女兵们在内蒙古前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被誉为“草原上的红司令”。辽沈战役前，这支骑兵部队已发展到1000多人。解放军里的女战士多从事医护、报务、文艺宣传等工作，她们随军转战，英勇顽强。东北野战军仅第四十一军就有398名女战士，其中有140人立功。在华东野战军中，女医务工作者占全体前线医务人员的30%，在后方则占80%―90%。仅1948年一年，华东野战军的女战士就为伤病员输血达2万多毫升，献血立功者有2221人。在西北野战军里，随部队行动的女医务人员及宣传员约有200人。这些妇女武装和女战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妇女积极动员扩军拥军保证了部队兵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兵源。因此，发动农民参加武装斗争是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和保证。在扩军拥军、保证部队兵源上，农村妇女为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动员扩军，补充部队兵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扩红运动中，广大妇女深明大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动员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参加红军，保证了部队源源不断的兵源，为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妇女干部带头示范，妇女积极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在苏区形成了“当红军光荣，当逃兵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妇女群众唱着《送郎当红军》歌曲将丈夫、兄弟送到前线，涌现出争当红军的热潮。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全乡、全村、全家精壮男子一齐上前线的热烈场面。瑞金的“五父子”“八兄弟”，会昌的“四房之独子”积极参加红军的故事在根据地广为传颂。“据记载，从1933年2月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参加红军的总人数在18万左右，建立了几倍于过去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部队。如此繁重的征兵任务，没有妇女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是无法完成的。”[2]p128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广大妇女以民族大义为重，鼓励动员自己的亲人上战场杀敌，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景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涌现出一批“一门三英”“一门四英”的光荣母亲。浙东地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两三年内就由800人发展到1万多人。山东日照县，范大娘在长子和次子相继牺牲后，又送三子参军，被授予“人民的母亲”光荣称号。河南沁阳县，支前模范李河运支持3个儿子参军，又动员3个儿媳和8名亲戚参军，被称为“革命的妈妈”。文昌许三嫂大儿子刚刚牺牲，又把小儿子送到部队，后来两个儿子都牺牲了，房屋被烧毁，她仍然坚持斗争。觉悟了的广大妇女以最崇高的母爱和最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保证着持久抗战的不竭兵源。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妇女无私地送自己的丈夫、儿子及亲人参军，保证了人民军队雄厚的兵源。妇女们提出“好妇女不扯腿”，“男人参军，女人光荣”，“男人上前线，女人在家争模范”等口号，涌现了许多模范母亲和模范妻子。“据山东10个县、冀中7个县不完全统计，一次参军运动中有5200多名妇女送亲人参军。东北的龙江县，有2200名母亲、妻子和姐妹送子、送郎、送兄弟等人参战。辽宁省抚顺县程大娘一共送走3个儿子、2个儿媳和一个女婿参军，被称为‘送子参军的好妈妈’。青年妇女不顾封建习俗的束缚，劝未婚夫参军。从1946年6月到年底，陕甘宁边区31万多青年参军;晋冀鲁豫解放区输送24万子弟参军。在3年解放战争中，仅东北就有160万人参军。”[1]206
(二)踊跃拥军，密切军民关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做军鞋是妇女慰劳红军的主要方式。“据记载：瑞金县从1930年到1934年平均每年都有八九万双鞋送给红军。”[2]p135为解决红军战士的穿衣问题，各苏区均设置被服厂，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她们用手工缝制了一批又一批的军需用品，支援部队。慰劳队是苏区最普遍的妇女组织，加入这组织的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几岁的小娃娃，为红军战士洗衣、补衣、做鞋、表演歌舞等。据当时的慰劳队队长李友秀后来回忆，那个时候妇女慰劳红军的工作做得非常好，红军半夜来慰劳队就半夜欢迎，早上来就早上欢迎，中午来就中午欢迎。慰劳队顾不得睡觉，一叫就到，一通知就来，随时准备欢迎[3]p32。
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妇女组成了缝衣队、洗衣队、慰劳看护队，深入军队驻地进行劳军活动。“1938年间，陕甘宁边区妇女组成看护队1600多个，参加者8000余人，缝衣队825个，参加者5700多人，洗衣队800多个，参加者4100多人。各地妇女还组成慰问队，杀猪宰羊，蒸馍煮饭，缝制慰问袋，敲锣打鼓慰问部队。”[4]p426
为了解除前线战士的后顾之忧，在各个革命阶段我党都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前线战士及其家属的政策，并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根据地广大妇女群众成为拥军优属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妇女普遍参加了割禾队、耕田队等义务劳动小组，为有困难的红军家属代耕，大多数农活都包了下来。她们为红军家属做饭、挑水、砍柴，并募集物品慰问红属。江西兴国是扩红的模范县，其优待红属工作十分出色，普通妇女每月为红军家属劳动5天以上。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优待抗日军属的政策条例，详细制定了优待抗属的政策和具体项目，每逢重大节日集会即请抗属坐前排。在生产方面，她们对抗属实行代耕或半代耕制度等。妇救会等妇女组织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通过她们的工作密切了军民关系，稳定了军心，保证了部队战斗力。
三、妇女积极生产支前保障了后勤供应
由于农村大批男青壮年参军奔赴前线，妇女成为农村生产劳动的主力军，她们毫无怨言地担负起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重任，解决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问题，保障了部队的后勤供应，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缓解劳动力短缺的状况，苏维埃政府动员妇女参加经济生产。在妇女干部的带头作用下，破除了当地妇女不下地劳作的封建习俗，妇女们纷纷下田劳动，学习农田技术，参加农业生产。“到1934年，兴国、瑞金参加生产劳动的妇女达到2万人以上，学习犁田耙田的妇女达8000人以上。江西太雷、博生等地方，许多小脚妇女也参加了生产。”[1]p101由于妇女积极参加生产，使得在大量男性劳动力参加红军的情况下，根据地的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保证了战争需要和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男子走上抗日前线，妇女们挑起了后方生产的重担。她们不仅从事养猪养鸡、养蜂养蚕、纺纱织布、缝制编结等家庭副业，而且冲破传统观念束缚，从事植树造林、开荒种地、送粪施肥、锄苗收割等比较艰苦的田间劳动。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纺妇、织妇约22万人，太行24万人，晋西北13万人，山东120万人。依靠这支大规模的纺织队伍，基本解决了各根据地军民的布匹需求。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妇女成为农村生产劳动的主力军，担负起支援人民战争的重任。1947年晋冀鲁豫地区战事紧张时，全区农业生产的30%至40%是由妇女儿童承担的。妇女工作开展较好的地方，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占妇女劳动力的60%―70%。陕甘宁、山东等老解放区妇女纺织运动继续发展，保证了部队的布匹供应。
(二)踊跃支前，保证战争需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妇女节衣缩食，支援前线。“1933年，江西7个县的妇女退还近2.5万元公债。在借谷运动中，公略县妇女退还借谷票11.7万斤。据瑞金县委妇女部1934年7月的统计，全县妇女为支援红军而卖掉的银首饰达到22万两。”[1]p104妇女还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慰劳队，直接上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妇女积极响应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号召，开展大规模的支前活动。根据地家家户户成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工厂，妇女们承担起为军队缝制鞋袜、衣被、干粮袋等各项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39年间，陕甘宁边区妇女共做袜子、手套8万双，鞋子近2万双。山东省寿光县牛头镇，建立了家庭被服厂，为子弟兵缝制衣被鞋袜8年坚持不懈。根据地妇女还积极为抗战募捐，有些人甚至将珍藏多年的婚嫁首饰捐出。
解放战争时期，几百万大军的军装、鞋袜、被褥几乎全部由妇女们制作。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大规模战役往往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大军参战。军粮的加工、供应、运输基本全由妇女及老幼承担。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妇女不分昼夜地为解放军磨面捣米。“莱芜战役时，山东妇女一周内就准备了1000万斤熟食、数千斤柴草，送往前线。”[1]p205解放区妇女还竭尽全力为部队运送伤员、修工事、运弹药、修路架桥、筑堤坝等，做好后勤工作。辽沈战役中，热东、辽东100万妇女参加抬担架，或远征千里随军服务。淮海战役中，山东约出动190万民工民兵，38万辆小车，5.8万副担架，4.1万副挑子。江苏省淮海地区有60万妇女参加支前。平津战役中，华北和东北地区有30万民工随军行动，平津地区动员约154万男女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前线。在渡江战役中，女船工与男船工一起随大军渡江，涌现出了许多女英雄。第一夜就有12个女水手参加抢渡，被评为渡江一等功臣。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广大妇女除了积极参军参战、扩军拥军、生产支前外，还在策反敌军士兵、瓦解敌军、从事敌后地下工作等方面为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妇女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英勇表现，无疑充分展示了她们是革命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为革命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她们的功绩将激励一代代妇女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肖扬.中国妇女运动百年简史(上)[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
[2]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猜你喜欢：